意大利满布异教气氛，天生的多神教信徒，喜爱祥和而艺术的信仰，多的是不朽的圣徒，他们令人怖畏或喜爱的肖像每年被人抬在大街上游行，金银财宝非常富足，那是来自上打的属地的朝贡，我们不能期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善男信女，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过于虔敬地去养肥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各地有不少的人已察觉使罗马教廷道德败坏的各种弊端，他们比德国人、瑞士人、英国人有更强烈的切肤之痛。意大利的教育阶层虽比任何别的地方享有更多的教学与思想自由，仍要求从大多数人着迷的、被教化的神话中解脱出来。
路德的某些著作于1519年出现于米兰、1520年出现于威尼斯。圣马可修道院居然有一个天主教修士公然宣扬路德的教义。红衣主教给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报告（1532年）说，威尼斯的宗教正陷入低潮，威尼斯人很少持斋和告解，而异端的书刊发行甚多。克莱门特自己也说在意大利的僧侣与俗众之间路德的谣言满天飞。1535年，德国的改革者宣称他们在罗马教会的本土有3万名信徒。
费拉拉城的第一夫人是热衷的新教徒。雷妮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她的新观念一部分得之于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一部分得之于她的女家庭教师苏比斯夫人。1528年，这位公主嫁给未来的费拉拉第二任公爵埃尔科莱·埃斯泰，她把她的女老师一起带去。加尔文于1536年到费拉拉访问她，加强了她的新教信念。克莱门特·麦罗与法国加尔文派出版商休伯特·朗格特也前后来访。埃尔科莱原先都以时髦的文艺复兴礼节接待他们，直到其中一人嚷着说这是偶像崇拜时才改变，这是发生在1536年复活节前的礼拜六作十字架崇拜时的事，于是他让宗教法庭质询他们。加尔文和麦罗逃走了，其他人则因宣称坚信罗马公教的正统而幸免于难。但1540年后，雷妮另外聚集了一批新教徒众，而且不参加天主教的崇拜。埃尔科莱为了讨好教皇，把她放逐到波河沿岸康山多罗（Consandolo）的公爵别墅；但她依然故我，随侍左右的都是新教徒，并以改革的信仰来教养她的女儿们。埃尔科莱因为担心他这几个新教的女儿在政治的婚姻中无足轻重，干脆送她们到女修道院。最后他还是让宗教法庭对雷妮及她的24位家属起诉。她被控以异端罪，判处终身监禁（1554年）。她撤销新教言论，接受圣餐，而得以恢复宗教与政治上的尊荣。而她真正的想法，可由其晚年感伤的孤独而见。1559年埃尔科莱死后，她回到法国，住在法国加尔文教徒的避难所蒙塔日。
在埃尔科莱治下的摩德纳，有一阵子也闹了新教的风潮。科学家与哲学家聚集的学术院容许相当的讨论自由，但包括维萨里的学生和继承人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在内的某些人员却有异端之嫌。保罗·里奇（Paolo Ricci）公然布道反对教皇权柄，路德的观念在商店、广场、教会到处引起争议。里奇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萨多雷托红衣主教替学术院的人辩护，声称他们效忠教会，而且学者应该有权享受研讨的自由。教皇保罗三世要他们签字声明信仰了事，但埃尔科莱解散学术院（1546年），使一个不愿悔改的路德教徒在费拉拉被处死（1550年）。1568年天主教的反动转趋强烈时，13个男人、1个女人在摩德纳以异端被焚。
在卢卡，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副院长彼得·韦尔米格里筹组博学的学术院，引进特殊的教师，鼓励自由讨论，而且告诉会众不必把圣餐看成神秘的变化，只须当它是纪念基督的受难就行了，他是路德教外的路德。设在热那瓦的一个教团传他质询，他逃离意大利，公开谴责天主教的错误与滥权，又接受了牛津大学神学教授职位（1548年）。他参与编撰《一般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1552年）时的论争，天主教在英格兰再度得势时他离开英国，1562年死于苏黎世，仍担任希伯来文教授。他那在卢卡的小修道院有18个教士跟随他舍弃教职与意大利。
由于尤安·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的影响，贝加莫的索拉诺主教、威弥利及其他一些人改变了新观念。他和他的兄弟阿尔法诺（Alfono，也许是历史上最具天赋的孪生兄弟）是卡斯提贵族的后裔，阿尔法诺倾心于伊拉斯谟，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的拉丁文秘书，写了一本《哺乳对话集》（Dialogo de Lactancio，1529年）来为攻击罗马教会辩护，他以为如果罗马教会把路德公允地批评的滥权之处改过来，路德就不会脱离罗马教会了。尤安在同书补上一篇《默丘里奥·卡龙对话录》（Dialogo de Mercurioy Carón），他的异端是政治方面的：应使富人自力谋生；穷人有权分享富人的收入；王侯的财富为人民所有，而不该在王侯之间或宗教的战争中损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很自然地选上了巴尔德斯，使他在30岁时就任御前大臣。巴尔德斯却搬到那不勒斯去，矢志写作与教学。他依然效忠罗马教会，信仰上则支持路德的释罪论教义，认为虔诚的神秘主义比任何以外在仪式上表现虔敬更崇高。许多名绅士、贵妇聚集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领导：威弥利、伯纳迪诺·奥基诺、诗人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彼德罗·伽纳塞奇、维多利亚·科隆纳、科斯坦查·阿瓦洛斯、阿马菲的女公爵、西班牙大宗教裁判官的女儿伊莎贝拉·曼莉奎及朱丽亚·贡萨加，她的美色我们已有所闻。尤安·巴尔德斯死后（1541年），他的学生四散于欧洲各地。包括维多利亚·科隆纳在内的一些人留在天主教会内，有些人则把他的思想发展为公然的异教学说。3个较不出名的学生于1564年在那不勒斯被砍头焚烧，伽纳塞奇于1567年在罗马被砍头，朱丽亚·贡萨加的性命因残酷不仁的保罗四世之死而得救；她于1566年进入女修院，那不勒斯的改教分子则随她销声匿迹。
伯纳迪诺·奥基诺历经宗教演变的各个阶段。他的出生地是锡耶那，靠近圣凯瑟琳出生的地方，但他向她的宗教虔敬挑战。他原本加入圣方济各教团，但发现他们的仪规太松懈，转而投入较严的嘉布遣会。奥基诺那种禁欲的无我深深地使他们惊异，他的肉体的苦修也是如此；他们选他为司教总代理时，他们以为找到了圣徒。他在锡耶那、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的布道词，在意大利各地引起回响。从100年前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热诚与雄辩滔滔的声音。查理五世亲自跑来听道；维多利亚·科隆纳深受他的感动；彼德罗·阿雷蒂诺是一个罪迹累累的人，听他布道后内心里起了极虔敬的骚动。任何教堂都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会众。谁会想到这个人死时是个异教徒。
但是他在那不勒斯遇上了巴尔德斯，也因而熟知了路德与加尔文的著作。释罪论很合他的心，他也在布道时开始暗示。1542年，他被威尼斯的教皇使节召见，受命不准布道。不久，教皇保罗三世邀他到罗马讨论某些圣方济各教徒的宗教观。奥基诺本来信任开明的教皇，但他畏惧宗教法庭无边的权力，而孔塔里尼红衣主教也警告他有危险。这位意大利的圣人与偶像，他与彼得·韦尔米格里在佛罗伦萨相遇后，突然决定与他一样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新教的地区。科隆纳有个兄弟给他一匹马；他留在费拉拉时，雷内供应他衣物。他路过格里松（Grisons）去苏黎世，然后又到了日内瓦。他赞成加尔文所创的清教徒的仪规，但是他的德文比法文好，他搬到巴塞尔，再到斯特拉斯堡，最后到奥格斯堡，想靠口才或写作谋生。1547年，查理五世清剿米尔贝格（Mühlberg）的新教徒后，进军奥格斯堡做德国的主人。查理五世获悉他在那不勒斯听到的那个圣方济各修士住在那里，而且结婚了。查理五世下了逮捕令，但执行的官员们偷偷地放过他。他逃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就在近乎断炊之时，克兰默大主教邀他到英格兰去。于是他在坎特伯雷工作了6年（1547—1553年），担任支薪牧师。他写了一，对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有很深的影响；玛丽·都铎登基时，他匆匆逃回瑞士。
他在苏黎世获得某一会众的牧师职位，但是与他的唯一神教观有了抵触，他发表了一篇对话录，主张一夫多妻的观念比主张一夫一妻的论点可取，结果他被革职了。他受命三周之内离开该城，虽然时值12月（1563年）的大寒天。巴塞尔不准他停留，纽伦堡只容许他短住。不久，他举家搬到波兰，因为比较来说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思想家的避难所。有段时间他在克拉科布道，国王下令驱逐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国人时（1564年），他也被赶走了。从波兰到莫拉维亚的路上，4个孩子中有3个因鼠疫而死。他比他们多活了两个多月，1564年12月死于夏考（Schackau）。他最后说的话是：“我不愿做个布林格教徒，不愿是个加尔文教徒，也不愿是天主教徒，只想当个基督徒。”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艰险的呢！
意大利当然不可能走新教的路。一般百姓虽然反对教权，即使他们不上教堂，他们还是生活在宗教中。他们喜爱被时间圣化了的仪式，有益于人或会安慰人的圣徒，及那些使他们从穷困的生活提升到伟大歌剧的崇高而深信不疑教条（上帝的死救赎了沦落的人）。带着强烈宗教信仰的西班牙统治意大利，在两个半岛发展了天主教的势力。教廷的财富是意大利的传家宝与天赋的利益，大多数意大利人会把想结束这个受贡的人看作丧心病狂。上层阶级因意大利中央地带的政治权力而与教廷有所争执，但他们喜爱天主教，因为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府方面是活泼的助力。他们深知意大利艺术的荣耀不能没有罗马教会，需要她的各种传说来引发灵感，也需要她的财力来支持。天主教本身已成为艺术，它的感官因素已湮没禁欲与神学的因素。彩色玻璃、香炉、音乐、建筑、雕刻、绘画，还有戏剧，都是罗马教会里的活动，也为她所有，这些艺术汇流在一起，更可见他们与罗马教会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与学者无须脱离天主教改奉他教，因为他们潜心学术与艺术就是改教。成百上千的学者与艺术家由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支持。许多人文主义者、某些温文的怀疑论者，在罗马教会里身居高位。意大利深爱可及的美，而剥除了不可及的真理。而且，难道那些好发异想的条顿人、那个日内瓦的小教皇，那个残酷不仁的英格兰国王，就找到了真理吗？意大利的知识阶层差不多忘却了地狱与天谴时，那些改革家的叫嚣是多么无聊而令人气闷呀！我们很能了解那种静静地、私下地放弃基督教神学，而支持朦胧的、温暖的合理神论的处境，但以定命、宿命的恐怖来取代变体论的神秘，看来就像一条从振奋人心的象征主义走向自杀的荒谬的通道。就在这时，罗马教廷对意大利人民的异教癖好广加宽恕时，加尔文却要求全世界自梏于清教徒的严训之中，威胁着要从人生中排除所有的愉悦与自主权。然而，如果野蛮的条顿人与英国人不把他们的资财进贡到意大利来，意大利人的愉悦与艺术又如何继续发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