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米斯（Pierre de la Ramée）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的独自尊荣的风头。其一生甚为浪漫，结果却惨遭横死。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影响长达3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不仅是肉体，而且是内心，几乎控制了灵魂，因为从没有一个异教徒的思想家能成为罗马教会认定的官方哲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曾打算以柏拉图来取代他的地位，但宗教改革者当时正要扼杀人文主义，或可以说害怕人文主义。因此路德在1546年去世时，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仍是基督教德国及天主教法国等地的思想主流，虽然路德曾诅咒它。对于饱学的年轻人来说，要将亚里士多德从其宝座上拉下来不啻是一种诛杀暴君之举。1536年，拉米斯只有21岁时，他提出一个很激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都是假的”——作为向巴黎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他花了一整天时间为他的论文向教员及其他反对者辩解。
拉米斯的事业可以说是对教育的颂歌。他出生在皮卡迪（Picardy），靠近加尔文的家乡努瓦永。因为急欲上大学，他两次尝试徒步到巴黎。但两次都没成功，他很沮丧地回到家乡。1528年，他12岁时，他充当一名在那瓦尔大学注册的有钱学生的书童。这种情形好像法国诗人维庸所做的那样。他白天工作，晚上念书，这样熬了8年终于完成了文学院繁重的课程。在这期间，他几乎失明，但他发现了柏拉图：
我来到巴黎时，我觉得像置身于巧辩家的诡谲之中。他们用质问与争辩的方式教导我有关自由放任的艺术，却没有教我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毕业后，我认为这些争辩并未使我得到任何知识，而只是浪费时间。由于这种念头，又因为有幸运之神的引导，我开始研究色诺芬和柏拉图，而且学到有关苏格拉底的哲学。
我们有多少人在年轻时能够有这种令人振奋的发现！在研究柏拉图著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柏拉图天生是一个饮酒诗人，柏拉图在雅典那种空气中听到了哲学，而且从风飘之中将它把握住，遗之后世亿万年。他又感觉到在一片为淫乐贪欲之事而争辩声中，苏格拉底与其门徒之音仍绕梁不去。看了亚里士多德枯燥的文章后、念了一大堆有关中庸之道的理论后，再接触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著作是何等轻松的事。当然，只要我们稍将亚里士多德的演说稿与其老师的语录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与拉米斯对亚里士多德稍微不公平。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够了解亚里士多德。拉米斯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工具论》一书的逻辑学著作者，而学院派的亚里士多德只是挽救了那些变成基督教正统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经院哲学。拉米斯说，在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学3年中，他未发现一点能用在科学或生活上的东西。
拉米斯获得硕士学位，这不仅是他本人知识学问与勇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巴黎大学教员们的赏赐。这也可能是那些教授对这些所谓的逻辑与中庸之道感到厌烦。也有一些教授对此甚感愤怒，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本钱在一天的辩论中被损害了。从此，拉米斯必须开始面对那些敌意与仇恨而终其一生。
他获得的学位使他有资格教书，他也很快在一所大学教一门课——演说。他将哲学混杂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他的课程越来越多，所得也增，使他能偿还他母亲为付他学费所花的储蓄。经过7年的准备，他在1543年发表两本著作，继续推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努力。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批判》（Aristotelicae Animadversiones），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做正面的攻击，有些地方甚至攻击得很激烈。第二本是《逻辑的分类》（Dialecticae Partitiones），在该，他提出一套新的体系来替代旧的。这对“逻辑”也重新下定义为“谈话的艺术”，他把逻辑、文学、雄辩术夹杂在一起用来说服别人。大学当局看到这种教学方式有点危险，但予以谅解。更有甚者，他们对拉米斯的某些论点持怀疑的观点，认为它带有异端邪说，如“怀疑是知识之母”。这是笛卡儿出现之前的笛卡儿方法学的怀疑；或是他呼吁应多研究《圣经》以取代巨册的经院哲学，这带有新教徒的论调；或是他为神学所下的定义，使道德逐渐取代了宗教。而拉米斯的这些骄傲、喜好争辩、粗暴的反对声调，他武断地自视为超乎教条之上，等等，都是他激怒他人的地方。
他那两出版之后不久，该校的校长就将他召至巴黎大教堂指控他为宗教的敌人，公共秩序的危害者，用危言耸听来腐化青年。该审判由5位皇家委员会成员主持，由拉米斯指定2人、控诉人指派2人、弗朗索瓦一世指定1人。由于对审判程序感到不满意，拉米斯撤回其所任命的2人。余下的3名判定拉米斯有罪（1544年），由国王发布一道敕令，禁止他上课演说、发表著作或再攻击亚里士多德。谴责他的告示贴满城市，甚至送到其他一些学校去。学生上台讽刺模仿拉米斯的稀奇古怪的动作，拉伯雷对此也大大地取笑一番。
沉静了一段时间后，拉米斯又在圣玛利亚大学（Collège Ave Maria）开了一门演说课，但他限定自己只教修辞和数学，而政府对他的违抗命令视而不见。1545年，他升任德普雷勒学院（Collège de Presles）的助理校长，这时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亨利二世继承弗朗索瓦一世时，他将对拉米斯的判决重新予以考虑，允许他自由论著讲学。一年之后，亨利二世任命他为皇家学院的院长，在那里他不受大学的控制。
这时他已到达事业的顶峰而成为巴黎声望最高的教授，开始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改革教学方法。如果他强调修辞——那时候即指文学——则他不只是要复兴哲学与诗词，他更要将充满热情活力的人文主义注入枯燥无味的抽象与经院哲学的课程中。在5篇有关文法的论文中，他将逻辑运用到语言上，他要使法文的拼音完全符合其发音，但法文仍照它绕来绕去的老办法拼。无论如何，他将“j”及“v”两个字母介绍到法文中以取代子音的“i”和“u”时甚为成功。他自己苦读出身，因此建议设立清寒奖学金，并谴责毕业必须付巨款的制度。同时，他致力于提高教师们的酬劳。
1555年，他发表了一部《辩证法》（Dialectique），那是第一本有关逻辑的法文论著。此时，他不但讨论推理的过程，更论及理性本身。他天生就有一种反抗传统与权威的气质，他唯一服从的只有理性。他具有文艺复兴那种热情，相信如果理性能充分发挥，100年之内所有的科学将达到完美的境地。他说：“我不断地研究，想把文理学科上的各种障碍一扫而光，使各门学科更为通畅简易，不仅使我们能增加智慧，而且可将其加以运用的境界。”
他的哲学与个性使他倾向同情新教徒的革命。法国新教徒获得政府的容忍时，他甚至有一段时期参加这项运动，1561年，他宣称服膺改革后的新教。第二年初，他的一些学生在德普雷勒学院的教堂里公然诋毁宗教信仰。这时政府继续支付他薪水，但其地位已逐渐动摇。1562年，内战爆发，他随着一队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凯瑟琳所派的卫队离开巴黎。一年之后和平条约签署了，他又回到巴黎。他婉辞波隆那大学的聘请，他说他自己欠法国太多而不能离去。
他的主要对手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坦白承认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但用钱买通进入皇家学院任数学教授时（1565年），拉米斯谴责这一任命，夏庞蒂埃则威胁他。拉米斯向法院请求保护，夏庞蒂埃被系入狱，但很快又被释放。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争执不下，一直到拉米斯去世。1567年，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内战再度爆发，使拉米斯再度离开巴黎。这时政府规定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在皇家学院任教，因此拉米斯回来后隐退。凯瑟琳继续并加倍付其薪水，使他得以全神贯注地研究、著述。
1572年7月，瓦朗斯（Valence）主教蒙特卢克（Montluc）邀他加入瓦朗斯驻波兰的大使馆，这可能是主教预测到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而希望保护这位高龄的哲人。但拉米斯予以拒绝，因为他对到波兰坐在安茹王朝的亨利王子的座旁毫无兴趣。8月17日蒙特卢克离开巴黎，24日大屠杀即开始。26日，两名武装兵士侵入德普雷勒，登上拉米斯在六楼的书房，发现拉米斯在祈祷。其中一人开枪射他的头，另一人则用刀刺，之后两人合力将他抛出窗外。他的学生和一些顽童将他奄奄一息的尸体拖到塞纳河边并投入河中。其他的人将他的尸体寻回并将之碎尸万段。我们不知道谁雇了这些凶手，但绝不是政府，因为查理九世和凯瑟琳始终支持拉米斯。夏庞蒂埃则为这次屠杀和凶手欢呼：“8月天灿烂的太阳为法国带来了光明，那些废物和胡言随着其主子一起消失，所有好人都将齐声同庆。”两年之后夏庞蒂埃去世，有人说他是懊悔而亡，但这对他来说太褒奖了。
拉米斯去世了，其影响力也好像被击败，其对手获得了胜利。虽然在以后的30年之中，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地听说有其信徒，一直到笛卡儿出现为止，拉米斯攻击的经院主义一直是法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如要说在这一段期间内哲学有少许成就，科学上的进步则是划时代的。现代的科学可以说始自哥白尼和维萨里。地球上我们所知的范围已经加倍扩大，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地改变。在速度与范围方面，知识的领域急速地增加。在科学与哲学上利用本国语言和文字使过去为少数学者与教士独占的工具与学识已为中产阶级共享，如佩尔及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上、拉米斯在哲学上都用本国文字书写，习惯、信仰及权威都已破产。信仰已开始不稳定，并随着新的自由成为数百种形式。
一切都在变迁中，唯独罗马教廷例外。处身革命的风潮中，它显得有些迷茫，起初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但是接着很断然地面对其所遭遇的问题：是改变教义来适应观念的新气候与流变呢，还是顽立不动，等着思想与感情的钟摆使人们卑逊地、渴求地来祈求它的慰藉与权威？它的答复决定了它的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