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满医学之保守落伍，凭借宣称他们自己有某些奇特神妙的医疗方法而轰动一时，但最后都因过于夸张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中。然而这种令人讨厌的大夫的偶尔出现使得医学思想必须不断地求新，而在治疗人类的生命方面，医药必须一再地检查革新，如此来说，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政治与哲学一样，在医学方面，激进的青年与保守的老派彼此很不情愿地合作，而使千奇百怪的医疗方法得以保持平衡的发展。
菲利普·泰奥弗拉斯托斯·霍亨海姆（Philipp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自命为奥里欧鲁斯（Aureolus）再生，因为其承继了后者的智慧；帕拉切尔苏斯可称为拉丁化的霍亨海姆。其父威廉·霍亨海姆（Wilhelm Hohenheim）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德国巴拉维亚境内一个贵族的私生子。为了改变环境，威廉到瑞士靠近爱茵西德伦（Einsiedeln）的穷乡僻壤行医，并娶了埃尔莎·奥克斯纳（Elsa Ochsner），后者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女儿，任助理护士之职。没多久，埃尔莎就变成了心智衰弱的精神病患者。这两种不同的遗传使菲利普趋向不稳定，而且因环境而造成了一种憎恨地位阶级的情绪。他出生于1493年，从小就与其父的病人为伍。同时也可能受了旅店的影响，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兴趣。有一个不太可靠的故事说，他被一只野猪或是一名喝醉的军人阉割了。在他的成年期中，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记载。他9岁时，其母自溺而死。可能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们父子两人离开菲拉赫（Villach）到提洛尔。据说，威廉在那里的一所矿工学校教书，并涉猎炼丹术。当然附近有矿场和熔冶厂。菲利普可能是从那些地方学到一些化学知识，他运用这些知识改革了医疗方法。
他12岁时，出外到海德堡念书。这时他不断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他从弗莱堡大学到因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科伦大学、图宾根大学、维也纳大学、欧福大学，最后就读费拉拉大学（1513—1515年），虽然在中世纪这种游学的情形是常有之事，但也充分显示出他不稳定的天性。1515年他仍未取得任何学位，他加入西班牙查理一世的军队，充当一名理发医生，此时已改名为帕拉切尔苏斯。战争结束后，他恢复四处游荡的生活。如果他自己说的可信的话，则他曾在格拉纳达、里斯本、英格兰、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及其他地方行医。1525年“农民战争”爆发时，他在萨尔茨堡为伤患疗伤，同情其纲领。他谴责金钱、高利贷、商人，宣扬土地与贸易的共有主义，主张一切均分。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智慧》（Archidoxa，1524年）中，他驳斥神学而赞扬科学的实验。农民革命失败后他被捕，但由于证明他从未亲执干戈作战，他得免以上绞架，但仍被放逐出萨尔茨堡。他只得匆匆离去。
1527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执外科业，并向理发医生讲授课程。其所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虽是理所当然，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则含混着道理与胡言、医学与魔术。他驳斥占星学，但后来又接受了。他绝不在月亮的形状不对的时候替人灌肠。他嘲笑有魔棒之说，却又宣称曾将铁变成金。正如阿格里帕一样，他受知识的欲望激励，渴求寻找出一些能点石成金的“哲人之棒”，就好像那些能解释宇宙现象的定律。他用与生病的器官颜色或形状相似的药物来治疗。他有时也用魔咒或护符来作为治疗的方法。
除了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妄想外，他也很大胆地将化学应用在医药方面。有时他的言论好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人由物质而来，物质是宇宙的整体。”人类与整个宇宙相比好像小宇宙与大宇宙之别，两者都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最基本的是盐、硫黄和水银。很显然，这些无生命的金属与矿物充满了生命。化学疗法是用大宇宙的物质来治疗小宇宙的毛病。在身体上，人是化学的组合，疾病不是盖仑所说的体液失调，而是组成身体的化学物质的失调，这就是最早的现代新陈代谢的理论。然而，那时候的治疗方法仍然取决于植物与动物做成的药物。他精于炼丹术，因此强调无机物质治疗疾病的可能性。他将水银、铅、硫黄、铁、砷、胆矾及钾的硫化物列入药典中；他推广化学合成药与提炼剂的运用，他是第一个将鸦片溶在酒中当药用的人，我们称该药为“鸦片酊”。他鼓励洗矿泉浴，并解释其各种不同的性质和作用。
他注意到职业与所居地区对疾病产生的影响。他在矿工身上研究肺结核，他也是第一个将痴呆症与地方甲状肿腺症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对癫痫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将麻痹与语言的障碍归诸脑部的损伤。当时一般认为痛风和关节炎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可避免、无法医治的疾病，但帕拉切尔苏斯宣称，如果对这种痛风和关节炎的诊断结果是因为食物的残渣停留在结肠太久，而产生的酸所致的话，那这种痛风及关节炎就可治疗。他说：“所有的疾病都能导源于未能消化的食物的凝结。”他称那些肠内腐败物质产生的酸为“塔塔”（tartar，齿垢），因为它们存在于关节、肌肉、肾及膀胱中，“像地狱之火在燃烧，而塔塔罗斯（Tartarus）就是被关押的地狱之神。”他说，“医生们吹嘘他们对解剖的知识，但他们看不到留在牙齿上的齿垢。”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他建议人们遵守好的食谱，服滋补品不要过重以阻止身体内这种残余物质的积存。他用橄榄油和树脂的合成物来软化这些残余物质，在更严重情况下，他更提倡用手术割除。他宣称曾用这些方法治好了许多痛风的病例，而许多我们这一时代的医生也采用帕拉切尔苏斯的诊断方法医好了许多人。
帕拉切尔苏斯在斯特拉斯堡的医疗成就传到巴塞尔。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弗罗本被其右足剧痛困扰甚久，而医生们都建议将其割除。弗罗本邀请帕拉切尔苏斯到巴塞尔替他诊断。帕拉切尔苏斯去了，而且未用手术刀就把他的病治好了。当时与弗罗本住在一起、多病的伊拉斯谟也向帕拉切尔苏斯请教，后者也为他开药方。我们不知后果如何。无论如何，这两位著名的病人为这位年轻的医生带来了新的名气。也由于这种奇遇，他更接近其日夜盼望的大学教授职位。
那时，在巴塞尔的市议会中新教徒占多数，他们不顾伊拉斯谟和天主教少数派的反对，解除了该市医生旺内克尔（Dr.Wonecker）的职务，其理由为旺内克尔发表反对改革的谬论。他们让帕拉切尔苏斯来接替该职务。市议会和帕拉切尔苏斯都认为这一任命使他有权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但大学教师们谴责这一任命，他们知道帕拉切尔苏斯在解剖学上的弱点，因此提议对他进行公开的适任考试。他逃避了那次考试，开始执行市医生的职务，并在私人场所公开演说教学（1527年）。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邀请来召集学生：
本人，泰奥弗拉斯托斯·邦巴斯特·霍亨海姆，医生兼医学教授，向诸位医科学生问好。在所有的科系中，只有医科被公认为最神圣的艺术。然而，现在很少医生能很成功地行医，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它恢复原先的光荣，扫除野蛮人的影响，补救错误。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并不执迷着古老的教条而不放，而纯粹以研究自然之学及运用多年行医所获的经验为方法。谁不知道大部分当代的医生都因局限于阿维森纳、盖仑及希波克拉底的箴言而失败……他们那样做可能获得虚名，但不会成为真正的医生。医生所需要的不是谈话著书方面文字优美，而是必须对自然之学及其工作本身有足够的知识……
我很感谢巴塞尔的绅士们能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将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我写的有关外科学和病理学的教科书，作为介绍我的医疗方法。我这不是从希波克拉底或盖仑的书上抄袭而来的。我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地研究，才完成这部以经验为基础的宝典。如果我要证明某件事情，我将不会引用某些权威人士的话，而是用实验和推理来证明。因此，如果亲爱的读者想探讨这种神圣的秘密，希望在短时间内了解医学的奥妙，那么就到巴塞尔来找我……1527年6月5日于巴塞尔。
有30位学生注册上课，开始，帕拉切尔苏斯穿着一件传统的医师长袍，但他很快把它脱在一旁，穿上一件粗劣的外衣，围上一件炼丹术士所穿的油腻腻的皮围裙。他用拉丁文讲解其秘书奥波里努斯（他以后将维萨里的《组织学》付印）准备的医药讲稿，动手术时则用德文讲解。帕拉切尔苏斯建议称“任何药剂师不能违反医生的指示”时，使所谓正统的医师惊讶不已。为了表示他对传统医学的嘲笑，他把一本当时的医学书籍，可能是《雅各比述丛》（Summa Jacobii）这，投到他学生为庆祝圣约翰节（1527年6月24日）燃起的营火中。他说：“我把该书摘投入圣约翰之火中，这样那些不幸将随烟消逝。而医学的领域也能为之澄清。”人们常将这一行为与路德焚烧教皇的训谕比拟。
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的生活就像他的教学一样怪异。奥波里努斯说：“在我与他相处的两年中，他日以继夜地狂饮暴食……随意挥霍，常常一文不名……每个月他都做一件新外套，而将旧的送给别人，旧的通常是脏得连我都不想要。”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也对帕拉切尔苏斯做了同样的描述，称他为“最肮脏的酒鬼”。但奥波里努斯也证实其主人所做的杰出的治疗，他说：“在他人都已放弃希望时，他像奇迹一样地治好了溃疡。”
这一行业的其他人却称他为庸医，粗鲁而没有经验，不能解剖又忽视解剖学。他反对解剖，认为各个器官只有在整个一致，而且均能活生生的时候，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他用最生动的下流话来回敬那些医生的嘲讽。他嘲笑他们近乎野蛮的处方、丝衫、戒指、软皮手套及昂首阔步的骄傲姿态。他向他们挑战，要他们走出课堂到化学实验室中较量，穿起围裙，用双手拿起化学药品，靠近熔炉，用亲身的劳力来实验，以探讨自然的奥妙。因为没有学位，他自封为“哲学与医药之王”、“内外科医师”、“哲学的传播者”，借此来满足虚荣心。他写道：“所有的人均应追随着我……医药的宝座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大学和老学究们加起来的智慧都不及我的多……”由于被别人排斥，他以如下这句话为其座右铭：“不依赖他人者必能自立。”后世的人指责他的吹嘘，把他的中间名邦巴斯特（Bombast）当作一个普通名词，其意为“夸大之词”。
不知道是大学教授们串通合谋，还是学生被鼓动，反抗教条式的老师，有人用不正确的拉丁文写成一首不具名的讽刺文，假装是盖仑本人从地狱写的，以驳斥其诽谤者，并称那些人为“口出秽物者”。文中人取笑帕拉切尔苏斯的神秘的术语学，称他为疯子，并建议他悬梁自尽。由于无法找到犯罪人，帕拉切尔苏斯要求市议会逐一地询问学生，并对犯罪者予以惩罚。议会对该项请求不予理会。就在这时巴塞尔天主教堂有一位教士悬赏100金币征求能为其治病者，帕拉切尔苏斯在3天之内将他治愈，该教士仅付其6个金币而拒付余额，其理由是其治愈所需时太短。帕拉切尔苏斯向法院控告该教士，但败诉。这时他可真发了脾气，谴责批评他的人为“骗子”与“背后中伤者”，而且不具名地发表一本折页，称教士和官吏为贪污腐败。议会下令将他收押，但将这项命令的执行拖延至次晨。当夜，帕拉切尔苏斯逃走了（1528年），在巴塞尔停留了约10个月。
在纽伦堡，他重蹈在巴塞尔的覆辙。该市的牧师让他主持监狱医院，其成就卓越，但他抨击那些忌妒的医生，指责他们不诚实，甚至他们太太的体形。他注意到大部分的议员是新教徒，因此为天主教辩护。他并指出那些所谓“神圣的木头”的愈疮木对治疗梅毒无效，而引起卖愈疮木的富格尔家族的注意。1530年，他说服一位不出名的印刷商出版了《法国疾病三论》，在该，他痛骂群医，以致引起一阵风暴，迫使他再度流浪。他希望能就同一个主题发表一篇更大的著作，但议会禁止该书付梓。帕拉切尔苏斯在致议会的函件中，用一种不甚流畅的文字请求给予出版的自由，但终其一生该书从未出版。该书包括有关梅毒病症的临床报告，其为所有记载中的最好的一项，他还建议将汞内服，而非外涂。因此，梅毒成了植物药物与化学药物治疗法的战场。
帕拉切尔苏斯搬到圣高尔，在那里他住在一个病人的家中达一年半之久。后来他在那里写了《最奇妙的工作》（Opus Paramirum）、《反对谷物》（Paragranum）、《伟大的手术》（Die Grosse Wundartzney），这些书都是用粗浅的德文写的。那些书就像成堆的矿石，到处都藏有瑰宝。1534年，他又对魔术发生兴趣，并写了一本《秘术概要》。
他在圣高尔的病人去世后，他又上路，在德国境内到处流浪，有时甚至要为三餐乞食。他年轻时，曾说出一些异端的话，他指出“受洗”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圣餐礼只对儿童和笨人有益，而对智者是无用的，并说向圣徒祈祷是纯浪费时间而已。这时（1532年），他又穷又落魄，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他很快地将自己仅有的财物送给贫穷的人，并写一些奉献上帝的散文，以进入天堂的希望来安慰自己。1540年，萨尔茨堡主教给予他庇护，使这个15年前在该地鼓吹革命的人感激万分地接受。他立下遗嘱，把他剩下的少许的钱分给他的亲戚，把他的工具留给该市的医生。1541年9月24日，他辞别人世。
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天才压倒的人，经历广、理解力高，但受的教育太少，以致无法分清何为科学、何为魔术。他脾气躁，易怒，过于敌视旁人而无法将其影响力注入他那个时代。也许他的事业与阿格里帕的成就使浮士德的神话更能远播。直到一个世纪前，在奥地利，人们如果得了传染病，还会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坟墓朝拜，希望能因他的灵魂或骨头的魔力得以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