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无意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酒色欢乐的细头大坛中是否有任何智慧呢？拉伯雷让故事中的笨驴之一说：“我们国家的小丑有点儿不雅，又喜欢在混乱中乱批评。”他喜爱词汇，不停地提供词汇，还创造了成千的词汇；像莎士比亚，他从各行业、哲学、神学和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吸收词语。他把形容词、名词或动词列成表，好像是以沉思自娱似的；在重复的狂喜中，他把同义语增加了；这种冗词（赘言）在法国舞台上是一种老把戏。那是拉伯雷无限和不可控的幽默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或莫里哀的幽默跟他比起来，好像细流见到洪水。他的粗劣是这一不可控制的曲流的另一面。也许其中有些是反抗修道院苦修的一种反映，有些是反抗医生解剖上漠不关心的一种反映，有些则是对卖弄学问的精确的大胆挑战，而大部分则为时代的习尚。拉伯雷无疑描写过分，在12页的泌尿生殖器、排泄和气体状态的描写细节之后，我们会感到厌烦而不想再看下去。古典影响的另一个世纪须把这种火山似的喷溢驯服成有训练的形式。
我们原谅这些缺点，因为我们沉湎于拉伯雷的风格，他自己亦然。那是一种不虚饰、不文绉绉的风格，自然、简易、流畅，正好是一种说长故事的媒介。其神韵的秘诀在于想象加精力加清晰；他看见了我们大多数人见不到的成千事物，注意到不可计数的服装、行为和演说的奇行怪癖，然后异想天开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让这些混合物在嬉戏的篇章里彼此追逐。
他像莎士比亚那样，随着风尚东偷西借，所偷的一经他的手就更臻完善。他自行取用了伊拉斯谟的谚语集中成百条格言式的片段，并仿效了《愚人颂》或《箴言集》。他吸收了普鲁塔克作品中数十个条目，此事在阿米奥特译本向文学上的窃贼打开伟大的宝库很多年之前。他把卢奇安的《天堂对话》（Heavenly Discourse）和弗伦戈（Folengo）的《自溺之羊》（Tale of the Self-drowned Sheep）的故事据为己有。那时，有出喜剧表演一个男人治好自己的哑巴妻子后，反而后悔了，拉伯雷以之作为其作品的题材之一。他有成百的题材源自中世纪的法国流传下来的故事诗和插曲。描写巴努什航海时，他依赖新世界和远东的探险者出版的叙述。然而，就是借用了这么多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作者比他更具创造性；只有在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里，我们才能有像托钵僧约翰和巴努什这种如此生动形象的人物的创造。然而，拉伯雷本人是该书的主要创作者，他是庞大固埃、托钵僧约翰、巴努什、伊拉斯谟、维萨里和斯威夫特混合而成的人物，模糊乱语，大声而笑，捣碎偶像，热爱生活。
因为他热爱生活，他严责那些使生活不可爱的人。也许他对不能与他同享人道主义者的虔诚的僧侣的责难，有点过分。他必定曾吃过一两个律师的亏（他称律师为“穿皮袍的猫”），因为他报复性地撕其毛皮。他同时把鞭子放在法官、经院派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旅客、特权持有者和女人的身上。他的整部，几乎找不到对女人说过一句好话；这是拉伯雷最为盲目的地方，也许因此他永远得不到温柔之情的回报——只能当僧侣、牧师和光棍。
人们曾为他是否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或无神论者而辩论。加尔文认为他是无神论者；而他的喜爱者法朗士下结论说：“我相信他是不信任何东西的。”有时他写作，就像是一个不诚挚的愤世嫉俗者，其使用的语言正如羊贩子在找最好的方法使土地肥沃一般。他取笑斋戒、免罪、宗教裁判官、教谕，并且乐于解说如何成为一名教皇。他很显然是不信有地狱的。他随时附和新教徒的论调，说教皇耗尽国家的金子。罗马红衣主教过着贪吃而伪善的生活。他同情法国的异教徒；他说，庞大固埃并没有久住图卢兹，因为在那里他们“把他们的摄政活活烧死，就像烧红鲭鱼般”——他指的是一个异教法学教授被处以死刑。但他对新教徒的同情，似乎只限于对人道主义者。他很敬仰地追随伊拉斯谟，但只温和地赞成路德，而对加尔文的教条和清教主义则不欣赏。除了对不容忍外，他对一切都容忍。像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被迫选择时，他宁可选择天主教的传说、不容忍和艺术，而较不喜欢新教的宿命论、不容忍和清净。他一再肯定信仰基督教的基础，但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谨慎所在，他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时，愿意专断地孤注一掷，他对上帝的定义爱得如此深，以致他（或其继承者）重复地提到它。他显然接受了灵魂不朽说。但一般说来，他爱粪便学甚于末世学。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称他为叛教者，因为他接受了莫顿的牧师职，但捐赠者和接受者都了解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他的真正信仰在于自然界，就是这方面，也许正如他的正教邻居一般，他兼具信仰和轻信两种性格。他相信自然力终极的目标是为善而工作，但他低估了在人与蚤之间，自然力是中性的。像卢梭一样，他反对路德和加尔文，相信人性本善；或者，像其他的人道主义者那样，他相信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向善。与蒙田一样，他劝人效法自然，他可能带着顽皮的不关心，来看自然将发生于社会和文明的事件。在描绘德廉美大修道院时，他似乎在传播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他只准许那些有好教养、受过教育、有荣誉感而适合受自由的考验的人进入该大修道院。
他最后的哲学见解是“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善意而粗率的讽刺）。这个词可不能与有用的烟草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on）相混。庞大固埃主义就像庞大固埃般地活着——自然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蔼而容忍的情谊，感恩地享受着生活上所有美好的事情，很愉快地接受我们不可逃避的变迁和结局。有一次，拉伯雷曾把庞大固埃主义定义为——“在轻视生活中的事件下保存的一种愉快的精神”。它结合了节制派的芝诺——愤世嫉俗派的第欧根尼和享乐派的伊壁鸠鲁：以平静的态度忍受自然的事件，以不冒犯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自然的冲动和作用，不行清教徒的抑制，而享受每个令头脑清醒的乐趣。庞大固埃“接受所有事情好的一面，从最好的方面来解释每一个动作；他绝不使自己烦恼或不安……因为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的善……其价值并不值得我们为之打扰或混乱我们的情感，烦扰或混乱我们的感官或精神”。我们不可夸张这种哲学带有的享乐派的要素；拉伯雷有关酒的连祷文，口头上多于实际的沉溺；这些连祷文并不和当时的人对他的描写——一个“沉静、仁慈、仪表坦诚”的人——的情形相称；他赞颂的酒是生命之酒。而这位假装的嗜酒者领主，借卡冈都亚之口，说出了向我们自己的时代挑战的警句：“科学而无良知，只会带来灵魂的毁灭”。
除了珍视蒙田、莫里哀、伏尔泰外，法国珍视拉伯雷，甚于其他任何文学上的巨人。在他的世纪里，埃提内称他为那时最伟大的作家。17世纪，礼仪在花边和假发下僵化、古典变成了文学上的礼仪的必需品时，他在国人的记忆里失去了地位。但莫里哀、拉辛、拉封丹仍承认受其影响，冯特内尔（Fontenelle La Bruyère）和塞维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喜爱他，帕斯卡挪用了他对上帝所下的定义。伏尔泰起初轻视他的粗俗，最后却成为他的虔信者。法语改变时，19世纪的法国读者几乎不能理解拉伯雷，也许目前他在英语世界里比在法国更受欢迎，因为在1653年和1693年，托马斯·厄克特（Sir Thomas Urquhart）出版了第1卷和第3卷的英译本，文笔刚健，嬉笑嘲讽，一如原作。1708年，彼得·德·莫特（Peter de Motteux）完成全译本；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巨人传》成为英国的古典名著。斯威夫特也从该书获取灵感，好像当了牧师就有特权，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必定从发现机智的酵母。它是属于世界而非一国文学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