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故事出现以来，最有趣、让人获益最多的故事”，其作者于1495年生于希农。他是一位发达的法律公证人的儿子，独特、永不疲倦、多疑成性、喜热闹、有学问而淫荡猥亵。他早就被送进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日后抱怨说：“怀胎9个月的女人……不能忍心让他们受9年之苦……而仅仅加了‘L’形物在他们的衣服上，而把头发剪去很多，并说了一些话就把他们变成鸟。”意即，她们将他们的头发剃去而使之成为僧侣。这个孩子之所以会接受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倾心于研读，而且可能像伊拉斯谟般，被修道院的图书馆吸引。在那里，他发现另有两个僧侣希望研究希腊语，这方面的学术揭露的广大古代世界刺激了他。他进步得很快，因而比代亲自写信赞扬他。事情很顺利，1520年，这位未来的怀疑者被任命为牧师。但有些老僧在文献学中察觉出异端思想，他们控告这几位青年希腊主义者用布道所收的费用来买书，而不把该项费用交给公共财库。拉伯雷和另一僧侣被单独地关起来，无异于他们半个生命的书也被剥夺了。获悉这个意外，比代向弗朗索瓦一世求情，于是国王下令让这两位学者恢复自由和特权。更进一步的求情带来了教皇的敕令，允许拉伯雷改变他对修道院的誓言；他离开圣方济各修道院，进入迈勒泽斯的圣本笃会（1524年）。在那里，格奥弗罗伊主教非常喜爱他，与院长共同安排拉伯雷的去处，且以其意愿为准。拉伯雷走了，忘了回来。
试过几家大学后，他进入蒙彼利埃的医学院（1530年）。他必已先受过教导，因为他在1531年就得到医学士的学位。不知什么理由他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恢复漫游的生活，直到1532年他安居于里昂。与塞尔维特一样，他把行医和学术追求结合成一体。他充当出版家塞巴斯蒂安·格里菲乌斯（Sebastian Gryphius）的社论助理，出版了好几版希腊文句，把希帕恰斯的警句译成拉丁文，而且自愿淹没于当时在里昂已颇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潮流中。1532年11月30日，他寄了约瑟夫的作品给伊拉斯谟，附上一封奉承的信，对于37岁的人来说未免奇怪，却也令人欣赏那个时代的热诚：
格奥尔格·达马格纳斯……最近送我一本弗拉韦乌斯·约瑟夫的历史著作……并求我……将之送给你……我很渴望地把握这个机会，噢，神父中最有人性者啊，以我感激的敬意向您表明我深沉的尊敬和虔诚。我的父亲，我说过？若您的溺爱能允许，我应叫您为母亲。所有我们知道的母亲，她们在见到爱子之前，甚至在知其为何物之前，就滋养其子宫中的孩子，她们保护之，庇护之以抗空气的残酷无情——您已做的都是为了我，为了我，我的脸您未曾见，我的微贱之名不能给您任何印象。您已把我养大，您已喂我以您贞洁的胸中的神圣知识；我之所以成为我，我之所以有价值，我唯独归功于您。我如不大声宣扬出来，我就是最忘恩负义的人。再次向您敬礼，可爱的父亲，贵国的荣耀，文学的支持者和不可征服的真理的战士。
1532年11月，我们发现拉伯雷成为里昂市立医院的医师，年薪40利维尔。但我们不可以为他是典型的学者或医生。他的学问杂而博，这倒是真的，像莎士比亚，他似乎对于十几个——法律、医学、文学、神学、烹饪、历史、植物学、天文学、神话等——领域具有专业性知识。他提到上百个古典传说，引用数十个古典作者的作品——有时候他很浅薄地炫示他的博学。他忙得没时间完成细节精确的学术，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细节的典范。他没有伊拉斯谟或比代那种献身于人文主义的人具有的那种性格，他爱生命甚于书籍。他被描绘成具有出众的仪容，高而俊，学识如源泉般喷涌而出，谈话间闪烁着光和火。他并不如旧有传说（根据他对酒鬼的致敬和对酒的赞美歌所作的错误推论），是个酩酊醉汉；相反，因为活得如此短暂，除了有一个私生子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过。他过着一种很合理的高尚生活，而且受到当时精神最崇高的人物，包括教会的几个显要人物的尊敬。同时，他本人具有法国农夫的许多品质。他喜爱在田园、街道上所遇见的豪放和乐观之类的人；他欣赏他们的玩笑和大笑，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下流话。很不智地，他使伊拉斯谟的名声在他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因为他收集、连缀这些故事，改进并增订之，用古典的学识使之尊严化，提升至有结构的讽刺文，很小心地加入猥亵的成分。
当时流行于农村地区的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仁慈的巨人名叫卡冈都亚，他的洞穴般的胃口和爱，及力量方面的功绩。地方的传述说，他走过时，从他的篮子里掉下的小山和圆石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一直传述于法国小村庄里，直到1860年，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也许是拉伯雷自己对自己开玩笑，把寓言略记下来，而以《巨人卡冈都亚的伟大而无价的年代记》为名在里昂出版（1532年）。此书销路极好，因此拉伯雷决定写续篇，关于卡冈都亚之子的事。在1532年10月的里昂博览会中，出现了一本匿名的书《最有名的庞大固埃之可怖、可怕的事迹与本事》。这个名字已被用于某些流行的剧本中，但拉伯雷赋予这个人物以新的内容和深度。索邦神学院和僧侣们责备此书猥亵，但其销路极好；弗朗索瓦一世喜欢它，某些教士团人士也喜欢它。近14年后，拉伯雷才承认为该书的作者，因为他怕他的学者之名（若非生命的话）受到影响。
他和学术依然结了不解之缘，因而忽略了医院方面的责任，乃被革职，若非巴黎主教、法国学院的共同创立者让·杜·贝雷请拉伯雷当随行医生一起出使意大利，恐怕他连吃饭都成问题（1534年1月）。4月回到里昂，拉伯雷于10月在当地出版了《庞大固埃之父、伟大的卡冈都亚之可怕的生活》。这是那部书的第2卷，后来成为全书的第一册，包含对教士团的讽刺，因此又遭到索邦神学院再度谴责。不久这两个故事一起出版，除了《圣经》和《效法耶稣》外，没有一在法国的销路超过它。据说弗朗索瓦再度笑倒而喝彩。
但在1534年10月17日和18晚上，张贴在巴黎各大建筑和国王自己家门上的侮辱新教徒的告示，使国王由人文主义者的保护者变成异端的迫害者。拉伯雷再度隐匿作者的身份，但已受到普遍的猜疑，而且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把国王当作随从的索邦，可能会要这个丑闻作家的头。让再度拯救他。这位和蔼的教会人士，现在是红衣主教，他把这个遇到危险的学者、医生、色情文学家带出里昂的是非之地，到罗马去（1535年）。拉伯雷的运气还算好，在那里发现一位开明的教皇。保罗三世原谅他对僧侣和牧师职责的疏忽，准许他行医。为了正式道歉，拉伯雷把日前“紧急收回”的版本中最冒犯正统嗜好的章节，从下一版中删去；埃提内·多莱特为了开他玩笑而未经其允许，就出版他那未经删节的版本时，拉伯雷把这位出版家的名字从朋友的名单中删除。在红衣主教的保护之下，他再度于蒙彼利埃作学问，接受医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对广大听众讲课，然后回到里昂恢复医生和学者的生活。1537年，多莱特描写拉伯雷在聚集的学生面前，一边解剖一个被处决的罪犯、一边讲解剖学课的情景。
此后，我们只知道他那起伏不定的生活的片段。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在艾古斯莫特斯召开历史性的会议时，他是国王的扈从人员之一（1538年7月）。两年后我们发现他在杜林，跟随居纪尧姆·杜·贝雷——红衣主教让·杜·贝雷的兄弟——现为驻萨沃伊的法国大使。大约此时，侦探们在拉伯雷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内容，并在巴黎激起骚动。他匆匆赶回首都，很勇敢地坚持到底，国王终于免了他的罪（1541年）。不顾索邦神学院对他的寓言式著作的重新谴责，弗朗斯给这位受困扰的作者一个小职位，即政府的请愿厅长，而且正式允许其出版《庞大固埃》第二册，拉伯雷很感激地将之献给那瓦尔的玛格丽特。该书在神学界引起偌大的骚动，拉伯雷经过审慎的判断，避难于梅斯——当时为帝国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在市立医院充当一年的医生（1546—1547年）。1548年他回到里昂，以为可以安全，1549年他前往巴黎。最后，他的教会方面的保护人使他得到莫顿教区牧师的任命（1551年），该城就在首都的西南方，而这位被追逐的年迈的人物恢复了他的僧侣袍服。显然，他把圣俸的职守委托给属下，自己则仰赖收入为生。就我们所知，他有点不合常规地出版其作品的第四册时，他仍是莫顿的牧师（1552年）。该书献给沙蒂永的红衣主教奥德特，一般猜测曾获其准许。显然，在当时的法国，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红衣主教那样的有学问而宽大的高僧大有人在。然而该书受到索邦神学院公开指责，国会并禁止其出售。此时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均已死去，而拉伯雷又不获阴沉的亨利二世的宠爱。他一度离开巴黎，不久返回，他经过长期的疾病之后死去（1553年4月9日）。据说，在他的病床上，有人问他要往何处去时，他回答：“我要去寻找一个我所向往的未知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