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学术院和人文主义者的特殊的工作，是收集、翻译和传播希腊与罗马的旧世界文化。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而古典的启示是很完全的。
有两个值得被表扬的启示的贤哲。比代活了62年，希望使巴黎继承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在弗朗索瓦创立皇家学院时，自己反而成为其继承人了。他以学法律开始其成人教育，几乎有10年之久埋首于《查士丁尼法典》的研究。为了更为了解这些条文——用拉丁语写的，却属于拜占庭语的含义——他向约翰·斯卡里斯（John Lascaris）学希腊文；他如此专诚，以致其师将死时，把希腊书籍的珍贵书库遗赠给他。41岁时，他出版了《查士丁尼法典文摘》（The Digest of Justinian，1508年），文艺复兴时代里第一次有人研究法理学本身及其环境，而非代替以词典编注家的评注。6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深奥且意义深远的著作——表面上是古代硬币和度量衡的讨论，实际上却是古典文学对经济生活的关系的不殚其烦的考虑。令人产生更深印象的书是他的《希腊语评注》（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1529年），秩序杂乱，但在词典编纂学上的知识和说明的丰富，使比代被列为欧洲希腊主义者的领袖。拉伯雷给他一封致敬的信，伊拉斯谟表示佩服。伊拉斯谟是一位老于世故的人，学术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比代而言，学术与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他写道：“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伴侣，我的同志，我的情妇，以感情的每个结紧紧地跟我系在一起的是文献学……但我已被迫去松弛我如此贪婪的爱着的结……因为我发现它对我的健康有害。”他哀叹须从研究中偷闲来吃和睡。在心情纷乱中，他结了婚，并生了11个孩子。他的画像（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显示出他的悲观情绪，但弗朗索瓦一世必定在他的身上找到温暖，任命这位老学者为枫丹白露的图书馆长，并喜欢和他在一起，甚至在旅行中也是如此。在某次旅行中，比代生热病。他留言严训后人对其丧礼不得铺张，然后静静地死了（1540年）。法兰西学院是他的纪念碑。
他那个时代的巴黎还没有吞没法国的知识生活。法国有成打的人文主义中心，布尔热、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尤其是里昂等地，在这些地方爱与人文主义、贵妇与文学，成了愉快的混合。在亚仁，没有人期待帝王而只是企盼人文主义、诗人和学者的到来。尤里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在比代死后，帝王般地统治着文献学。可能是生于帕多瓦（1484年），他在41岁时来到亚仁，住在那里一直到死（1558年）。每个学者都怕他，因为他极为精通拉丁粗话。他攻击伊拉斯谟，因为他只是靠贬抑“西塞罗主义者”——严厉地责骂西塞罗式拉丁文者而成名。他批评拉伯雷，然后又因多莱特批评拉伯雷而批评之。在一册论文（Exercitationes）里，他考订杰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的《论精妙之物》（De Subtilitate），并证实：该书所肯定者均错，所否定者均对。他的《拉丁语原理》（De Causis Linguae Latinae）是第一本根据科学原理写成的拉丁文法书，而他对希帕恰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在风格及对科学的贡献方面，极为有名。他有15个孩子，其中之一成为下一代最伟大的学者。他死后4年出版的《诗论》（Poefice），收有他儿子的作品——及跟随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到法国来的意大利人的影响——共同把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从希腊转回到拉丁的研究。
希腊复兴的特别礼物之一是阿米奥特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Lives）。阿米奥特是被玛格丽特保护的人之一，由于她，他被任命负责布尔茹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讲座。他的《达菲尼斯和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及其他希腊爱情故事的翻译，在当时极受推崇，获得一所富有的大修道院作为报酬。得到如此的保障后，他广游意大利，沉湎于他对古物和文献学的嗜好中。出版《名人传》时（1559年），他在序言中以雄辩的方式论述说，历史作为“人文主义的宝库”，是人类为教训而保存善与恶，是政治家风度与腐败的成千例子的博物馆。与拿破仑一样，他认为历史是比哲学更佳的哲学教师。然而，他还是翻译了普鲁塔克的《道德》（Moralia）。他被升任为奥沙的主教，80岁时死于此地（1593年）。他的《名人传》译本并非完全精确，但它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具有与原著极为相等的自然与习语化的风格。其影响是无止境的。蒙田沉迷于斯，而从圣巴托罗缪的法国转向这部精选而高贵的古代作品；莎士比亚有三个剧本取材于诺思根据阿米奥特译本的刚健的再译本；普鲁塔克式的英雄理想成为上百的法国剧本与革命者的典型；而《名人传》的法文译本带给法国适合激起灵魂中更多男性美德的名人万神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