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基督教国家人民的行为如何？我们不可被他们宗教上的表白误导，这些表白常常是喧哗多于虔敬。如此强烈信仰的坚信者，也同样地会强烈地渎神，而星期天在圣母像前假装虔诚的女孩子，平常却满怀希望地搽脂粉，其中有些女孩子，把诱奸当作求婚，她们常受勾引。女贞必须用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亲的权威、教育法和“体面”等各种方法来保护，但女贞本身有意要舍身。从战场退下来的士兵，他们主要的慰藉是女色和酒气，如要适应节欲和节酒是痛苦的。学生抗辩道：通奸只是一种轻微的罪，开明的法官对此可能不予重视。罗伯特·格林宣称，在剑桥时，他已“把我青春的花朵浪掷于像我一样淫荡的诙谐者群体中”。跳舞的女性经常“赤身裸体”表演于舞台或别的地方。艺术家瞧不起性行为的规则和规定，绅士和贵妇同意他们的看法。布朗托姆写道：“在大多数人中，很少重视这些关于女贞的规则和自责……在伟大的世界里，那么多我认识的女孩子不将贞操保留到洞房里呀！”书摊上堆满淫荡的文学作品，很多贪欲的人为之付出很高的代价。像彼德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这样的人，在巴黎如同在罗马一样普遍。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使用了连阿雷蒂诺都会极力掩饰的词句，但他并不以为这样会减少销路。艺术家发现色情画，甚至性变态的图像，有了现成的市场。这种杰作由街上的小贩、信差、江湖上的卖艺人出售，甚至在大市集（或博览会）里也出售。这一时期多的是性变态，布朗托姆著作中描述贵族的篇幅里也屡见不鲜。
组织卖淫获利颇丰，其中老手被称为Cortigiane——娼妓，它是Cortigiani（朝臣）这个字的阴性。有些将军供应娼妓给其军队，以保护被占城市其他的妇女。但因性病几乎如瘟疫般迅速增加，于是一个政府接一个政府，立法反对这些不幸的妓女。路德肯定性欲是人性之常，却努力减少卖淫，而且在他的督促之下，德国的许多城市都使妓女成为非法。1560年，法国司法大臣米歇尔·埃霍皮塔尔（Michel de l’H?pital）恢复路易九世反对这项罪恶的法律，很显然他的命令付诸实施了。
与此同时，肉体追求肉体的荒谬欲念，产生灵魂追求灵魂的饥渴，以及求婚和浪漫恋爱的优雅的修饰。偷偷的一瞥、情书、颂歌与声籁，叙事诗与情歌，满怀希望的礼物与秘密的幽会等，都能引起心灵的悸动。少数一些文雅的精灵，或爱打趣的女人，欢迎来自意大利和卡斯底里欧内的柏拉图式恋爱的消遣，贵妇和她的奉承者，可能是很热情的朋友，却很小心周到地保持纯洁。但这种约束并非此时代的风尚，男人很坦白地好色，女人则喜欢他们如此。情诗很丰富，但那是占有的前奏，而非结婚的序曲。父母太过现实，而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他们的处理下，结婚是财产的婚礼。对女人很敏感但对婚姻没有兴趣的伊拉斯谟劝青年依照年老者的希望结婚，而且相信爱随着结合而增加，而非随着满足而凋谢。拉伯雷同意其见解。不顾权威人士的警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珍妮·达尔贝特（Jeanne d’Albret），反叛门当户对的婚姻。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罗格·阿尚（Roger Ascham）惋叹说：“我们的时代离开教训和服从多么遥远，现在不但年轻的绅士，就是女孩子也敢……不顾父亲、母亲、上帝、良好的秩序和所有的一切，而去结婚。”梅兰希顿的儿子不征询其父径自与人订婚，维藤贝格的一位青年法官竟宣布那是正当的。路德获悉此事，极为惊讶，这位宗教改革家认为此事定会给该城带来恶名。在大学里，他写道（1544年1月22日）：
我们有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女孩子越来越大胆，直追到她们的房间和卧室里，而且无论在何处，只要能够的话，就向她们要求自由地恋爱。我听说很多父母已命令其儿子回家……告诉他们说我们已把妻子挂在他们的颈间……第二个星期天我做了强烈的布道，告诉他们说男人要遵守人类开始以来就有的正道常径……换言之，父母应慎重而善意地把自己的孩子给予男女对方，而不该让他们自己预先订婚……这样的订婚是可鄙的教皇所创，是魔鬼要他来破坏上帝慎重地赋予并托付给父母的权力。
婚约可以早在男女孩3岁大时就安排好，但若结婚不成的话，这种婚姻可以在以后取消。圆满结婚的法定年龄是男14岁、女12岁。订婚后，婚礼前的性关系是可宽恕的。在瑞典和威尔士，就像在后来的某些美洲殖民地，甚至“和衣同睡”也受到允许：情人可同卧床上，但规诫在两人之间以被单（忏悔服）隔开。在新教的国土里婚姻已不再是一种圣礼，约1580年，依俗约行婚礼或由牧师主持，两者互相竞争。路德、亨利八世、伊拉斯谟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尤其是作为离婚的代替物时，重婚是可以准许的。新教的圣职者渐渐地趋于允许离婚，但最初只准因通奸而离婚。法国尽管有杀奸妇的风俗，这种犯法行为却最为流行。社会地位良好的法国妇女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是非法的恋爱。像亨利二世、美第奇的凯瑟琳和波蒂阿的狄安娜那样的三角关系是很常有的事——礼仪“习俗”上合法的妻子以委屈的厚道接受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除非是贵族，女人婚前是女神，婚后是女仆。妻子在生活中表现母性，由子女身上得到光辉，而设法管理她们的管理人 。她们很强壮，习惯于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们为子女做大部分的衣服，有时候在家里承接来自工厂主的工作。纺纱机是家庭必备的，英国所有未婚的女性是“纺织娘”（双关语，又作“老处女”解）。法国宫廷女人是不同的一类，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鼓励而在肉体和服饰上大加修饰，有时她们的妩媚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女权运动从意大利输入法国，但她们感到权力和杰出无须依赖政治和法律时，很快就在此消失了。许多上层阶级的法国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富裕而有教养的女士把她们的家供给政治家、诗人、学者、僧侣、数学家聚会，沙龙正在形成中。法国的另一类女人，就以法国的安妮、布里塔尼的安妮，克劳德和雷妮等为例吧，却在色情的风暴中，静静地保持美德。一般说来，有条顿风格的宗教改革，助长了尊敬妇女和家庭的观点。它结束了女人被视为美的榜样和男人的教化者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观念。它谴责教会对性娱乐的宽恕，而在路德死后，它为清教徒的冷峻做铺路工作。
社会道德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慈善一时的瓦解而衰微。货币经济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时，人类天生的不诚实找到了新的形式和机会。重视债券甚于土地的新富，很少注意为他们挣利的劳工个人，也没有责任心与慷慨的传统，好像随土地的财富一起消逝了。中世纪的商业和工业曾接受同业公会、市政府和教会规定的各种方式的规制，新的资本家不接受这类约束，而驱使人们拼命竞争，置旧有法规不顾。商业上的欺骗代替了宗教诈欺。当时的小册子文献对食物和其他产品冒牌货大加指责。奥地利西部因斯布鲁克地方议会（1518年）抱怨进口商把砖粉加到姜粉上，胡椒里混有不健康的东西。路德注意到商人“学会把胡椒、姜粉和番红花等调味品放在潮湿的储藏室来增加重量的诡计。几乎无一事他们不能以假的量、秤、计算或大增人工颜色来谋利……其骗术是不会结束的”。威尼斯元老院当众把一般来自英国的毛织品加上烙印，以表明其重量、牌子和大小上的欺骗。
在拉丁国家里，慈善仍随着中世纪的快乐而实行。贵族家族把收入相当大的部分用在礼物和救济上。里昂自15世纪就继承了市政府慈善的复杂组织，人民以“豪爽的慷慨”支持这个慈善组织。在英国和德国，人民并不如此慷慨。路德尽其最大努力重建因领主没收修院的财产而中断的慈善事业，但他承认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叹惋道：“在教廷的主宰下，人民慈善好施，但在福音真理的宗教规定下，无人再施与。每人诈取他人……无人愿施舍1芬尼给人家。”1548年，拉蒂默也提供了相同的报道：“伦敦从未如现在这样缺德……在过去，任何富人死了……会将大笔的钱遗赠以救济穷人……现在慈善已渐渐消失了。”波尔主教告诉伦敦的人说，两座意大利城市施予的救济多于整个英国。弗洛德（Froude）论断说：“真理传播后，慈善和公正在英国凋萎了。”使慈善渐渐减少的，也许不是新教，而是重商主义和信仰缺失。
贫困随社会危机的比例而增加。被逐出的租户、无业的工人及被遣散的军人，漫游于公路上或躺在贫民窟里，以乞求和抢劫维生。在奥格斯堡贫者达人口的1/6，汉堡为1/5，伦敦为1/4。托马斯·利弗（Thomas Lever）这位改革家喊叫说：“啊，仁慈的上帝呀！这么多的穷人、弱者、跛子、瞎子、残废和生病的人……躺着和爬在泥泞的街道上！”路德，其心的仁慈一如其舌的尖刻，是主张邦国应把照顾和救助贫民的责任从教会手中接管过来的人之一。在他的《日耳曼民族的基督徒的高贵》演讲（1520年）中，他建议每个城市应扶养其贫民。他不在华德堡（Wartburg）时，他的激进门徒在维滕贝格组织社区基金会，来照顾孤儿，给贫家女孩子嫁妆，给贫困学生奖学金，并借钱给贫穷的家庭。路德在1523年拟订《公立钱庄规约》，该规约力促每地区的市民和教士团以征税来募钱，无息贷给穷困和不能工作者。1523年，奥格斯堡任命6个穷人的保护者（Armenpfleger）管理救济的分配。纽伦堡仿效，接着斯特拉斯堡、布勒斯劳（1523年）、累根斯堡和马格德堡相继如此。
该年，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让·路易·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为布鲁日市议会写了《贫民救济论》的小册子。他指出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而且警告说所有财产的极端不平等可能引起毁灭性的反叛的危险。他写道：“一个家庭里，而容许任何家人遭受无衣可穿或衣衫褴褛之辱，那是身为父亲者的屈辱。若一市之长竟能忍受其市民受饥饿和灾难的剧烈压迫，那也是极不合宜的。”维韦斯同意能工作者应有工作的说法，而且不准任何人行乞。但既然有许多人的确不能工作，必须建立收容所，在救济院和医院中收容他们，而受市政府财政支持的食物、医疗、初级教育等必须免费供给他们，尤其供应那些心理缺陷者。伊普尔把维韦斯的见解和德国的先例结合起来，于1525年组织社会资金，将所有慈善的捐赠联合成基金，而把所有的慈善分配统合在一个首脑之下。查理五世要了一份伊普尔计划的复本，并将之推荐给帝国内各城市（1531年），亨利八世也送了同样的训令到英国各教区（1536年）。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仍保持管理慈善事业之责。
政治道德仍保持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思想。秘探被认为是当然的，在罗马的亨利八世的密探被要求获知梵蒂冈的主教们最神秘的谈话。贿赂已成为传统，而在美洲金子注入之后，蔓延得更厉害。政府竞相破坏条约，土耳其和基督教的舰队在海盗行为方面互较长短。在骑士的侠义衰微中，战争的道德重新堕入半野蛮的状态，抵抗围城未果的城市受到抢劫或烧毁，投降的士兵被杀或被俘直到赎回为止。以前国王偶然服从教皇的仲裁，那种国际法和礼让，在民族主义扩张和宗教敌对的大混乱中，已荡然无存了。对待非基督徒，基督徒很少重视道德的约束，而土耳其人也回报以同样的态度。葡萄牙人俘虏并奴役非洲黑人，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时抢劫、奴役、杀戮美洲土著，而不致力于其使新世界基督化的崇高目标。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很痛苦，成千的人自杀。即使在基督教国家里，该世纪自杀的情形也增加得惊人。有些人文主义者宽恕自我毁灭，但教会规定自毁者会直接通往地狱，因此成功的自毁者从油锅出来又掉进火焰中。
在整个宗教改革过程中，虽然最后改进了欧洲的道德，却暂时伤害了世俗的道德。皮尔克海姆（Pirckheimer）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两人同情路德，惋叹说不受约束的行为的混乱早已随教会、权威的崩溃而来。路德像往常一样，对此极为坦白：
我们越往前走，世界变得越坏……现在的人比以前在教皇统治下更贪心、残忍、欠中庸、无耻、恶劣，这是很显然的事……我们德国人现在是所有民族的笑柄和耻辱；我们被认为是可耻和卑贱的猪……我们偷窃、欺骗……我们暴饮暴食，我们行每种罪恶……一般人都抱怨当今的青年完全淫荡和无秩序，而不再愿让他们自己受教导……维滕贝格的女人和女孩前后赤裸地外出，而无人惩罪或纠正她们，上帝的话受到嘲讽。
一位路德派的牧师安德烈·穆斯库鲁斯说，把他的时代（1560年）和15世纪的德国相比，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不道德时代，许多新教领袖同意他的说法。加尔文悲伤地说：“想到将来就使我胆寒，我不敢想到它。除非主从天降，野蛮将会吞没我们。”从苏格兰和英国，我们也可以听到相同的论调。亨利八世的热心拥护者弗洛德很公平地提出以下结论：
亨利八世开始的运动，以目前（1550年）的结果来判断，最后只是把国家带入冒险家的手里而已。人们交换了一种迷信，以最大的误用来规定尊敬和服从的虚文，使服从并入冒险的信念中。在此致命的影响下，不但自我牺牲的最高美德，而且正直和道德的最普通的责任都消失了。私人生活受到不纯洁的感染，与此对比的，天主教士团的淫荡像天真般的出现……保持不受感染的好人中，最好的人仍是属于宗教改革这一边的人。
我们几乎不能把在英、德的这种道德上的衰微归咎于路德解除性的束缚或他轻视“良好作品”，或亨利在性沉溺和无情的残酷上所开的恶例，因为一种类似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说更为不受约束的——特权，统治着文艺复兴的教皇治下的天主教意大利和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天主教法国。也许西欧道德松弛的基本原因是财富的增加。另外的原因是信仰的衰微，不仅是天主教的教条，甚至是基督教信条的基础。安德烈·穆斯库鲁斯惋叹道：“没有人在乎天堂或地狱，没有人想及上帝或魔鬼。”在宗教领袖所作的如此声明中，他们对改进道德生活所做的神学上的修正，不免表示失望，因此我们必须允许他们的夸大其词。人不会比以前好得更多，假如我们可以相信牧师的话，在以后的世纪里，人也不会比现在好得多。根据他们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找到16世纪的所有罪恶，而在他们的时代里找到我们所有的罪恶。
与此同时，天主教和新教已建立并加强了两个道德再生的焦点：婚姻或节制，教士行为的改进，及强调家庭为信仰和端庄的最后城堡。结果，宗教改革，即使过分了一点，也会真正地改革。终有一天，男女都会暗暗以羡慕的眼光来回顾这16世纪，在此时他们的祖先曾经如此的坏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