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从不幸中爬起来的能力是历史上最感人的奇迹之一，也是人类在生命的悲剧过后表现的英雄式精神恢复力的一部分。
种族隔离并不是最失自尊的事，他们彼此相处时远比和外界仇视的群众在一起时要幸福得多，也安全得多。他们能忍受贫穷，因为他们已穷了好几个世纪了，而贫穷也不是他们的特权。事实上，他们可能宁可偶尔为自己的财富感到自负，也不愿意想及自身难忘的羞辱。最狠的一记创伤，不管其动机何在，就是使他们成为被瞧不起、被排斥的人们的标记——徽章或显眼的服装。犹太伟大的历史学家辛酸地写道：
犹太徽章等于是招来街头流浪儿来侮辱佩戴着它的人，并以泥土溅污他们身体的工具；它等于是用来向愚蠢的群众提示，要他们扑向犹太人、虐待他们，甚至于杀死他们；也让较高阶层的人有机会来排斥犹太人、抢夺他们，甚至放逐他们。比这种表面上的不荣誉更严重的是徽章对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们越来越习惯于本身屈辱的地位，失去了一切的自尊心。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外表……越来越口不择言，因为他们打不进文化圈，彼此都以黑话来表达心里的思想。他们也丧失了一切美的格调与眼光，而在某些方面变得卑鄙，这正中敌人的下怀。
这段文字渲染得太厉害，也有失体统。好多犹太人仍保持自尊，有些以其衣着的豪华来炫耀。我们也一再听说犹太少女的美貌极为驰名。而意第绪语，也就是在16世纪时加入斯拉夫与希伯来语的外来语成为德语行话，已逐渐演变成有力、多变化的文学，甚至连格雷兹在写那本《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时也曾使用。然而，那几个世纪中最大的罪恶就是故意把整个民族加以羞辱，降低其地位，这是对灵魂无情的谋杀。
这个罪行的基础就是把犹太人排出商业与财政之外的各种行业。由于前已述及的种种理由，也由于教会强索农产品的什一税，犹太人不从事耕耘农田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还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由于不许他们加入工会（原是基督教的宗教组织），他们无法参加制造业，而他们的商业经营又因基督教垄断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大体说来，他们与基督徒交易时，仅限于小型工商业与贷款。在某些地区，他们只能把二手货售给基督徒。13世纪以后，他们在财政方面也失去了令人忌妒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流动资金、他们的国际语言、他们和国外散居的亲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方面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犹太人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那些排斥他们的国家的国际贸易转移到接待他们的国家。这虽不是主因，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微，荷兰强大起来，安特卫普把自己在商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让给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
值得安慰的是，犹太人在内政事务方面可以依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来处理，也可以有自己的牧师和教会聚会所委员会。和伊斯兰教的情形一样，在犹太世界里宗教、法律和道德三者合而为一，牢不可分，宗教与生命共生共长。雅各·本·亚赫（Jakob ben Aher）牧师于1310年在那本《四行》（Arabaah Turim）规定犹太法律、仪式和道德。这取代迈蒙尼德（Maimonides）所著的那本《密西拿书》（Mishna Torah，1170年），其中有一项律法规定：《塔木德》所立之法及乔尼姆（Geonim）的规定，各地犹太人必须一体遵行。《四行》在1565年之前，一直成为牧师接受的法令与判决的指引。
14世纪和15世纪的不幸，瓦解了犹太人的社会组织。犹太教的牧师和基督教的传道士一样，得黑死病死亡的人数颇众。被迫害、被放逐，加上流亡的生活，几乎使犹太法律毁灭。塞菲蒂克犹太人觉得难以接受收容他们的犹太社区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设立自己的聚会所，讲他们自己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许多城市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德国的犹太人各自成立集团，维持自己的牧师、风俗，各自的慈善和忌妒。在此危机中犹太人的家庭挽救了犹太民族，彼此一致的忠心于双亲、子女、兄弟、姐妹，造就了稳定、安全的庇护所。几个世纪来犹太纪律的混乱在牧师约瑟夫·卡罗（Joseph Karo）于塞弗德颁布《萨尔占条律》（Shulchan Aruch，1564—1565年）时告一段落。在这份“秩序表”（Table in Order）里，重新制定犹太人的宗教、法律和风俗。但卡罗制定这项律法的根据，主要是西班牙的犹太教，使德国和波兰境内的希伯来人认为他过分不重视他们的传统和对“律法”的解释。克拉科城的拉比莫瑟斯·伊赛勒斯牧师在“秩序表”上加上他的“秩序表的封面”，把卡罗那份几乎全是塞菲蒂克式的律法作了适于阿斯克内兹（Askenazi）的修正。在加上这种补正之后，这份条律时至今日仍被犹太人遵奉为圭臬，有如《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与《黑石律法》（Blackstone）一般。说一个犹太人完全遵行《萨尔占条律》的条文，是对其最高的赞美。
由于所有犹太法令立法的依据都是《塔木德》，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犹太人遵循他们第二部圣书的变化时战战兢兢之情。圣文学气氛较浓，也较少权威性的部分——《赫格达》（Haggada）——有几段文字讥嘲某些基督教的信仰。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教徒首先一项工作就是指责这几段文字的错误，继而呼吁禁止整部《塔木德》。虽然有这种运动出现——其中的最高潮是普费福科恩攻击罗伊希林——利奥十世依旧鼓励《塔木德》第一次印行（1520年，威尼斯），但是尤里乌斯三世以命令宗教裁判所焚毁意大利境内发现的《塔木德》（1553年）来表示文艺复兴的结束而闻名于世。犹太家庭被骚扰，被抢走好几千册经书。罗马、博洛那、拉文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和曼图亚各地都看得见犹太书籍的烽火，然而米兰拒绝遵守这种纵火的训令。各犹太社区向教皇请求废止他的敕书，尤里乌斯一面拖延，一面让书一册册被烧掉。庇护四世认为只要经过检查，《塔木德》是可以印行的。其后，犹太人开始审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犹太教神秘学说的经文——《佐哈》（Zohar）——未受到焚毁，原因是有些天主教学者发现其中有证实基督的神性的说法。《佐哈》写于1295年以前，用来当作逃避贫穷和迫害的犹太人的秘法（Cabala），也就是“秘传”变形的一系列神秘学作品，及陷入默思数字、字母等的神圣、深奥象征主义字的倒读，耶和华不容亵渎的圣名，如此等等。忧伤的犹太人聚集在密室里，借着绝食、饮泣、各种禁欲的严峻，及（玄秘的）卡巴利斯蒂克（Cabalistic）理解等方式，来寻求某种新的解救方式，尤其是他日会从以色列的忧患中，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降临。
凡是设法体会犹太人在14世纪至16世纪体验过的那种全种族的忧患的人，一定能够了解这种逃入安慰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想法，及一再欺骗绝望的犹太人，使他们相信弥赛亚确实已降临世间的说法值得原谅。1524年，一个年轻、英俊的阿拉伯犹太人，自称大卫·雷贝尼（David Reubeni），骑着白马走过罗马来到梵蒂冈，向克莱门特七世自我介绍，说他是目前在阿拉伯统治古希伯来族的雷贝尼犹太国王派来的兄弟兼特使。他说他的王有兵30万、武器不足，如果教皇和欧洲诸王侯肯供应武器，该部落有本事把穆斯林逐出巴勒斯坦。克莱门特颇感兴趣，并以大使之礼来款待大卫。罗马城里的犹太人乐于看见自己的同胞有此殊荣，他们花钱为雷贝尼置办高级外交官的行头。葡萄牙的约翰三世邀他前往时，他就带了一大批随从，打着犹太的旗号坐船前去。
由于约翰三世被他的提议迷惑，结果竟延缓了对马拉诺斯的迫害。葡萄牙的那些犹太人多半都是被迫施洗的，因此他们高兴得有点歇斯底里，其中有许多宣称他们深信雷贝尼就是弥赛亚。身为国王的秘书的迭戈·皮瑞斯（Diego Pires）是一个皈依者，行割礼以证明自己信奉犹太教。他化名为所罗门·莫可（Solomon Molcho）向土耳其进发，宣布雷贝尼是弥赛亚的先驱，弥赛亚将于1540年降临。雷贝尼本人则既不自称是弥赛亚，也不说自己是其先驱，他只是个需要金钱、船只和武器、爱好幻想的骗子而已。化名为莫可的皮瑞斯的逃亡引起国王约翰的疑心，他对雷贝尼下了逐客令。大卫离城，在西班牙海岸搁浅，被宗教裁判所逮捕。查理五世显然是为了讨好克莱门特，下令释放雷贝尼。雷贝尼转向威尼斯（1530年），并向上议院建议，为了攻打土耳其人，该会应武装欧洲的犹太人。
其时莫可抵达安科那，从教皇那里得到护照，横跨意大利，热烈地在罗马鼓吹犹太教。宗教裁判所想以恢复的改宗者的名义逮捕他时，克莱门特为他解危，送他安全离城。虽然莫可已对雷贝尼失去信心，依旧和他携手组织草率成军的布道团到累根斯堡城，他们在该城恳请查理武装马拉诺斯，以便与伊斯兰教一战。查理将两人逮捕，并亲自押他们到曼图亚城。莫可被判以火烧死。在最后一刹那，他得到皇帝的恩赐赦免，条件是再度信仰基督教。他婉拒此番好意，并从容就义（1532年）。雷贝尼被送至西班牙，被宗教裁判所拘禁，死于约1536年，显然是中毒而死。其后，欧洲那些心碎的犹太人再度爬回他们的居住区，重温其神秘主义与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