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土耳其人要是跟基督徒相比就显得是野蛮人的论调，其实只是自我陶醉的错觉罢了。他们的农业技术和科学至少与西方各国一样优异。农田由封建首领的佃农耕作，这些封建首领世代相传，每一代都须在行政与军事方面把苏丹侍候好之后，才能拥有这些土地。除了纺织、制陶、兵器、甲胄等方面之外，其他工业都未能有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等地的工厂制度的发展，然而土耳其的工匠因其优越的产品而闻名于世，而且不论贫富都不会为了没有资本主义而感到遗憾。16世纪的伊斯兰境内商人并没有西欧各国商人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地位。土耳其人之间的商业往来在诚实方面极为有名，至于土耳其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商业往来，敲竹杠并不犯法。国外的商业几乎全由外国人来做。穆斯林的商队很有耐心地走着古代与中古时期的陆路到亚、非各地，甚至还走过撒哈拉沙漠。容纳沙漠商队投宿的各个客栈，其中许多是由苏里曼建的，使商人与旅客在路上有歇脚之处。穆斯林的船只到1500年，一直掌握着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经红海到印度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海路，土耳其人就在印度和中国大帆船上进行货物交换。在达·伽马东航使印度向葡萄牙商人开放及阿尔布开克海上胜利之后，穆斯林丧失了印度洋的掌握权，埃及、叙利亚、波斯和威尼斯也都随之在商业方面走下坡路。
土耳其人在海上或陆上都很活跃，不像其他的穆斯林那么虔诚。然而他们也尊奉神秘学、苦修僧与圣贤，依据《古兰经》立法，到清真寺接受教育。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也规避偶像崇拜，认为基督徒是多神论的偶像崇拜者。实行政教合一：《古兰经》与传统即根本法律；负责解释“圣书”的那些“乌勒马”（ulema，伊斯兰教的学者群），同时担当境内教师、律师、法官或法学权威。在穆罕默德二世与苏里曼一世时期编纂奥斯曼法典的，也正是这些学者。
这些乌勒马之中为首的叫姆弗蒂（mufti）或什克—乌尔斯拉姆（sheik ul-Islam），也就是国内除苏丹与内阁总理之外最高的法官。苏丹总有去世的一天，乌勒马却永享权威，因此这些神学家和律师成为伊斯兰国家日常生活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以过去的法令来解释当前的事物，他们留下极为保守的影响，也造成苏里曼死后伊斯兰教文明的停滞。宿命论——土耳其语叫“奇斯梅特”（qismet）——强化了这种保守主义：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由安拉预先安排，产生反叛自己的命运就是不忠贞和肤浅的说法；一切事物，尤其是死亡，皆操于安拉手中，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偶尔也有自由思想者言论过于没遮拦，也有一两个因而被处死。然而，一般说来，乌勒马允许思想自由，而伊斯兰土耳其未曾有过审讯之事发生。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并获许处理不涉及穆斯林的事务时自治。穆罕默德二世故意袒护希腊正教，因为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对土耳其有利。基督徒虽然在苏丹统治下极为发达、繁荣，他们自己却严重地感到吃不消。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说来是奴隶，只要他们信奉伊斯兰教，马上可以脱离奴隶的地位，也有好几百万人就这么做了。排斥伊斯兰的不得服兵役，因为表面上说来，伊斯兰教的战争是把不虔诚的人感化，使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圣战。这种基督徒必须缴付重税来代替服兵役，通常这种人多是佃农，把农产品的1/10缴付地主。此外，他们每10个婴孩中必须拿出1个来教养为穆斯林，以为苏丹效命。
苏丹、军队和宗教权威人士就是整个政府。苏丹一旦有命，每个封建首领就带领他征召之人前来组成“西帕赫斯”（sipahis），也就是骑兵，苏里曼在位时骑兵队人数高达13万人之众。斐迪南的特使称羡这些骑兵的光彩：猩红色、鲜黄色或藏青色的织锦或缎制服饰；布斯贝奇（Busbeq）前所未见的骏马身上的马具发出金、银、珠宝闪烁的光芒。步兵精英则由俘虏来的基督徒或纳贡后养大来苏丹王宫中专为行政尤其是为军事需要而服侍苏丹的幼童组成。这些士兵在宫中被称为“耶尼·策里”（Yeni Cheri，新军），西方的新军则堕落为近卫军。穆拉德一世时即曾创建这种奇特的团队（约1360年），其目的可能是在从信奉基督的百姓中抽取极有危险性的青年。这些青年为数不多——苏里曼在位时约有2万人。他们在各种战技上接受高度训练，不许结婚，亦不许参与经济活动，被灌输军事荣誉与热忱的思想及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他们打仗时极为英勇，和平时也一样焦躁不安。作为这些精兵的后盾的是为数10万人的人民自卫队，由骑兵和侍卫队来负责训练秩序与鼓舞士气。最受欢迎的兵器仍为弓箭与长矛，火器刚开始使用，士兵在近战时挥舞锤矛与短兵器。在当时，苏里曼的军事学在全世界可算最优。其他军队在掌握炮兵、挖地道及兵工方面，纪律与士气方面，对士兵身体的注意，长距离补给大部队等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然而，这些优点仅只为了一个目的：军队本身成为该目的；为了维持现状与约束，军队必须应战；而在苏里曼死后，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成为诸苏丹的主宰。基督徒的子女被征召与被迫皈依的子弟形成土耳其中央政府行政官员的大半。我们早该料到伊斯兰教的苏丹必然恐惧被那些像斯堪德贝格（Scanderbeg）一样渴望父辈信仰的人包围；相反，苏里曼较喜欢这些皈依者，因为这些人从小被训练来充任特种行政业务。奥斯曼政府的官僚政治很可能就是16世纪前半期最有绩效的政治，虽说收受贿赂的风气极为盛行。迪万（Diwan）有如西方政府的内阁，在内阁总理的召集下集合行政首长。内阁的权力与其说是为立法，不如说是顾问性质的，但通常内阁的推荐都由苏丹的律法（kanun）来立法。司法部则由法学权威中选出的恰迪斯（qadis，法官）与姆拉斯（mullas，大法官）充任。一名法国观察家记载各法院勤奋的情况及审讯与判决的迅速，一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更深信“在早期奥斯曼领袖的治理下，司法行政方面土耳其优于欧陆任何其他地区；诸苏丹的伊斯兰教子民比大多数基督教社区中的人民更守秩序，犯罪情形也较少”。君士坦丁堡的街道由近卫军巡行，“谋杀案件较欧洲任何其他首府为少”。落入穆斯林统治的地区——罗得斯岛、希腊、巴尔干半岛——也喜欢穆斯林的统治，而不喜欢先前骑士们或拜占庭人或威尼斯人统治，甚至连匈牙利也认为苏里曼在位时的政治比哈布斯堡统治时好得多。
中央政府的行政单位多坐落于塞赖（Serai），也就是皇宫区中——不是王宫，而是一大堆的建筑物、花园和宫廷，其中住着苏丹及其后宫、臣仆、副官及8万名官僚。而在这层层包围之中，方圆3英里的范围，只有一个入口，装饰得极为堂皇，法国人称之为“高门”（Sublime Porte）——这个称呼因为说法离奇的变异，竟是指奥斯曼政府本身。在这种中央集权化的组织中，地位仅次于苏丹的就是内阁总理。“维策尔”（Vizier）是一个阿拉伯字——“瓦策尔”（Wazir），意思是“挑重担的人”。他的负荷颇重，因为他既是迪万之首，又是官僚政治、司法部、全军及外交使团的头号人物。他主管国际关系、订定重要约会，而且在欧洲各政府最繁文缛节的仪式中，要扮演最繁文缛节的角色。最吃力的职责则是在上述事项各方面都讨得苏丹欢心，因为通常内阁总理多是以前的基督徒，说来是个奴隶，只要君主一句话，就可以不经审讯加以处死。苏里曼挑选的内阁总理对他的成功贡献极大，足以证明他判断正确。易卜拉欣·帕沙本是希腊人，被穆斯林海盗掳获，带来给苏里曼当作有前途的奴隶。苏丹发现他在各方面都极为能干，因此委任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支他年薪6万杜卡特，并将亲妹许配给他，定期与他共餐，欣赏他的健谈、音乐方面的成就、语言方面的知识及文学、世界方面知识的渊博。苏里曼以东方花团锦簇的方式宣布“易卜拉欣·帕沙所说的话，应一律认为即出自朕字字珠玑的口中一般”。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几乎可以说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易卜拉欣少了一样智慧，那就是以外表的谦虚来隐藏他内心的骄傲。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自负：他使土耳其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到最高，他制定外交政策，以与法国联盟的方式来分裂西方，他在苏里曼进军匈牙利时以改革弊端、公正可亲地对待百姓的方式来安抚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然而，他也有必须缜密细心的理由，因为他仍是奴隶，他的头抬得越高，在他头顶悬挂着的那把刀的线也就越来越细。他下令禁止劫掠——大不里士与巴格达两城，并企图阻止军队劫掠布达城，因而激怒了军队。在那次劫掠中他挽救了马蒂亚斯·科尔文努斯图书馆的局部，及赫耳默斯、阿波罗、阿尔特弥斯等三座铜像。他把这些铜像竖立在他君士坦丁堡的王宫门口，结果连他那最无所谓的君主也被他这种对民族的反对偶像崇拜戒律的蔑辱而颇为不悦。谣言中伤他蔑视《古兰经》。有时他宴请宾客的娱乐在费用与场面上都远超过苏里曼。迪万的委员控告他，说他讲话的口气，支使苏丹有如用皮鞭来指挥一头驯服的狮子。宫中女眷的最受宠者——罗克斯拉纳（Roxelana）——因为不满易卜拉欣的影响，每天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将怀疑与怨言奏向皇上的耳边。最后苏丹终于相信了。1536年3月31日，有人发现易卜拉欣被勒死在床上，可能是出于皇上的命令。这件事表现的野蛮性足以与烧死塞尔维特或波奎因相比。
更野蛮的是杀死兄弟姐妹时法律上的定罪。穆罕默德二世在《法典》（Book of Laws）一坦率地说：“立法者中大多数已宣称：那些应登基的最杰出的子孙有权处死其弟兄，以确保世界和平，他们必须依规定行事。”也就是说，“征服者”平静地把他嫡传长子之外的儿子都判了死刑。奥斯曼制度的另一个污点就是：被判处死刑的人的财产由苏丹没收，苏丹为了充实自己的财源，就横下心来不受理人们的申诉；在此必须补充说明一点，苏里曼抗拒过这种诱惑。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奥斯曼政府中有着间接民权的政治：除了苏丹的职位外，通往高位的道路开放给所有穆斯林，甚至包括所有皈依的基督徒。只是早期苏丹的成功可能会为能力方面的贵族遗传来辩护，因为当时别处的政府都没有土耳其王座上的诸君一样整齐、一样优异的办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