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宗教在成长的西方世界中撤退时，便等于已打赢了对它们的战争。最崇高的荣誉如今已集于神学家、苦行僧、圣徒等人身上；而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前人的发现，从未想过以新的眼光观察自然。在撒马尔罕，乌勒格·贝格天文观测台因绘出天文图表（1437年）而在欧洲享誉至18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算是放射出其最后一道光芒了。凭着几张天文图表和一张阿拉伯人画的地图，一位阿拉伯的航海家把达·伽马从非洲引导到印度，完成了一项结束穆斯林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的历史性航行。
在地理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穆斯林产生了一位大人物。于1304年诞生于坦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花了24年，自己一个人走过代鲁尔·伊斯兰（Daru’l Islam）——穆罕默德世界，然后回到摩洛哥，死于费兹（Fez）。他的行程说明穆罕默德的信条传播范围极广：他自称曾经走过7.5万英里；看过格拉纳达、北非、廷巴克图（Timbuktu）、埃及、近东和中东、俄罗斯、印度、今斯里兰卡和中国，而且拜访了当时每一位苏丹。他每到一个城市首先拜会当地的学者和神职人员，然后再去拜访当地有权势者。他不但描写每个地方的人民，而且他还叙述各地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矿产、食物、饮料、物价、气候、自然地理、道德风俗、宗教礼仪及信仰。他钦佩耶稣和玛利亚，显然他以满意的口吻写道：“每位到耶路撒冷的复活教堂的进香客，都付给穆斯林们一点点香火钱。”他回到费兹向人叙说他的旅行经验时，大部分听众都把他当成一位说故事者，当地的大臣却派了一位秘书把巴图塔口头所说的回忆录记载下来。这部回忆录后来遗失了，而且几乎被人遗忘了，一直等到有人在今阿尔及利亚发现后才又为人记起。
1250年至1350年，“自然历史”方面最杰出的要算穆斯林。开罗的阿德·达米日（Mohammed ad-Damiri）写了一部1500页的动物学方面的书。医学仍然是闪米特人的特长。在伊斯兰国家，医院林立。一位大马士革的医生阿尔·纳菲斯（Ala’al-din ibn-al-Nafis）解说肺的血液循环，比塞尔维特早了270年（约1260年）；一位格拉纳达的大夫伊本·阿尔·卡蒂伯（Ibn al-Khatib）首先提出黑死病是传染病的理论——他提议实行对感染者加以隔离的方法——而当时他是面对着一种将黑死病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的神学。他的论文《论瘟疫》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必须遵行一个原则——任何一个穆罕默德伴侣的传统和感官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该修正该传统。”
学者和历史学家多如诗人。他们都用阿拉伯语写作，很多时候，他们常会将学问研究和写作与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融合为一体。大马士革的阿布·伊·菲达（Abu-l-Fida）曾参加过十几次军事战役，当过开罗阿尔·纳西尔（al-Nasir）手下的部长，再回到叙利亚的哈马当省长，集有广博的图书，而且写了好几部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书。他的《地理学论文》（Taqwin al-Buldan），就其范围而言远超过当时欧洲此类的作品。该文推测说，地球的2/3都覆盖着水，又说任何一位向东或向西作环球旅行者都会快或慢一天。他那本名著《人类历史节略》（Abridg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可以说是西方所知的一部穆斯林历史的主要作品。
14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家名气最大的该算伊本·哈尔敦（AbderRahman ibn-Khaldun）。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他有丰富的经验、广泛的见闻、实际的政治经历，又通晓艺术和文学、科学和哲学，而且对于伊斯兰教的一切他都像他那部《宇宙史》（Universal History）一样无所不包。像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出生于突尼斯，而且在那里长大、受教育，显然说明北非的文化并非只是亚洲伊斯兰国家的模仿者，而是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和活力。在他的自传里，伊本·哈尔敦自述道：“从小我就显出对学问的渴望，对学校和功课我总是兢兢业业。”黑死病夺去了其双亲和多位师长的生命，他仍继续求学直至“我最后自觉得有所懂为止”。这纯粹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殊幻想。他20岁时就当了突尼斯君主的秘书；24岁则当费兹君王的秘书；25岁时却被捕入狱。后来，他迁居格拉纳达，被任命为该城驻塞维尔的“残忍者”彼得的大使。回到非洲后，他成为布日的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allah）亲王的首相。他的主人被黜被杀时，为了求生他只好逃亡。1370年，他被特莱姆森（Tlemcen）城派到格拉纳达为特使。在赴任途中，他被一位摩尔亲王逮捕，便在这位摩尔人的手下效劳了四年，然后退休到靠近奥伦的一个城堡。他就在那里（1377年）完成了其《绪论》（Muqaddama al-Alamat）一书。由于奥伦能够提供给他的参考书太少，他只好又回到突尼斯，他与当地的许多政要为敌，只好再迁居开罗（1384年）。此时他的学者声望已经达到国际性的水准。他在埃尔·阿查尔清真寺讲学时，教室往往挤得水泄不通，而巴尔丘奇苏丹秉着其“一向爱护学者的雅意”，赠给他一笔恩俸。他被任命为皇家法官。他执法甚严，关闭掉所有的酒馆，因此旋即被轰下台，再次隐退下去过他的私人生活。他再度被任命为大法官后，陪同纳西尔·阿德·丁·法拉基（Nasir ad-Din Faraj）出征攻打帖木儿，结果埃及军队打败，伊本·哈尔敦便逃往大马士革避难。帖木儿的军队包围大马士革，这位已届高龄的历史学家，便带领一个代表团求那位无敌鞑靼王大发慈悲赦免他。与作家一样，他随身总是携带一部历史书。他当场就把他论及帖木儿的一段念给帖木儿听，并请求他指正。也许他念的时候重新把那段修改过了。结果他成功了，帖木儿释放了他。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驻开罗的大法官。他殉职时已75岁（1406年）。
在这些年里，他写了一部有关阿威罗伊的哲学概要、许多篇关于逻辑和数学的论文、《柏柏尔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Berbers）、《穆恰达马》（Muqaddama）和《东方民族》（The Peoples of the East）。只有最后3本流传至今，这3部书在一起共称为《宇宙史》。《穆恰达马》或称《绪论》（Prolegomena），是了解伊斯兰教文学的必读作品之一，而且就“历史是哲学的分支”观点而言，对中古时代的人，它也是一部极“现代”的作品。伊本·哈尔敦把历史视为是“哲学上重要的一支”，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有很开阔的看法：
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的社会情况（指其文明），可以揭示原始生活的自然现象及人类因各种文化的进化而促使帝国和朝代的诞生，紧跟着更有分门别类的行业、职业、科学和艺术的出现，最后告诉我们万物本性的变化可能影响社会本性的变化。
因自认为是第一位采取这种方法撰写历史的，因此，他请求读者原谅他许多难免的错误：
我祈望海内外贤达之士能不吝指正我的作品。以学者的眼光看，也许我所能奉献给大家的价值甚为渺小……可是我仍然希望读者多多给予本人照顾。
他希望，他的作品在可见的未来的黑暗日子里，对人类将有所裨益：
当世界经历一次完全的瓦解后，其本质将会产生变化，以允许新的创造与另一新的组织出现。因此，我们今日的确需要一位能描绘世界状况，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并指出各地风俗习惯与信仰变化的历史学家。
他特别辟出专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犯的错误。他觉得，这些历史学家只顾把所有的事件按年代先后次序编成历史，鲜少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不论是神话、传说或事实，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罗列，对统计数字则常过分夸张，而且常将太多的事情的发生归之于超自然。至于他本人则完全依据自然因素去解说事件的发生。他以人类今日的经验去判断历史学家说的话是否正确，一旦在今人看来被认为不可能发生之事，他一定拒绝相信。他认为应以经验批判传统。他在自己的著作《绪论》一书内采用的手法，首先便讨论到历史的哲学；然后谈及各种职业、行业和技艺；最后讨论科学和艺术史。在随后的几卷中，他分别叙述各国的政治史，为此，他不惜牺牲时间的统一性以迁就地方的顺序。伊本·哈尔敦说，历史的真正目的是要讨论文明如何兴起、如何兴盛、如何产生文学和艺术及如何衰败的问题。就像每个人一样，帝国具有生命及其独有的轨道。帝国成长、成熟及衰亡，其顺序的前因后果到底是怎样的？
影响这一顺序的基本条件是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的影响是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住在寒冷的北方，甚至即使是南方来的民族都有白色的皮肤、细微的毛发、蓝眼睛及严肃的个性；而住在赤道地方的人多半有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动物性膨胀”、心情轻松愉快、迅速传达其欢悦之情、喜好歌舞。食物也会影响人的性格：多食肉类、调味品及谷类者体积重、心情沉重、较经不起挨饿或传染病；相反，食物较淡者，如沙漠地区的民族，身体则较矫健、性情也较开朗，而且不易患病。就先天的本质而言，世界各地的民族并没有先天性的不平等，不同的民族之所以有迟早的发育，完全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只要地理条件发生改变，或是迁居于不同的栖息所，他们的发育也将发生改变。
经济因素是仅次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伊本·哈尔敦依照每个民族摄取食物的不同方法，把所有的社会划分成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两种，而且把战争的发生归因于寻觅更充分的食物供应的愿望。游牧部落迟早要征服那些固定的社会，因为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条件的逼迫，必须维持其勇敢、忍耐与坚强的尚武特性。游牧民族只可能破坏文明，从未创造文明；他们在血统与文化上，会由被征服者同化，即使游牧的阿拉伯人也不例外。由于一个民族永远不满足于其食物的供应，战争自然不可避免。战争可促使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再生。因此，君主政体成为政府体制中最常见的一种。政府的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兴或衰。过重的税收或是政府干涉生产及分配等事项，可能阻碍企业的发展和竞争，而且会阻塞一切的财源。相反地，财富过分集中的社会，将会因革命的侵袭而分崩离析。
历史中也存有道德力量。帝国需要人民的团结方能维持，而人民的团结则可由谆谆的教诲和同一宗教的礼仪来达成。伊本·哈尔敦在信仰的一致的价值上完全同意教皇、宗教法庭及新教改革者的看法：
想要征服他国者首先必得拥有一批群策群力、合作效忠于你的人民。这种合作无间的精神与意志，则仰赖于神的力量和宗教的支持……当人们为获得某种东西而献出心神与热忱时，他们往往会互相忌妒，而且开始意见不合……可是倘若他们放弃世俗的虚荣心，愿去求取上帝之爱的话……忌妒便会马上消失，不合之气会马上停止，大家开始很热心地互相帮忙。他们的团结使他们更坚强起来。正确的目标带来迅速的进步，到后来甚至于促使一个强有力的帝国的出现。
宗教不只是战争的助力，也是社会秩序与个人平静心理的恩物。而这些理想唯有当宗教信仰无须强迫力量即可推行时，方能达成。尽管哲学家们发明了上百种思想体系，却没有一种可代替宗教来引导人生、启示人生。“既然人不能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人最好还是接受一位受启示的立法者能告诉我们的信仰，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而且他已为我们定出我们该信的及该做的。”紧随这段序言之后，这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即开始谈论自然主义的历史解说法。
每个帝国都会经历如下的发展程序：（1）一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安享被其征服的领土或国家。“文明最落后者征服的领土最广”。（2）社会关系越趋复杂，越需要一位维持秩序的集权者，于是部落酋长就成为国王。（3）在秩序安定的情况下，财富自然增多，城市兴起，教育与文学发达，艺术获得庇护，科学与哲学抬头。高度都市化和舒适的物质享受便是衰败的开端。（4）富足的社会倾向欢乐、奢侈，不喜创业、冒险或战争；宗教丧失其对人类想象力或信仰的影响；道德开始没落、奸佞横行；尚武精神与军事冒险衰退；雇佣兵被雇来防御社会；雇佣兵们一般而言都缺乏爱国的热忱或宗教的虔诚心；设防极弱的财富自然引诱饥饿的侵袭，国界边往往有几百万的敌兵在那儿虎视眈眈。（5）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阴谋（或者两者一起），推翻了国家。这便是罗马、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茨（Almoravids）和阿尔莫哈茨（Almohads）两个朝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国盛衰的循环：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上面所述不过是从几千个观念中挑选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而这些观念使《绪论》一书成为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作品。除了神学之外，伊本·哈尔敦几乎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因为他认为，在宗教方面有所创见是不智之举。他明明是在写一部哲学的大部头作品，却偏偏宣称哲学是一种危险之物，并奉劝读者别去碰它。也许此处他指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不是企图以较大的眼界去透视人类一切的哲学。有时，他像一位单纯的老妇人一样，在市场上谈些琐事。他相信所谓的奇迹、幻术、“魔眼”、字母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属性，用梦、内脏或鸟的飞行等占卜法。可是，他也崇拜科学，承认在科学成就上，希腊人确实胜穆斯林一筹。此外，对伊斯兰国家科学研究已开始衰退一事，他感到极为悲哀。他不相信炼丹术，不过还颇信服占星术的道理。
对伊本·哈尔敦的成就，我们必须对他打个折扣。虽然他的知识范围像伊斯兰国家一样广阔，但他也拥有伊斯兰国家许多的缺陷。在为数3卷的《绪论》一书里，他只腾出7页来讨论基督教。他只约略提及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他谈论北非、伊斯兰的埃及、近东和中东的历史时，他自认已经把“全人类的历史”都包括在内了。有时他犯了不可原谅的无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门廊教授他的弟子，而苏格拉底在浴盆里。他的真正历史著作远不及他的序言里所说的理论；他把柏柏儿的穆斯林和东方写成王族家谱史、宫廷阴谋和小型战争等沉闷的历史记载。显然，他只想把这几卷书写成政治史而已。
为了恢复对于伊本·哈尔敦的敬意，我们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在14世纪中有哪部基督徒的哲学著作可与《绪论》一书媲美呢？也许在他以前的作家已经有人部分地谈到他划定的范围；他自己的民族中就有阿尔·马苏迪（Al-Masudi，死于956年）在一部如今已经失传的著作里谈论到宗教、经济、道德及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法律的影响，而且论及政治衰败的原因。可是，伊本·哈尔敦本人自以为创立了社会科学，虽然也不无道理。在18世纪以前的文学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在影响力、深度及分析方面可和他的历史哲学体系或社会学体系比拟的。我们当代历史哲学家已把《绪论》一书评为“人类有史以来一部最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和他相比，也许略胜他一筹，可是斯宾塞的这部著作是经由许多助手才完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许可以赞同一位名科学史家说的话：“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该算是伊本·哈尔敦的《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