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伊斯兰国家，从格拉纳达到德里和撒马尔罕，所有国王与王公贵族都利用人才和奴隶建造清真寺和大陵墓、绘画和烧瓷砖、织染丝绸及地毯、打造并雕刻木头和象牙，都用红笔加注古籍。伊儿汗人、帖木儿人、奥斯曼人、马穆鲁克人，及那些较脆弱地区的伊斯兰教王朝，多多少少都保存了东方的传统，他们以诗来调剂掠夺，以艺术来缓和屠杀。在乡村和城市的宫殿里，财富渐渐化为美丽，而一小部分的幸运者，由于享受了近水楼台之便，兴起了声色之娱的动机。
清真寺仍旧是聚集伊斯兰教艺术的殿堂。在那里，砖块与瓷砖构成了尖顶的抒情诗；彩陶制的大门把阳光的热感带入了闪烁的彩色世界中；讲坛表现出雕刻的轮廓或木头错综镶嵌的图案；壁龛的辉煌显示出信徒对麦加的向往；铁格子窗和枝形吊灯架是他们对安拉崇拜的金属象征物；地毯使铺有瓷砖的地板变得软而舒适，同时拿来作为祈祷时的垫子；名贵的丝绸套住有各种装饰的《古兰经》。在大不里士，克拉维霍看到“饰有蓝色与金黄色瓷砖的清真寺”时啧啧称奇：在伊斯巴罕，乌利加图的大臣在“星期五寺院”（Friday Mosque）里装了一个涂有粗糙之灰泥图案的壁龛，结果这个壁龛居然成为吸引人的错综图饰和文字雕刻。乌利加图则在苏丹尼亚造了一座极为华丽的陵墓（1313年），他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什叶教派的创立者——阿里和侯赛因——骨灰的收容所。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葬在这座气派雄伟的衣冠冢里的，是这位可汗自己的骨头。在瓦拉明（Varamin，1326年）有一座寺院的废墟占地极广，外表极为壮观。
帖木儿本人喜好建筑，他不但从被征服者那里偷窃他们的建筑观念，也偷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像一位征服者一样，他喜爱象征其帝国与意志的大规模的东西；像一位暴发户一样，他喜好鲜艳之色，常常做过分的装饰。因迷醉于赫拉特的蓝釉瓷砖，他把波斯的陶工请到撒马尔罕来，把他首都的寺院和宫殿都铺以光彩夺目的石板。不久，该城到处都有闪闪发光的美丽的瓷砖。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一个其底呈球状的圆顶，其塔尖逐渐尖细成一尖点。他马上命令他的工程师趁其还未被焚毁，先把它的图案和尺寸量好；回来后，他就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圆顶建成这个形状，并将这种建筑风格传播到印度和俄国境内，因此这种风格如今散布的范围从泰姬陵（Taj Mahal）一直到红场。他从印度回来，同时带回一大批艺术家和技工，这批人以3个月的时间为他造好一座巨大无比的清真寺——这所寺院的大门高100英尺，它的天花板由480根石柱支撑。他为其妹楚楚克·比卡（Tchouchouk Bika）所造的葬礼寺院，变成了他在位期间的一件建筑杰作。他下令建一所寺院以纪念他的原配夫人比比·卡努（Bibi Khanun）时，他不但亲自监工，还鼓舞或逼迫所有的工人不停地工作。
他的后裔达到了更成熟的艺术境界。位于德黑兰到撒马尔罕途中的马沙德，鲁赫王的太太乔哈尔·沙德（Gawhar Shad）请来建筑师加瓦·阿德·丁（Qavam ad-Din）造一所冠上她名字的清真寺（1418年）。吊有精致“宫灯”的尖塔保护着这所圣殿。四座壮观的拱门通向一块中央宫院，每座拱门都铺以“古往今来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彩陶砖——那是以一种永不褪色的色调，绘上成百种错综几何图形和花纹雕饰的砖块，这一切的光辉看起来显然胜过波斯的太阳。坐落于西南方的“圣堂回廊”，其圆顶上的蓝色瓷砖几可与蓝天颉颃；而在大殿的前面，在一块蓝色的地板上，以白色的大字写了一段骄傲而虔诚的给王后的献辞：
高贵伟大、其忠贞不贰之心可与日月争辉的王后……乔哈尔·沙德——祝福她的伟大，她的忠贞得长照永存！……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同时也为了最后的审判，秉着安拉的启示，充满着感恩之情，在伟大的国王——胜利之王——沙赫·鲁赫统治期间内，她捐出私产建立此一神圣的殿堂……但愿安拉能赐予他的王国和王位得以永垂千秋万世！同时但愿安拉能助他将善、公平及慷慨广布给全世界的人民！
乔哈尔·沙德的寺院不过是使马沙德成为什叶教派的罗马城的许多建筑之一。在这里，伊曼·里扎（Imam Riza）的崇拜者已继传了30代，在这里聚集了辉煌的建筑：这里有优雅的尖塔、气势磅礴的圆顶、铺有光亮洁白或金银板的瓷砖的拱道、镶有蓝白细嵌工或彩陶以与太阳辉映的宽敞宫院。在这里，凭着数不胜数、五光十色和奇形怪状的作品，波斯的艺术发挥了它的神奇效果，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圣徒，使大批的虔诚进香客也看得目瞪口呆。
从阿塞拜疆到阿富汗，在这个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兴起了1000所清真寺，因为对于人而言，信仰与大地的果实一样珍贵。乔哈尔·沙德的忠贞灵骨在赫拉特有个别致的陵墓；夏伊拉兹在14世纪重建马斯基德·伊·贾米（Masjid-i-Jami）；亚兹德（Yazd）和伊斯巴罕又为他们的“星期五寺院”添上两个五彩缤纷的壁龛。在空间、时间及思想上，我们与他们已经隔得太遥远了，因此，我们无法去领略这些皇皇巨构，而那些能领略其美妙处的信徒对我们日后的哥特式大胆作风，对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肉欲意象，当然也产生不了一点点感应或喜欢。然而，即使当我们站在坐落于大不里士的蓝色寺院的废墟前，我们一定也会受到感动的，我们会回忆起，当年那些名满天下的蓝色彩陶、金黄色的错综图饰；看到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塞特二世在君士坦丁堡（1463年、1497年）建造了可媲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雄浑的清真寺后，我们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奥斯曼人综合了拜占庭的设计、波斯人的大门、亚美尼亚人的圆顶及中国人的装饰题材，分别在布鲁沙、尼西亚、尼科美第亚、科尼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属于他们的寺院。在建筑方面，阿拉伯人至少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只有一种艺术——一位敢向巨人歌利亚挑战的大卫——敢在伊斯兰世界站起来与建筑相颉颃。也许比寺院建造者更受人尊敬的算是书法大师和那些以极细腻笔触装饰书籍的有耐性的肖像画家。在此之前有人作壁画，自此之后，壁画即销声匿迹。人像还有人画，倒是流传了一些。奥斯曼人公然服从《圣经》和《古兰经》的要求禁止雕刻人像，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威尼斯把非基督徒真蒂莱·贝利尼的一幅画输入君士坦丁堡（1480年），然后特别仿制该画，这幅画如今挂在伦敦国家画廊里。帖木儿的画像有很多复制品。一般说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比较喜欢中国艺术的传统，而不喜爱穆罕默德式信仰的禁忌。他们从中国取来龙、凤、云彩、圣光圈和花容月色的面容，与波斯的明晰色彩和明朗线条融在一起，创造出另一种画风。经融合在一起的两种风格具有近亲的关系。因为中国与波斯的肖像画家都是为那些有极高欣赏力的贵族们作画，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主要在于诉诸想象和感官的快乐，而形似便不重要了。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绘画的主要中心集中于大不里士、夏伊拉兹及赫拉特三个地方。也许由14世纪中许多艺术家完成的50页画集——菲尔德斯（Firdausi）的《国王画册》（Book of Kings）——便是伊尔汗国时代在大不里士完成的。不过，波斯的肖像绘画是在帖木儿王朝的国王在位期间，在赫拉特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鲁赫王请来一大批艺术家，他的儿子科松库尔·米尔扎（Baisunkur Mirza）则设立一所专教画法和绘画的学院。《国王画册》（1429年）——集色彩与美之大观的画册——便是从赫拉特这所学校出来的，如今这一画册已被人虔敬地深藏在德黑兰的奎利斯坦宫（Gulistan）图画馆内。第一次看这部画册时的享受就像首次读济慈的颂诗。
插画的真正济慈——“东方的拉斐尔”（Raphael of the East）——是卡马尔·阿尔·狄姆·比扎德（Kamal al-Dim Bihzad）。他把战争的真正恐怖及变化完全反映在艺术中。他于1440年诞生在赫拉特，小时在大不里士受教育，长大后回到赫拉特为国王侯赛因·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ra）和多才多艺的大臣米尔（Mir Ali Shir Nawa’i）画像。赫拉特成为乌兹别克和萨非的军事中心后，比扎德即回到大不里士。他是第一位在画上署名的波斯画家，他留下的艺术作品却少得可怜。存在开罗的埃及皇家图书馆（Royal Egyptian Library）有两幅肖像画，上面画了几位神学家在寺院里辩论难题。这两幅画记载完成的时间是1489年，而其题记写着：“由奴仆、犯罪者比扎德所画。”在华盛顿的弗雷尔（Freer）画廊里有一部《一位年轻画家的肖像画》画册，这部画册是根据真蒂莱·贝利尼复制而来的，上面也签了“比扎德”的名字。这部画册上的画充分表现出两位艺术家——画者与被画者——的才华。此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内有一张尼扎米的卡姆扎复制画和帖木儿《胜利画册》（Zafar-Nama）的草稿画，是否为比扎德的作品，则无法得知。
这些遗物根本无法说明比扎德的名气。它们只不过显示出一种对于人与物的敏锐透视力，一种对于色彩多样性的喜爱，一种在动作敏捷中仍然一笔一画皆毫不含糊的特征。它们不能和作于同一世纪的贝里公爵肖像相比。比扎德的同代人却以为，他已凭其富于创造的功夫、生动的风景画及其栩栩如生的人物，使肖像画发生了一次革命。比扎德逝世时（约1523年），快50岁的波斯历史学家华恩达米（Khwandamir）曾经以带有友情偏见的话评论说：“他的画已使世界上所有的画家黯然失色；他那双奇异的手已使有史以来的其他画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他的话写在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拉斐尔画梵蒂冈的房间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恩达米从未听过这些人的名字。
制陶艺术这一时期已从塞尔柱的拉伊（Seljuq Rayy）和卡尚（Kashan）的精良高峰开始走下坡了。拉伊已因地震和蒙古人的劫掠被夷为废墟，卡尚已将其大部分的窑改烧瓷砖。然而，新的陶器中心已分别在苏丹尼亚、亚兹德、大不里士、赫拉特、伊斯巴罕、夏伊拉兹和撒马尔罕兴起了。镶嵌的彩陶如今已成为大家喜爱的产品：在陶土制成的小板上涂以某种金属的颜色，便能使之变得光彩夺目，只要小心照顾它就不易损坏。赞助者经济情况较好时，波斯的建筑师们不但以彩陶作装饰壁龛之用，而且用它作为覆盖寺院大门和墙的表面。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便有一件从巴巴·卡森（Baba Kasin）寺院（约1354年）取来的壁龛的最佳范例。
穆斯林的金属作品有其特殊的技艺。他们为其清真寺（从布哈拉到马拉奎斯等地）做青铜门和枝形吊灯架，虽然他们所有的作品不能与在佛罗伦萨的、由吉贝尔蒂（Ghiberti）所做的《天堂之门》浸礼所（1401—1452年）媲美，可是他们铸出了当时最好的甲胄——铜盔铸成使攻击偏向的圆锥形，盾则在闪闪发光的铁外层加上一层银或金，剑则刻有金黄色字体或花案。他们铸造极精美的钱币和诸如上面刻有穆罕默德征服者的矮胖半身像奖牌等，他们更以黄铜铸出许多上面刻有庄严的库菲克（Kufic）文字或细腻的图案的大烛台；他们铸出烧香器、写字台、镜子、珠宝箱、火盆、烧瓶、水罐、浴盆、果盘；甚至于剪刀和罗盘也设计得惟妙惟肖。穆斯林艺术家兼技工在切珠宝或其他贵金属，或镶有象牙或木刻等方面的技巧也可算是独步古今的。虽然纺织品方面留下来的东西非常零碎，可是从该时代的肖像画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纺织制造业种类繁多，包括开罗的精致亚麻布和撒马尔罕的丝绸帐篷。事实上，为蒙古和帖木儿的织锦、天鹅绒、丝绸，甚至于即将成为欧洲人羡慕的波斯和土耳其地毯等，设计那么复杂、却富于逻辑性的图案者便是那些插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