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家在亚洲遭受不断的侵略和革命时，埃及却在马穆鲁克君王们（1250—1517年）的统治下过着相当安定的日子。黑死病使埃及的繁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破坏，可是经过一段沧桑后，马穆鲁克人继续以侵吞和凶暴的手段使行政和艺术并行发展。1381年，在马利克·阿尔·纳西尔·巴尔丘奇（Malik al-Nasir Barquq）的领导下，布尔吉（Burji）的马穆鲁克人又创造出一个充满奢侈、诡计、暴力及社会腐败的朝代。他们贬低了政府的钱币价值，抽取民生必需品的税，破坏了国家糖和辣椒的专卖制度，对欧洲人与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进行的贸易抽取重税，因此迫使许多西方商人另寻从非洲绕道到印度的路线。在达·伽马航行（1498年）后的30年内，埃及丧失了东西方的商业带来的丰厚利润。经济上的大灾难使埃及陷入穷困，塞利姆一世（Selim Ⅰ）结束马穆鲁克人的统治、把埃及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时，埃及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1258年至1453年，开罗一直是伊斯兰国家中最富庶、最美观、人口最稠密的城市。1326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把开罗描绘得最生动，而于1383年访问该城的伊本·哈耳敦（Ibn Khaldun）称之为“宇宙的首府，世界的花园，人类的蚁穴，皇位的宝座；一个充满宫殿和城堡、修道院、修女院、大学，闪烁着学者泰斗的城市；一座由于尼罗河的灌溉，好像是地球特别以礼物向该地人致敬的乐园”——其他地方终岁劳苦的农民，看到这个地方都会抱怨上天的不公平。
这一时期的埃及清真寺反映的是政府的严苛，而非天空的色彩。这里看不见我们在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看到的那种“伊凡”（帽状屋顶）或金碧辉煌的宫殿门及浓淡相宜的瓷砖，我们看到的尽是巨大的石墙，这些东西使清真寺像一个城堡，不像一个祈祷所。苏丹哈桑所建的清真寺是这个时代的奇迹，至今仍然是马穆鲁克艺术中最庄严的纪念碑。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Al-Maqrizi）认为，这所清真寺“非其他清真寺可比”，而实际上他是一位爱国的开罗人。有个不太可靠的传统说法，哈森从各地找来许多有名的建筑师，要他们说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并命令他们造一幢比最高的还高一点的建筑。他们告诉他，霍斯鲁一世在泰西封所造的宫殿最高大，因为它的大门离地面有105英尺之高。他要工人们去偷摇摇欲坠的金字塔的石头，为一所新清真寺建了一道高100英尺的墙，然后在其上加建一个高13英尺的飞檐，在墙的一角又造了一个尖塔，计高280英尺。这个高耸入云的塔虽使西方人叹为观止，却未曾令他们起敬仰之心。感到极为骄傲的开罗人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国王在造好这座清真寺后，即把建筑师的右手砍掉，以防他可能设计另一个相同的杰作——这样做好像是说，建筑师是用手做设计工作的。此外，他们在开罗城墙外建了一些埋骨的寺院。小时候曾经当过锡卡西亚（Circassia）奴隶的马尔丘奇·阿尔·扎赫尔王（Barquq al-Zahir）死后的坟墓，便是这些国王中最华丽的一个。
布尔吉的马穆鲁克人中最伟大的建筑师名叫卡伊特·贝。虽然常受土耳其人的骚扰而感到痛苦，他仍然致力于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等地修建大建筑。在开罗，他重新修复萨拉丁城堡（Citadel of Saladin）和艾尔—阿扎尔（El-Azhar）清真寺式的大学；他建造了一幢以错综图饰的石头闻名的旅馆；他在开罗城内另建了一所极华丽的清真寺；临死之前，他又以花岗石和大理石完成了一所纪念性的清真寺，其超然的装饰、崇高的阳台式的尖塔及依几何学原理雕刻成的圆顶等，使其成为伊斯兰艺术重要的代表之一。
在马穆鲁克人的统治下，所有的大小艺术都蓬勃地发展。利用象牙、兽骨和木头雕刻而成的产品漂亮而丰富，小至笔筒，大至讲坛，花样繁多，匠心独具。讲坛如放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内的，是卡伊特·贝设计的清真寺外的用品。在这一时期，金和银镶嵌物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千种花样的埃及陶器如今已把彩釉的玻璃贡献给世人：寺院台灯、烧杯、花瓶等东西上面都绘有生动人物图案或彩色瓷釉的正式装饰图，有时还镀了金片。就凭这些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方法，伊斯兰教艺术家们为美留下了永恒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