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三世继续统一俄国的工作。他把斯摩林斯克并入他的疆土，又强迫梁赞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克等公国向他称臣。一位俄国的编年史作者说过，曾经不可一世的普斯科夫共和国向瓦西里称臣时（1510年），“只有怀中的婴儿不流泪”。俄国现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瓦西里王已可和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查理五世、苏里曼大帝、教皇利奥十世等人并驾齐驱了。有几位权贵想要限制他的独裁政治时，他骂了他们一句轻蔑的话——“村夫”，并将其中的一位贵族杀头示众。他的妻子不能为他生子，他就和她离婚，另娶一位能干的海伦娜·格林斯基（Helena Glinski）。他去世后，她便代其3岁大的儿子伊凡四世摄政。她死后，权贵们恢复了他们的强横，政府重新被其钩心斗角的党团轮番控制。他们的暴力使城市大乱，他们把那些手无寸铁的农夫杀死，使国家陷入内战。
在这些争斗中，这位全俄罗斯的小君王几乎没有人理睬，有时甚至穿不暖、吃不饱。他看到处处血腥时，反而视之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也开始施行各种残暴娱乐，渐渐变得喜怒无常、猜忌心重。他13岁时（1544年），突然罢黜权贵的首领安德烈·舒伊斯基（Andrei Shuiski），自己掌握国家的统治权。3年后，他请莫斯科大主教加冕他为沙皇。之后，他又下一道命令，在其领土内为他挑选一批高贵的处女送给他，从这批处女中他选中了阿娜斯塔霞·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为妻，这个女人的娘家姓氏很快便成为一个朝代的名称。
1550年，他召开了全俄罗斯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Zemski Sobor）。会中，他忏悔少年时代的错误，并保证将以公平仁慈的政策统治国家。也许是受了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大会也讨论捐出教会财产给国家的动议。该动议未获通过，却通过了一项与此相关的提案，规定所有让与教会的独立地产——那些不含抵押权的地产——都要被收回，所有在伊凡未届法定年龄时捐给教会的礼物须注销，而且所有的修道院无沙皇的同意不得再置任何财产。僧侣们的怒气直等到伊凡选定希尔维斯特（Sylvester）牧师为其宗教导师，而且请他和阿列克谢·阿达舍夫（Alexis Adashef）为其主要牧师时，方才消退。在这些能干助手的支持下，伊凡21岁时其领土便已十分辽阔，西起斯摩林斯克，东至乌拉尔山脉，北达北极海，南方濒临里海。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整顿陆军，为此，他成立了两个直接向他负责的机构，以便与不甚友善的贵族军力抗衡：哥萨克（Cossack）骑兵队及配有火绳枪——这种枪炮于15世纪中发明——的斯特里尔茨（Strieltsi） 步兵队。哥萨克人在15世纪的南俄罗斯，其地位介于穆斯林与莫斯科的农民之间，他们必须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应战，因此他们常常有机会抢劫来往于南北之间的骆驼商队。主要的哥萨克“老大”——包括俄国东南部的顿河哥萨克人（Don Cossaks）和西南部的扎波洛什哥萨克人（Zaporogue Cossacks）——是一批半独立的共和国，施行很奇怪的民主政治：男户长们选出一位酋长作为由全民选出的代表大会的执行官；所有的土地是公有的，只是暂时租给每家使用；在法律面前任何阶级都平等。以勇猛著称的哥萨克骑士成为伊凡四世国内外稳定力量。
他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他想把俄国与波罗的海和里海连在一起。鞑靼人仍然占有喀山、阿斯特拉罕及克里米亚等地，仍要求莫斯科向他们纳贡，虽然这种要求不为莫斯科理睬。伊凡深信，俄国的安全与统一需要他取得上述这些汗国，并控制窝瓦河的出口。1552年，这位年轻的沙皇率领15万大军进攻喀山的城门，围攻50天之久。城内3万穆斯林秉其宗教信仰的不屈不挠精神坚决抵抗。他们屡次突击，突击队员有些被捕、被吊在城墙前的绞架上时，守城者反而以箭射之，因为他们说：“与其让被捕者死在不纯净的基督徒手中，不如让他们死在国人的干净手中。”攻城者因围攻一月不下而丧失信心时，伊凡派人从莫斯科取来一个神奇的十字架。他把这个十字架拿给士兵们看后，士兵们个个又恢复了活力。攻围双方都有上帝被召来服役。有位德国的工程师在城墙四周布以地雷，结果城墙应声倒地，俄国人边入城边叫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于是把所有不能当奴隶卖的人通通杀光。据说，伊凡曾经为打败仗者淌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他们虽非基督徒，却也是人。”他重新以基督徒去驻守废墟。俄国人礼赞他是第一位攻取鞑靼要塞的斯拉夫君王，而庆祝这次胜利的方式就像法兰西欢呼在图尔阻挡穆斯林（732年）的前进一样热烈。1554年，伊凡攻取阿斯特拉罕，窝瓦河也完全为俄国所有。克里米亚一直被穆斯林控制到1774年，但顿河的哥萨克人此时已臣属莫斯科了。
清除了东方的疆土后，伊凡开始觊觎西方。他梦想俄罗斯的商业能向西部和北部发展，沿着大河直达波罗的海。他极羡慕西欧的工商业扩张，因此他寻求任何机会使俄国和这种发展产生关联。1553年，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两人奉伦敦商人的委托，想在斯堪的纳维亚附近找寻一个通往中国的北极航线。他们从哈维奇（Harwich）乘3条船出发，两个船员在冬天死于拉普兰，钱塞勒仍旧抵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该地是英国人以米迦勒大天使命名的。钱塞勒历尽千辛万苦方抵达莫斯科。伊凡起初便是和他，后来又和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enkinson）签订了许多条约，批准伦敦与莫斯科公司在俄国境内做贸易的特权。
可是就伊凡而言，这些条约并不能当成通往西方的窗口或门户。他尝试引进德国的技术员，已经有123位技工聚集在吕贝克准备出发，但查理五世不放行。有一条大河南德维纳河（Southern Dvina）从俄国的心脏一直到里加（Riga）附近，流入波罗的海，中间流经敌对的利沃尼亚（Livonia）。德维纳河和窝瓦河的河源相距并不很远，只要挖几条运河就可以把这两条河接通。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故意把这条水路赐给俄国，以补偿其大片土地与海岸和港口数目不成比例的缺陷。因此，只要波罗的海能够和里海、黑海连在一起，东西方就可以有所接触，而且在货物及思想的交流中，西方也可偿还它负于东方的古老文化。
因此，1557年，伊凡便造出一个开战的理由——其实，这通常都是一种贪心的借口而已——向利沃尼亚挑战。他派遣一支由喀山留下的鞑靼可汗沙阿—阿里（Shah-Ali）率领的陆军向利沃尼亚攻击。这支军队在该国大肆劫掠，杀人放火，逼其人民为奴，到处强奸妇女。1558年，另一支俄国大军攻占了距波罗的海只有8英里的纳尔瓦城。利沃尼亚请求波兰、丹麦、瑞典和德国的协助，整个中欧都为这种斯拉夫人西犯的洪水感到不寒而栗，其情况与6世纪时他们西犯到易北河一样恐怖。斯蒂芬·巴托里（Stephen Bathory）后来唤醒了波兰人，他率领军队在波罗兹克（Polotsk，1582年）打败了俄国人。被击败的伊凡只好将利沃尼亚让给波兰。
早在这次决定性的挫败之前，伊凡在国内政策的失败已引起了反叛。那些想要伊凡多开几条贸易路线使其致富的商人们，已经对极度浪费而具有分裂性的战争失去了兴趣。反对这场战争的贵族们于是想联合拥有较精良武器的波罗的海诸强国、反抗在政治和组织上仍属于封建制度的俄国。早在开战之前及战事进行中，伊凡就怀疑许多权贵们有夺取其皇位的阴谋了。在一次几乎夺掉其性命的疾病中（1553年），他得知，一群强有力的贵族曾经计划等他一去世，就废弃其子德米特里，另拥立弗拉基米尔为亲王，因为弗拉基米尔的母亲已把大批礼物一一分发给军队。他最信任的顾问——希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与那些阴谋叛变的权贵们串通了。虽然对他们怀有疑心，伊凡仍让这些权贵们继续握权达7年之久，直到1560年才以非暴力手段驱除了他们，希尔维斯特死在一所修道院内，阿达舍夫则死在利沃尼亚战役中。权贵们中有几位逃到了波兰，拿起武器反抗俄国。1564年，伊凡的心腹、统率将领安德烈·库尔伯斯基（Andrei Kurbski）亲王也加入这种逃亡的行列，声称俄国的沙皇想要谋害他。库尔伯斯基从波兰送了一封是向他宣战的信，指骂伊凡为一位患有麻风病的犯人。据说，伊凡听完了这封宣战书后，马上拿了一根拐杖打那位带信者，并把他的脚用钉子钉在地板上。这位沙皇还是亲自向库尔伯斯基回了一封长达62页的答辩书，这封信以滔滔不绝、杂乱无章、慷慨激昂、引经据典的口气，说明权贵们如何罢黜他的阴谋。因为深信是权贵们设计毒死阿娜斯塔霞的，他在信中质问他说：“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不是已经夺走了我年轻的太太，而我却从未去杀死任何议员吗……我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库尔伯斯基在他行将就木之际，写了一篇充满敌意、冷酷无情的《伊凡的罪史》，从这份陈述中，我们方得到叙述伊凡的恐怖的来源。
这些阴谋计划和逃亡成为这一朝代最有名、最特殊的事件。1564年12月13日，伊凡举家离开莫斯科，带了一些圣像、宝物以及一小支军队，隐居到他在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rovsk）的夏日别墅去，同时写了两道声明送回莫斯科。其中之一宣称，权贵们、所有的政府官吏及教会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和国家；因此，在“万分悲伤的心情下”，他现在让出了他的皇位，今后将过着隐退的生活。另外一封则告诉莫斯科人，他实际上是爱护他们的，而且向他们保证，他将永远爱他们。事实上，他自始至终都站在老百姓和商人这边而反对贵族，这一点在当时的中下阶级人民中就可得到证明。这些中下阶级的怒气爆发了，他们叫骂那些贵族和僧侣，要求他们派遣一个由主教和议员们组成的代表团去见沙皇，亲自请求他重回皇位。结果一切按此进行，伊凡也“再次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不过附有许多他以后才想说明的条件。
他回到莫斯科后（1565年2月），马上召开僧侣和权贵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宣称要处决反对党的领袖，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以后他要握有一切权力，无须向贵族们或大会咨请，而且把凡是不服从其诏书者通通放逐。代表们为了防止群众的反抗，结果屈服解散。伊凡同时宣布，此后俄国将分为两部：其一为泽姆斯特奇纳（Zemstchina）或称各省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仍由权贵及其国会组成的政府控制；沙皇可以随意抽税，在军事和外交事务方面该会完全受他管辖，除此之外，他们可以自治自由；其二为奥普里茨尼纳（Oprichnina）或称“另外的财产”，由伊凡自己控制，这种财产是他授给普鲁里茨尼基（Oprichniki，“骑士”之意）或另外阶级的土地，这些阶级由沙皇选出，一方面为统治管辖这一半领土之责，另一方面为保护这块土地，以免发生骚动，借此沙皇可以得到保护，同时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服役。这一阶级的新军官——最初总数只有1000人，后来增加到6000人之多——大部分是从贵族的青少年子弟中选出。这批人原是无田阶级，为了报答伊凡授予的地产，个个都愿意为他效命。这些土地部分来自皇帝的财产，而大部分是从那些反叛的权贵那里没收来的，到了这个朝代的末期，奥普里茨尼纳阶级几乎占有全俄罗斯的一半、莫斯科的大半部及许多重要的贸易航线。这次革命和150年后彼得大帝施行的很相似——一种新阶级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俄国的工商业也开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全落在贵族手中的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位虽然只有一小支私人军队及不可靠的商人和老百姓的支持却不乏蛮勇的沙皇。从某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相信，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当时年仅35岁的伊凡，一下子老了20岁。
伊凡现在把亚历山德罗维奇当作他的公馆，并将之改建成一幢设防的城堡。这一连串和贵族阶级的作对，再加上连年征讨利沃尼亚不利，若是一位不够镇定的人一定会乱了脚步。他命令他的卫士像僧侣一样穿黑长袍、戴铁盔，自称是这些卫士的修道院院长，他唱他们的圣歌，每天参加他们的弥撒，他强烈的虔诚心使他匍匐在神坛前又站起时，额上都擦伤。这一点更使人望之俨然可敬，俄罗斯开始对他又惊又敬，甚至全副武装的骑士在他面前都自感卑微，因此，他们被称为他的朝臣。
伊凡的革命，就像其他人的革命，有其恐怖的一面。凡是阻挠革命而被捕者，皆格杀勿论。在一部修道院的编年史里——编者可能是他的敌对者——说明，在这几年中（1560—1570年）成为其暴怒的牺牲品的有3470人。从这部编年史的记载看来，这些牺牲者大部分不是连累“其妻”，就是连累其“妻、子”一起而被杀害，其中有一次甚至连同“来营救的十个人”都一起被处决。弗拉基米尔亲王及其母亲被杀，不过其子不但幸免，而且生活还被照顾。据说，这位沙皇还要求僧侣们为那些牺牲在他手里的灵魂祈求安息。他辩白说，这些处决完全是给叛国者的一种普通惩罚，在战时更需要。一位波兰的官员承认他的说法有道理，一位英国人看了这种杀戮之后祈祷说：“但愿上帝能够把这种效忠方法教给我们国内的那些反叛者，要他们履行对其亲王的职责吧！”
恐怖的高潮降临在诺夫哥罗德。伊凡曾拨了一大笔经费，要当地的大主教修理其境内的教堂，因为他自以为在当地的牧师心中享有相当大的名气。但他居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在诺夫哥罗德修道院内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背后，有人发现一张文件——该文件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上面说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城将联合波兰，阴谋推翻沙皇。因此，1570年的1月2日，一支由骑士为前导的强大军队突然向诺夫哥罗德猛攻，掠夺所有当地的修道院，逮捕了500名僧侣和牧师。1月6日，伊凡亲自抵达该城之际，即下令，凡是拿不出50卢布作为赎罪金的牧师一律要用鞭打死。结果，大主教被解除了教职，然后送入牢狱监禁。根据诺夫哥罗德的第三部编年史的记载，对居民的大屠杀持续5个星期之久，有时1天之中杀掉500人。据官方的记录，一共死了2770人。伊凡却辩说，只有1502人。据称有许多商人因极欲重新打开与西方的贸易之门，也参加了这次阴谋，沙皇的士兵也把城内的商店全部烧光，甚至商人们在郊区的家也未能幸免；住在其四周的农舍也被破坏殆尽。除非不友善的修道院编年史者把这次大屠杀作了过度的渲染描写，否则像伊凡的这种野蛮式复仇行动也许只有“勇士”查理（1468年）惩罚其叛变者列日，或查理五世（1527年）的军队洗劫罗马城堪可比拟。从此，诺夫哥罗德未能恢复俄国商业生活的昔日光辉。伊凡顺便到普斯科夫，但他不许其士兵再去夺该城。然后，伊凡班师回莫斯科，马上举行一场皇家化装舞会，以庆祝他从谋叛中逃生。
这样动荡的王朝当然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商业在和平中方能蓬勃，在战时会受到打击。在那些授给骑士的田及其他田地上，农人依法附属于土地，是一个不断生产的工具；在1500年数目仍然很少的农奴，1600年已经在土地法里成为定则了。课税都是掠夺性的，通货膨胀非常迅速。1500年，卢布的价值比1410年高出94倍，1600年则只有24倍。我们无须继续追溯其下降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的教训，即人不应视金钱如命。
家庭成员无节制的浪费和土地贫瘠，引起到新鲜肥沃土地的无休止的迁徙。这批人越过乌拉尔山区时，他们发现一个包括巴什基尔（Bashkirs）人和奥斯蒂亚克（Ostyaks）人的鞑靼汗国，汗国的首都，哥萨克人称为西伯尔（Sibir）。1581年，赛门（Sem?n Stroganov）召集了600名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在耶尔马可（Ermak Timofeevitch）的率领下征服了这些部落，结果大功告成，使西西伯利亚成为扩张中的俄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土匪头目出身的赛门居然被希腊正教教会封为圣徒。
教会仍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因为大家都非常敬畏上帝，伊凡的能力范围仍然有限。严格的典礼仪式——如非属于道德方面的话——处处束缚了沙皇。牧师们特别注意，要沙皇每次接见来自正教教区外的大使后，一定要洗手。在俄国，不许崇信罗马天主教，信奉新教却得到宽容，因为新教教徒是罗马教皇的敌人。与亨利八世一样，伊凡四世对自己在神学方面的知识引以为傲。他曾在克里姆林宫里和一位波希米亚的路德教牧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不过，我们得承认，这位最凶暴的沙皇在辩论进行中的风度，和当时德国境内的宗教争论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内进行礼拜仪式时（1568年），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当面拒绝为伊凡祝祷。这位沙皇哀求他三次，仍徒劳无功。一起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在仪式完毕后向菲利普询问他为何拒绝伊凡时，菲利普马上把伊凡的罪状和淫乱行为开列出来。沙皇听后说：“不要再说下去，请赶快为我赐福！”这位高级教士回答说：“我的沉默等于加罪给你的灵魂，加速你的死亡。”伊凡在未受赐福的心情下愤然离去，而菲利普也有一个月之久平安无事。然后有一天，一位伊凡的仆人进入这家大教堂，逮捕了这位大主教，把他带到特韦尔，关在监狱里。后人对他的命运如何有着诸多争论，据俄国教会的说法是，他被活活烧死。1652年，他被追封为圣徒，他的圣骨直到1917年仍然放在乌斯宾斯基索伯尔（Uspenskiy Sobor），受人膜拜。
教会还是俄国文学与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印刷术于1491年方才传入，而在这个王朝内唯一被印成书的只限于祈祷手册。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学者住在大主教区内。1529年，在秘书的协助下，他开始着手编纂其国家仅存的文艺作品，分为12大卷，这些作品当然以宗教性的为多，其中最多的是僧侣性质的和编年史。专听伊凡忏悔的教士希尔维斯特写了一部极有名的手册《治家格言》，这是一本俄国国内经济、礼节及永恒得救的指南。在这部，我们可看到有关劝告为人丈夫者应对其妻子严而不厉，及其他有关如何吐痰及擤鼻涕法的正确说明。伊凡本人，由其书信也可知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伊凡的治理下，俄国艺术的最辉煌产品便是受祝福者巴西尔大教堂（Church of Basil the Blessed），这所教堂今天仍然屹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场的一端。自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554年）凯旋后，伊凡便开始兴建他所谓的圣母玛利亚代祷大教堂的工作，因为他将他的胜利归之于圣母。在这座用石头砌成的大圣殿四周，后来陆续添建了7座以木头为材料的小教堂。每座教堂都饰以一个五彩缤纷的圆屋顶，每座都是球根状的，装饰各不相同。最后一座献给圣巴西尔，完成于1588年，与整个教堂的设计相得益彰。据说，这些建筑出自一位意大利建筑师的精心设计，伊凡恐怕他可能还会创造出比这些教堂更美的杰作，便挖出他的双眼。实际上，这些都是两位俄国人巴尔马（Barma）和波斯尼科夫（Postnikov）设计的，在装饰上采用了某些文艺复兴时代的主题风格而已。每年的圣枝主日，政府规定，所有莫斯科城内的诸侯和僧侣须列队走到这所大教堂。大主教骑在马背上，马头上佩戴着一副人造耳朵，装成相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所骑的那匹骡子的样子；而沙皇则谦卑地走在马前，拉着缰绳，引导队伍；此时整条路上旗海一片，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圣像；小孩子们则高声唱着赞美上帝、感激上帝的歌声，歌声震天，俄国人的生活也因而得到祝福。
1580年，伊凡似乎已克服了他所有的敌人。他在此以前娶过五个太太，五个太太都相继去世，现在娶了第六位，而且还想以友善的重婚多添一个。他一共有4个孩子。第一个夭折。第三个名叫费奥多尔（Feodor），是一位白痴。第四位德米特里被认为感染了麻风病。1580年11月的一天，他的第二个儿子伊凡的太太穿了一件他认为不顺眼的衣服，被他看到了，于是责骂她，打她；结果，她的胎儿流产了，这位小沙皇就责备他的父亲。暴跳如雷的沙皇以手中的权杖击其头，结果儿子就这样死于非命。沙皇在懊悔的心情笼罩下发疯了，他悲伤得日日夜夜号啕痛哭。每天早晨他都说要辞去皇位；可是权贵们现在已经对他比对他另两个儿子更有好感了。他又活了3年多。然后，一种很奇怪的病袭击了他，他全身发肿，发散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1584年3月18日，伊凡在和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下棋时忽然死去，爱说闲话的人指责是戈杜诺夫毒死他的，这个故事日后还被搬上舞台。
我们不应该把伊凡只当作一位野蛮的食人魔。他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外表还算潇洒，他的鼻梁宽而平，鼻下长了一丛赤鸢色的浓须。格鲁兹尼（Groznyi）一字被当作恐怖，可以说是翻译的错误，它的本义应是威严，就像人们以奥古斯都称呼罗马的皇帝们一样。在我们看来，甚至于在当世者的眼中看来，他当然非常残暴，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判官。他生在一个有西班牙宗教法庭、塞尔维特被烧死、亨利八世的斩首风俗、玛丽女王的迫害方法、圣巴托罗缪的杀戮的时代里。伊凡听到这种大屠杀之消息时（这种消息教皇却额手称庆），他斥之为西方式的野蛮。他很容易被人激怒，这一点因遗传和环境影响而变得更为剧烈。据目击者称，即使一件很小的烦恼事也会使他“暴跳如雷，七孔生烟”。对他的罪或错误他不只承认，有时甚至于过分夸张，这使他的敌人指责他时更有充分的借口。他好学不倦，凡是有关他的国家及时代的事他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富于幽默感，有时也会哄然大笑，不过他的大笑看起来笑里藏刀。他做了想做的工作：他常保护贫弱者不受富强者的欺侮；他也会拿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抵御封建及好争吵的贵族阶级的武器；他要打开和西方的通商之门，让西方的观念传入；他要为俄国扶植一批不受古板、死气沉沉的习惯限制，不像权贵的行政管理阶级；他要使俄国摆脱鞑靼人的支配，把她从混乱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达成全国统一的局面。他是一位以野蛮方法实现文明化的野蛮人。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征服自己以达到成熟的地步。所有的改革计划都因陷入革命的兴奋而一败涂地。他使农民比以前更受地主的压迫；他的战争使贸易一筹莫展；他把所有的壮丁赶到敌人的包围中；他使整个俄国陷入分崩离析，成为一个无政府国家。他给百姓一个以宗教为名而行残暴、不节制和无道德的榜样。他把他最能干的儿子杀死，却把皇位传给一位昏庸无能的懦夫，使俄国陷入内战。他是他那个时代中的这类人中的一个：要是他们不出生于世，也许对他们的国家和人类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