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以前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其北部大部分属于3个自治城邦：诺夫哥罗德（Novgorod）、菲亚特卡（Viatka）、普斯科夫（Pskov）。西部及南部的省份则是立陶宛的属地。而东部的莫斯科、梁赞（Ryazan）、苏兹达尔、奈尼、诺夫哥罗德、特韦尔等公国也各自为政，只是在名义上共同受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管辖而已。
“Horde”一字的名词来自土耳其文奥尔迪营地（ordu），其含义是从“圆顶的帐篷”衍生出来的，这种帐篷被成吉思汗（Ghengis Khan）之孙“辉煌者”拔都（Batu the Splendid）用来当大本营，其上覆以金布。征服了南俄罗斯及西亚的这些亚洲人后，建都于窝瓦河（the Volga）上游一支流上的萨赖（Sarai），每年接受俄罗斯各诸侯的进贡。这个部落半农半牧。统治阶级是蒙古人，其余的大部分是土耳其人。这个部落被称为鞑靼人，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来自戈壁的鞑靼族，早在9世纪就开始了所谓的蒙古人大西迁。俄罗斯受这个部落的统治，在社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莫斯科各亲王的专制，老百姓对其诸侯们的卑屈效忠，妇女地位的低微，俄国政府的军事、财政及司法等机构一切依照鞑靼族的习俗。鞑靼人的统治使俄罗斯形成西欧政体的努力往后延缓了两个世纪。
俄罗斯民族应付这些严酷环境的方法是沉默、坚忍，在苦难中他们仍鼓起勇气欢唱。他们的敌人形容他们性格粗鲁、残忍、不诚实、狡诈、凶暴。毫无疑问，这也是艰辛和难熬的气候使然。然而，他们的忍耐力、幽默感、友善及好客给予他们一些补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自认为是世间的中坚分子。野蛮的法律和可怕的刑罚鞭策他们进入文明：据说，一位杀死丈夫的太太要被活埋在地下，土要一直堆到她的脖子；巫师要被关在铁笼里活活烧死；骗子要被人灌以液体金属。与其他须与寒冷气候搏斗的民族一样，俄罗斯人酒喝得很多，有时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在他们的食物中还要调以酒味，以温暖他们的身体。他们喜欢热水浴，洗澡的次数比大部分欧洲人更频繁。宗教要求妇女们把她们诱人的躯体和头发隐藏起来，因为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撒旦的工具。虽然如此，在法律面前，妇女与男人平等，她们也常参加娱乐活动或舞会——这原本是被当成罪恶而受禁止的活动。俄罗斯教会的道德律极为严厉，在四旬斋期间绝对禁止性行为。显然，道德的严厉是用来抵制人民过分沉溺于他们仅有的欢乐。婚姻都是受父母之命，而且早婚；女孩子一到12岁，男孩子14岁便被认为已达结婚年龄。婚礼相当复杂繁冗，充满着许多古老的象征与祝福。在婚宴过程中，新娘必须保持适当的沉静，她报复的机会必须延后。洞房花烛夜次日，她得向婆婆展示她的儿子确实娶了一位处女。通常，家中的妇女们都住在房子的楼阁上，和男人分开；父亲在一家之中有绝对权威，其地位仿佛一国的沙皇。
他们的虔诚心使贫穷升华为进入天堂的准备。家家户户，不论房子大小，都要腾出一间来供奉圣像，作为不时祈祷的地方。一位知礼的访客，在向房主人打招呼之前，须先对圣像膜拜一番。善良的妇女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佩着念珠。他们把祈祷词当作咒语朗诵。据一本16世纪很有名的祈祷书《治家格言》（Domostroi）记载，凡是把某一首祈祷词每天朗诵600次，连续3年，那么，这个人就会体验到圣父、圣子及圣灵合而为一的感觉，不过，这个迷信的宗教却有许多很美的特性。复活节那天早晨，大家一见面就互相恭贺道：“基督复活了。”在这种希望中，大家多少觉得死亡易于接受了；面对死亡时，一位正当的人便能偿还债务、减轻债主的痛苦、给几位农奴自由、施舍贫民和教会，抱着对永生的信心安然长眠。
俄罗斯教会激发人们虔诚之心靠的是建筑、壁画、圣像、有力的布道词、催眠会及一些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圣歌。俄罗斯教会是国家的重要机构，它负有教育人民识字和道德律、训导品格、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得到的报酬也非常丰厚。修道院很多，而且大。1335年，圣塞尔吉乌斯（St.Sergius）设立的三位一体修道院到1600年便扩充至需要10万农民耕种的广大土地。为了答谢人民，修道院实施一种俄国式的慈善。有些修道院每天供养400人，有一年发生了大饥荒，位于沃洛克拉斯克（Volokloamsk）的修道院一天之内便供养了7000人。僧侣们宣誓过贞洁的生活，祭司们则非结婚不可。这些“教父们”大部分是文盲，可民众并不因此看轻他们。莫斯科大主教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当时最能干、最有学问的人，为了保护国家，往往不惜他们的金钱，他们甚至还帮助亲王们统一国家。圣阿列克谢（St.Alexis）主持莫斯科维特（Muscovite）教区时（1354—1370年），便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虽说俄罗斯教会为了履行某些工作有时不免有错，但在这段塑造时期，对于一个被艰苦生活和贪婪人性野蛮化的民族而言，教会是使其走向文明最强大的力量。
1448年，俄罗斯教会因拒绝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将希腊与罗马基督教合并，宣布脱离拜占庭主教独立。5年后，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时，莫斯科便成为希腊正教信仰的中心所在。约1505年，有一位虔诚的僧侣写了这样一句话给当时的莫斯科大亲王（Grand Prince）：“殿下当知，如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权都集中到殿下手中。因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第三个罗马帝国还在。将来不可能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因为殿下的基督教帝国将永垂千秋。”
俄罗斯教会几乎是文学与艺术的唯一保护者，因此也成为其独裁者。最好的文学不是写的，是众口相传。民歌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歌颂他们的爱情、婚礼、悲伤、四季变化、宗教节日及死亡。此外，有歌颂圣徒、古代英雄及如诺夫哥罗德商人萨得可（Sadko）冒险传说故事的短歌。失明者和跛子便沿村到处唱这些诗歌和圣歌，所有的文学几乎都是宗教的僧侣式文学。
这时将圣像绘画带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是僧侣。在一块画板上，有时（多加上一块布）漆上一层黏液后他们就在上面作起画来，他们着色的方法是利用水和蛋黄调和在一起，在画上加上一层釉之后就装入一个金属柜里。作画题材由教会决定。人物画和面貌多取材自拜占庭的模式，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细工到希腊化的亚历山大时代的绘画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最好的圣像画包括：一幅置于莫斯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名为《登基的基督》（Christ Enthroned）的无名氏画；一幅藏在诺夫哥罗德学校的《基督进入耶路撒冷》（Entry of Christ into Jerusalem）；一幅置于三位一体修道院内，由僧侣安德烈·鲁布廖夫（Andrei Rubliov）画的《神圣的三位一体》（The Holy Trinity）。鲁布廖夫及其师傅狄奥凡（Theophanes）画的壁画，其风格为半拜占庭式、拜占庭希腊混合式，他们的壁画分布在弗拉基米尔（Vladimir）、莫斯科及诺夫哥罗德等地，不过这些画都已因时代久远而不存在了。
每位统治者都以赐建一幢教堂或一所修道院来表示他的辉煌功绩，同时借此宽慰他的良心。以亚美尼亚、波斯、印度、蒙古、意大利等地的结构和精神为辅，以拜占庭的传统为主，形成了俄国教会建筑的风格，其特色是华丽的多样性构成单位、饰金的中央殿宇、精心设计用以防雨防雪的球形圆顶。东罗马帝国灭亡、鞑靼人被驱逐后，俄国依赖拜占庭和东方艺术的程度才开始减下来，从西方来的影响则改变了斯拉夫式风格。1472年，伊凡三世（Ivan III）为了继承拜占庭皇帝的权力及王号，娶了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国王的甥女卓娅·帕拉奥罗古斯为妻。卓娅从小在罗马长大，感染了早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她带来了多位希腊学者，并把意大利艺术传授给伊凡。伊凡于1474年派遣第一批俄国特使到西方，也许便是她的建议，希望能为莫斯科带回来几位意大利艺术家。具有非凡才干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波隆那的里多尔福·菲耶拉瓦特（Ridolfo Fieravante）接受了聘请。此外，彼得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阿列韦西奥·诺维（Alevisio Novi）及其他多位艺术家也来到俄国。就凭这几位意大利人，再加上俄国的助手和苦工，才把克里姆林宫（Kremlin）重新建立起来。
尤里·多尔戈鲁基（Yuri Dolgoruki）于1156年在他的别墅四周加了一道围墙，由此建立了莫斯科，这栋建筑正好位于具有战略地位的两条河流的汇流处，这个城堡便是克里姆林的最初形式。随着岁月的消长，这道围墙慢慢扩大，教堂和宫院也一栋一栋竖了起来，四周再围以厚厚的橡树墙。伊凡三世亲自费工夫把整个地方改头换面。显然，位于克里姆林的古老圣母升天大教堂一定是菲耶拉瓦特（Fieravante）1475年至1479年之间改建的，而这个教堂也成为后来沙皇们加冕的地方。这个教堂的设计仍是拜占庭式，其装饰却是意大利式。从普斯科夫聘来的建筑师于1484年至1489年在围墙内又加盖了一个报喜大教堂。此外，1505年至1509年，阿列韦西奥又在克里姆林造了大天使教堂。索拉里奥及其他的人于1485年至1508年再以粉红色的砖头在城外砌一道围墙，其风格仿造米兰的卡斯特罗·斯弗泽斯科（Castello Sforzesco）教堂。莫斯科的亲王和大主教们就以这个俄罗斯的教堂中心——世俗与宗教权威的大联盟——驾驭贵族、商人、农民，并以恩威并施的手段，奠定了历史上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