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的身材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一般北欧人那么高大，不过他具有维京人（Viking）应有的体魄和活力。他圆圆的面孔红润而健康，黄色的长须使他很威严，适合他为王的地位，却不适合他的年龄。他个人的德行极为优良，够得上为王的资格，甚至他行将反对的教会，也无法抨击他个人对神的虔敬。他用急躁蛮干的态度致力于政府的改革大业，因此有时不免犯了暴烈的毛病，使人以为他是暴君。瑞典在他接位之时，其情况差不多正好解释他的脾气和独裁政治。在战争的混乱中，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农村、不事耕种，矿工离开他们的矿场，城市因双方的争夺战而毁坏，货币贬值，国家财政破产，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在“血洗”中被害。幸存的封建男爵们把古斯塔夫看成一名暴发户，竟胆敢僭越权力瞧不起他们。于是，他们阴谋勾结，企图推翻他的王位，但被古斯塔夫用铁腕打倒。芬兰当时还是瑞典的一部分，仍然操纵在丹麦人手中，丹麦舰队司令瑟伦·诺比（S?ren Norby）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德兰岛（Gotland）。吕贝克也大声要求偿还他们的借款。
当时瑞典政府最需要的是钱，用来付给保护国家的武装部队和为政府服务的官员。但在瓦萨的瑞典，征税的费用差不多和收进来的税款一样多，因为那些付得起税金的人，就是那些拒不缴税的人。古斯塔夫只有冒险采取权宜之计，重新贬低货币的价值，结果导致恶性循环，国家的财政状况比以前更坏。在瑞典，只有一个阶层仍然富有——教士阶级。古斯塔夫向他们求助，因为他认为，只有教会的财富才能减轻人民和政府的贫穷。1523年，他写信给林古平的主教汉斯·布拉斯克，要求他捐赠5000基尔德给国家。这位主教最先抗议，然后屈服了。瓦萨对瑞典所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发出紧急要求，所有的金钱和贵重金属，如非维持教会和修道院服务必不可缺的，一律作为借款交给政府；他还发布一张名单，列出每一单位应缴的数目。反应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好，他开始怀疑他的做法是否像德国路德派的王侯所做的一样聪明——没收教会的财富，以供国家之需。他并没有忘记，大多数的高级教士都反对革命，曾经支持克里斯蒂安二世在瑞典的统治。
1519年，瑞典制铁业者的儿子奥拉斯·佩特利（Olaus Petri）由维藤贝格回到瑞典，他曾在该地游学数年。他担任斯汤纳斯（Str?ngn?rs）天主教学校的执事时，接受了某些异端邪说——认为炼狱是一种神话，祷告应该说出来，认罪是必需的，但只限于向神认罪，同时认为宣扬福音比弥撒的仪式好。路德的著作开始在瑞典流行。布拉斯克不断要求瓦萨下令禁止他们出售。但这位国王回答得好：“公平的法官还没有发现路德的教训是虚伪的。”或许他认为，在政治上保护一个异端邪说者，可以用来作为与教会谈判的本钱。
事情的发展又出现了转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拒绝批准瓦萨派遣的特使约翰·马格努斯为乌普萨拉的大主教，而提议恢复革命之敌古斯塔夫·特洛勒的大主教职位。瓦萨送给法庭一封信，这信当时使亨利八世很震惊，而后又使他感到喜悦：
倘若吾人至圣的父，尚关心吾人国家的太平，吾人将乐于承认教皇选派的特使，同时吾人也将顺从他的愿望，改革教会和宗教。但若教皇陛下不顾吾人的荣誉和臣民的平安，竟与沾满罪行的党徒大主教特洛勒站在一边，则吾人将允许其特使回归罗马，吾人既已有国王，在此国家之内的教会，也将由国家的权力来管理。
阿德里安死后，克莱门特七世专心对付路德，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于是让瓦萨自由推行瑞典改教运动。他任命奥拉斯·佩特利为斯德哥尔摩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奥拉斯的兄弟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为乌普萨拉的神学教授，并擢升了第三名改教者劳伦蒂乌斯·安德烈为主教驻堂教堂执事长。在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聚会所中，国王任议长，奥拉斯·佩特利当众为路德教辩护，与彼得·加勒（Peter Galle）展开舌战（1524年12月27日）。瓦萨裁判奥拉斯获胜，在路德结婚前4个月，奥拉斯先他娶妻，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1525年）。主教布拉斯克却为这种违反教士独身生活的行为大感震惊，要求国王禁止这种行为。古斯塔夫回答得很妙，假如佩特利做错了事，自当处罚，但“若因举行婚礼（上帝并不禁止这种礼仪）而加禁止，不免令人感到惊异，除了犯淫乱罪或其他罪该禁止外，这种事是不该禁止的”。他不但没有放逐佩特利，反而任命他和他的兄弟负责将《圣经》译为瑞典文。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可以有助于一国形成其国语，并改变国家宗教。
古斯塔夫与大多数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只要能强化他的国家或王位，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他看出主教最适合推行他的计划，因此应该多提拔人来当瑞典的主教职务。他找出令人难以反驳的理由逐渐占据修道院的土地。他和贵族们分赃时，他解释说，他仅仅归还俗家人的财产，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他们祖先的，后来被教会用甜言蜜语骗走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不满地说，瑞典教士不该结婚，圣餐中不该给饼和酒，指责他们忽略圣礼中绝对重要的涂油礼，随便改变弥撒仪式。同时他向国王呼吁，要他对教会保持忠诚。但古斯塔夫已经走得很远了，要他回头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奉罗马正教会破坏他的财源。在威斯特瑞斯的国会会议（Diet of Vesteres）中，他公开宣布改革宗教（1527年）。这次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集会，无论在组织和结果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参加会议的人员计有：4名主教，4名牧师会会员，15名国会议员，129名贵族，32名市议会议员，14名矿工代表，104名农民代表——这是一个包含各个阶层、范围最广的16世纪的国家议会。国王的首相在大会中提出一项革命性的建议。他说，这个国家已经贫穷到无力为其人民谋福利，瑞典教会却那么富足，因此可以将教会财富转移给政府，使政府有充足的力量来执行它的任务。主教布拉斯克为其个人主张和不动产奋斗到底，他宣称教皇已经下令教士们，要他们保护教会的财产。议会投票的结果是赞成服从教皇的命令。至此古斯塔夫只有孤注一掷，他毅然宣布，假若这是议会和国家的意见，他就只有退位不干，离开瑞典。大会经过3天辩论，市议会的议员和农民代表站在国王的一边；而贵族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归向国王这边。最后，议会深信瓦萨对瑞典的价值超过任何教皇，于是同意国王的意见。在威斯特瑞斯议会休会和闭会时，僧侣们仍被许可使用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修道院已成为国王的领地；原来由贵族赠给教会的一切产业，自1454年开始退还给捐赠者的后裔；主教们也将他们的城堡献给国王；主教的任用也无须教皇的批准；教会一切的收入，如非教会工作必需的，一律由教士解缴国库；私下忏悔从此结束，以后教士们讲道完全以《圣经》为根据。瑞典改教运动比欧洲其他地方更为果断，做到宗教国家化，国家完全战胜了教会。
瓦萨就在这种危机中度过了33年的岁月，并保持他有力而仁慈的专制政治。他深信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复兴瑞典，使她走上有序和繁荣的道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任务，因此在建国过程中的每一步他都不能不向深谋远虑的会议求救。在他的鼓励和管理下，北部的矿场产出大量的铁，增强了瑞典的国力，工业突飞猛进，与英、法、丹麦和俄国缔结商业条约，为瑞典的货物开辟了国外市场，并输入12个国家的产品。在他统治以前，瑞典有的只是农村的文化，大多数老百姓目不识丁，单纯质朴，可现在人民有了新的历练和自信。瑞典达到空前的繁荣。
古斯塔夫进行了几次战争，抚平了4次叛乱，先后娶了3位王后。第一位王后为他生了未来的埃里克十四世（Eric XIV）；第二位王后为他生下了5男5女；第三位王后与他结婚时，只有16岁，而他已经56岁了，因此她比他多活了60岁。他说服国会接受他的意见，使他的子孙们成为王位的继承者，建立瑞典王室以男性子嗣承位统治国家的制度。瑞典人原谅他的独裁，因为他们了解秩序是自由之母，而非自由之子。古斯塔夫在位37年而死（1560年9月29日），深受人民爱戴。死时人民举行了盛大的丧礼，他被葬于乌普萨拉的大教堂。他生前没有给人民个人自由，因为当时瑞典人认为他的独裁似乎特别适合他们的需要，不过他给人民集体自由，将他们从外国宗教和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为瑞典未来的经济、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建立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他是现代瑞典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