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兰，改教运动的宣传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1433年，保罗·克劳瓦（Paul Crawar）被控告输入威克利夫和胡斯的教义，他被天主教会判为有罪，由国家下令焚毙。1494年，有30名凯尔的罗拉德派教徒被格拉斯哥主教传讯，控告他们弃绝宗教的圣物和圣像，拒绝向祭司认罪，否认祭司圣职的任命和权力及变体论、炼狱、赎罪券、为死人做弥撒、教士的独身和教皇的权力等罪名。显然，对这些被告者的罪名不能成立。
1523年以后，路德的著作传入苏格兰。威克利夫的《新约》苏格兰译文手抄本也在苏格兰各地流传，同时才传出基督教唯一的根据是《圣经》。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到巴黎和卢万学习伊拉斯谟和希腊哲学，再去维藤贝格，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新的信条回到苏格兰，宣扬因信称义的道理，詹姆士·比顿（戴维·比顿之叔）其时任圣安德鲁斯大主教，邀请他前去解释，汉密尔顿奉召到达，受审后即被烧死（1528年）。另两位自称为苏格兰早期改教运动者的“教授”也在1534年被烧死。四人被吊死，一位妇女在1544年因为她不常相信诺克斯的道理而被判溺死，她赴义时，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婴儿。
这些谋杀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很分散，所以很难唤起群众强烈的反应，但吊死乔治·威斯塔特（George Wishart）的事件感动了许多人，这也是苏格兰改教运动中第一件具有影响力的事件。约1543年，威斯塔特翻译了《赫尔维提亚的忏悔录》。不幸的很，这一篇新教的宣言，竟命令俗世的权力来惩罚异端者。从那时起，苏格兰的改教运动中瑞士式的新教最初是温和的茨温利派，然后是严酷的加尔文派逐渐地代替了路德派的地位。威斯塔特在蒙特罗斯（Montrose）和邓迪两地传教，在瘟疫区勇敢地看护病人，戴维·比顿在爱丁堡主持苏格兰教士会议时，他竟至该地宣扬新的信心。红衣主教下令拘捕他，将他作为异端审判，判他有罪，绞死后加以焚烧（1546年）。
在他影响下转变为新教徒的人中，有一个人以后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约翰·诺克斯出生于哈丁顿（Haddington）附近。他务农的双亲指定他去当教士；他负笈格拉斯哥，被任圣职（1532年），成为当时研究民法和经典律法的名士。他写的自传式的《苏格兰改教运动史》（History of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ealm of Scotland），对他少年时代的事只字未提，却突然介绍他自己（1546年）是乔治·威斯塔特热心的门徒和大无畏的保镖，带着一把双手才能挥动的沉重大刀。在威斯塔特被捕以后，诺克斯却到处隐藏，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于1547年的复活节，在圣安德鲁斯堡垒加入曾经刺杀红衣主教比顿的那支队伍。
这一群被政府追捕的人感觉到宗教的需要，于是他们请求诺克斯做他们的传教士。最初他力言不适担任此职，后来他又同意接受。不久，他们一致同意，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昂的讲道。他称罗马教会为“撒旦的会堂”，认定那就是《启示录》中描写的可怕的“兽”。他采用路德的教义，人的得救“完全靠信，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洗净”。7月，一支法国的舰队来到圣安德鲁斯，炮轰堡垒，他们坚守了4个星期，终被法军攻破。诺克斯和其他被俘者，被囚在法国船上划船达19个月之久。我们有一些关于他们所受待遇的详情资料，法军强制他们去望弥撒，但（诺克斯告诉我们）他们坚决拒绝了。也许这些苦难的日子及监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痛彻心扉的鞭挞，加深了诺克斯心里的痛恨，使他的言词和文笔变得非常激烈。
这群被俘者获得释放后（1549年2月），诺克斯在英国担任新教的牧师，由萨默塞特政府支给他薪金。“倘若邪恶的尸体同意”，他一个星期7天都传福音。今天我们都不喜欢常常听道，只能由模糊的想象来体会16世纪人们的心情。教区的牧师把传福音事推给主教，主教推给修道士，修道士偶尔传传福音。新教传教士变成了新闻和沟通意见的日报；他们在聚会中报告一周或每天发生的事；于是宗教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差不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信仰和牧师有关。他们公开宣布教区人民不道德和错误的行为，指导政府尽忠职守、改正错误。1551年，诺克斯在爱德华六世和诺森伯兰公爵面前讲道，曾经发问：最虔敬的公爵们为什么会成为最邪恶的议员。公爵打算用主教的职位来收买他，叫他不要讲话，但他拒绝了。
玛丽·都铎构成更大的威胁，诺克斯在遭受多次警告性的戏弄后，逃往迪耶普（Dieppe）和日内瓦（1554年）。加尔文推荐他到法兰克福一座讲英语的教堂当牧师，他的规矩和严肃的表情，使他的听众们觉得他过于刻板，于是请他另寻高就。他回到日内瓦（1555年），我们可以判断加尔文的性格对他的影响相当大，在那时他尽力使他的品格和加尔文一样的坚定有力。诺克斯曾经描写日内瓦在加尔文治理下的情形，“那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在世界上最完美的学校”。加尔文主义非常符合他的脾气，因为这套信仰很有自信，自信秉承神的启示，自信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去迫使每个人行善和遵守信条，自信有指导国家的权利。加尔文的这些思想深深地灌输到诺克斯的心中，然后借着他进入苏格兰的历史。由于预见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要在苏格兰实行恐怖统治，诺克斯求教于加尔文和布林格，老百姓是否可站在公义的立场，拒绝服从“一个强迫人民敬拜偶像和视纯正宗教为有罪的行政长官”。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卷入这场是非，但约翰·诺克斯自有主张。
1555年秋，推测当时诺克斯为50岁，他回到了玛丽·都铎统治下的英格兰，表现出他粗鲁性格外温柔的一面，他前往伯维克（Berwick）与玛格丽特·鲍斯结婚，因为他爱新娘的母亲。伊丽莎白·鲍斯夫人有5子10女，还有一位信天主教的丈夫。听了诺克斯传道，她归信新教。她向他吐露家庭的烦恼，而他则感觉到同她商量事情是一种乐趣，并基于与她的友谊而安慰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始终保持在属灵的交往范围内。玛格丽特与诺克斯结婚后，鲍斯夫人就离开她的丈夫，与她女儿和她的牧师女婿同住。诺克斯妻子在婚后5年去世。诺克斯又重新结婚，但鲍斯夫人始终跟着女婿。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岳母如此疼爱女婿，而女婿同样地敬爱岳母。
这奇异的三人组在苏格兰的政坛上行进，在那里可以发现洛林的玛丽的忍耐非常有效，她的容忍赢得贵族中新教小党派的支持。诺克斯赞美摄政王为“尊荣的女王，天赋非凡的睿智与仁慈”。他在爱丁堡和其他的地方组织新教教会，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使勒辛顿（Lethington）的领主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和玛丽·斯图亚特的私生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封莫里伯爵，而且指为未来的摄政王，都改信新教。天主教不喜欢他势力的发展，于是由教会法庭下令，传唤他出庭解释他的作为。他选择了顾虑周到的途径，带着妻子和岳母悄悄离开了苏格兰（1556年7月）。他逃跑后，教会法庭烧他的人像泄愤。这种无痛苦的殉道反而抬高了他在苏格兰新教中的身份，不管他人在哪里，自那时起，他已被人公认为苏格兰新教运动的领袖。
他在日内瓦担任英语教堂的牧师，在这一时期他充分发挥了加尔文的教会管理法规，使用法规来管理监督他教区内教民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他邀请安妮·洛克夫人离开她的丈夫，带着她的女儿到日内瓦来，住在他附近。洛克夫人是他在伦敦引领归入新教的。他写给她一封令对方难以拒绝的信：
亲爱的姐妹，倘若我能表达盼望你前来此地的渴慕与烦恼，我将尽其所能而为之。诚然，我思念你的时候，又流泪又喜悦；但想到见到你时的安慰，烦恼则一扫而光，我对你郑重地宣告，你非常值得我珍视，我在这里奉基督的名，管理聚集在此的一小群羊，若不是职责所在，我真要随着我的信，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能来的一部分原因，是否是受尊夫的阻挠……在我心底，我是多么希望你来，是的，我不能停止我的希望，这样取悦于神，求他引领你来到此地。
不顾丈夫的反对，洛克夫人偕一子一女和一使女，离开伦敦，来到日内瓦（1557年）。她的女儿在到达后不久去世，洛克夫人仍然留下了，住在诺克斯附近，协助上了年纪而又得不到安慰的鲍斯夫人照料这位传道人。我们找不出他们之间有不清白关系的证据，我们也从未听见鲍斯夫人有任何怨言；我们始终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批评。这位年老的家庭破碎者，应该需要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人照顾他，同时他也奉基督的名行他的道。
几乎在一切事情上，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他像某些大人物一样，身材矮小，但双肩甚宽，显出他是一位有气力的人，严肃的面貌显出他自信力甚强，同时权力欲也高。黑发、狭额、浓眉，目光锐利，隆鼻，两颊丰满，阔嘴厚唇，长发，长手指——这些都是一个人热心信仰和行使意志能力的具体表现。他是一个精力异于常人的人，他喜欢每礼拜传道两三次，每次两三个小时，此外，还要管理公共事务和私事——这不足为奇，因为“在24小时内，我没有4小时的时间，好让我自由休息”。他的勇气有时反因胆小而得以调和；他有良好的判断力，使他能及时逃脱迫在眉睫的威胁；他留在日内瓦和迪耶普时，有人控告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鼓动新教徒从事可怕的革命；他曾遭遇到上百次的危险，他当着诺森伯兰公爵的面，指责他的腐化，以后他又在女王的面前宣布他的民主政治。金钱不能收买他。他认为（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主张）他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很多人拥护他的主张，对他欢呼致敬，把他奉若神明。一位英国大使说，他演说时，“把更多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其力量之强，超过500支号筒在我们耳边狂吹的力量”。
加尔文的教条是他力量的源泉。上帝已将所有的人分为受选的和受刑罚的两大类。诺克斯和他的拥护者都是选民，因此命定是该得胜的；他们的敌对者是被神遗弃的，迟早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地狱去。“我们相信，”他写道，“我们的反对者所行尽都是穷凶极恶的。”像这类神所惩罚的敌对者，不该把基督徒的爱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儿子；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一点好处，最好将他们完全从地上除灭。他高兴，因为“圣灵在上帝选民心中所做的工，使他们产生完全的憎恨，来对抗那蔑视神圣律例的人”。与那些被神遗弃的人过招时，使用一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说假话，背信，变通适当的反驳政策。目的正当使手段合法。
虽然表面观之，诺克斯的道德哲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权谋主义。他不承认一个政治家可以不遵守一般公民应有的道德标准，他要一切治理的和被治的都同样遵守《圣经》的训词。可是所谓《圣经》，对于他来说，主要是指《旧约》而言；惊醒世人的犹太先知，比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更符合他的目的。他要国家屈从他的旨意，用预言的火焰来点燃国家。他主张预言的力量，并正确地预言玛丽·都铎的早死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垮台——他的这些愿望不是果真幸运地实现了吗？他对别人性格的批判，倒是毫不虚假，有时对他自己的批判也是如此。“我的本性也是卑贱的”，他豪爽地承认。同时，他认为他逃离苏格兰是由人性的弱点和“邪恶”所致。在他的怒吼后面也有粗野的幽默，他有时很粗暴，有时也很文雅。他献身于他的事业是绝对真诚的，他在人类中建立起由洁净过的和有学问的教士来统治的国家（先由苏格兰开始）。他力争说，一个有德行的教士应该得到神的启示，在社会中应该由上帝和基督为王。他相信神人合一说，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大。
他的著作并非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惊世之文。其著作中对罗马天主教活泼生动的谩骂，足可与路德的著作媲美。在他和路德眼中，罗马教会是一个“娼妓……完全被一切属灵的淫乱败坏”。天主教徒是“撒布瘟疫的教皇歌颂者”和“弥撒的贩卖者”，而他们的祭司们都是一些血腥的狼。在那个雄辩的时代，不会有比他口才更好的人。玛丽·都铎和菲利普二世结婚时，诺克斯突然发表他的大作《致英格兰上帝真理的教授们的忠告》（“A Faithful Admonition to the Professors of God’s Truth in England”，1554年）：
她已明目张胆地成为英格兰帝国王位的女叛徒……带来一个外国人，制造一个骄傲的西班牙人国王，羞辱、玷污和败坏了贵族，抢劫了他们，掠夺了他们的名誉、土地、财产及主要的官职和升迁的机会；全然削弱了国家的财富、货物、海军和要塞；贬抑我们的骑兵护卫队，奴役我们平民，推翻基督教和上帝真正的宗教；最后岂不是摧毁了英格兰全民公有的财产和民主政治吗？……上帝啊，为了你最大的怜悯，求你兴起一些菲尼哈斯，以利亚，耶户，让可憎的偶像崇拜者的血平息上帝的愤怒，不致毁灭了全体人民！
虽然不多，有时他也会写文雅优美的文章，足可与圣保罗的大作媲美，在一篇名为《致苏格兰弟兄们的信》（“A Letter to His Brethren in Scotland”）中，他鼓励他们：
我用不着恐吓你们，因为我美好的指望，是盼望你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行事为人像光明之子，像夜晚的明星；虽在黑暗之中，却不改变它的光芒；你们该像稗子中的麦子……你们该像那些聪明的童女，每日添满你灯里的油，忍耐等待至耶稣再来时荣耀的显现，他全能的灵，会在你们遭受一切攻击的时候，现在和永远，统治、指导、点亮和安慰你们的心思和意念。
《反对怪异妇女团的第一号音》（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一书更能表现他的性格，此书于1558年写于迪耶普，对于诺克斯而言，他反对这些像瘟疫一般恶毒的欧洲女性统治者——玛丽·都铎、洛林的玛丽、玛丽·斯图亚特和凯瑟琳·美第奇。我们能够了解，他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玛丽·都铎运用他的原则。即使玛丽不迫害他，诺克斯也会把她看成可怕的怪物，女人统治国家是政治上异想天开的事，违反男人治国的正常规律。他开始发表意见：
我觉得很奇怪，在大不列颠岛上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在英格兰培养出很多虔诚和热心的宣教士和许多慎独明辨的人，难道在今天都被雅泽贝（指玛丽·都铎）放逐了？没有发现一个人是坚决勇敢的，没有发现一个人对神是忠信的……他们敢于劝告那岛上的居民，在神的面前，帝国由一个邪恶的女人来治理是如何的可憎，真是叛逆的和卑下的；为什么不将人民和国家交给合法的元首治理，借着神道的权威拣选和任命一般治理人员和各级行政长官……我们听到，由一个残忍妇女统治的恐怖帝国，用最残忍的手段，流我们弟兄，耶稣基督的子民们的血……我们知道这是一切悲惨境遇中最不幸的事……
鼓励一个妇女负起治国的任务，超乎万民之上，统治高于任何领域，国家，或城市以上的帝国，对于大自然而言是一件厌恶的事，对于上帝而言是一种侮辱，是对神启示的旨意和他批准的敕令最大的反抗；最后，破坏了美好的秩序，一切公平和正义……谁能否认，这不是与自然为敌，任命盲者领导能看见的人去做事吗？叫弱者、病者和无能的人供养和维持全体强壮的人吗？最后，岂不是叫愚笨的、失常的、癫狂的来管理顾虑周到的，劝告脑筋清醒的？就是这些女人，要与男人们分庭抗礼，肩负起治国大任……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侍男人、服从男人，而不是管理他、指挥他。
为此诺克斯引用了《圣经》上许多令人无可置辩的权威说明；但他阅读历史，要从历史中找出女执政者败坏国家的实例时，不免感到困惑了，因为历史上有关女执政者的记载，其政绩都比国王好得多。他仍用自负的咒骂来结束他的文告：
该诅咒的英格兰的雅泽贝，同她那些拥护教皇的歌颂者，危险的和令人可恨的一代，厚颜无耻地夸张说，她们不仅战胜了怀亚特，而且战胜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我不怕说，那报仇的日子，就是捉拿那可恶的英格兰怪物耶洗别的日子……已经由上帝的会议决定了……通知所有的人，因为号音已经响了。
诺克斯把他这份爆炸性文告的草稿带到日内瓦，秘密地把它印出来，但未印上他的大名，然后把这些印刷品送到英格兰。玛丽禁止这的流行，并下令凡持有者一律处以极刑。
诺克斯马上写了一篇文告反击，该文题为《对苏格兰贵族和议员阶级的呼吁》（“An Appellation to the Nobility and Estates of Scotland”，1558年7月）：
凡不煽动老百姓敬拜偶像的 应该免除死亡的惩罚……不论谁接受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也该同样被赦免……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和人民应该庄严地声明和承诺去保卫这事；如同国王爱德华晚期在英格兰所行的。像这种地方，我说，若是谁推翻真正的宗教，处以死刑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地方官和老百姓有义务去做，除非他们愿意惹神的愤怒，和自己过不去……我敢断言，那是英格兰贵族、法官、统治者和人民应有的天职，不仅该抵制和反抗玛丽那个耶洗别……而且应该处她以死刑。
诺克斯劝说苏格兰人民运用这种教义合法地反抗洛林的玛丽。他控诉摄政王已经让法国的朝臣和军人包围她自己，而这些外来的法国人浪费了苏格兰的粮食：
当带进来的外国人压迫我们，压迫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子孙；当保守者敬拜偶像和蔑视基督耶稣及他纯正的宗教；当懒惰的贪婪者和血腥的暴君、主教们仍然存在，基督真正的使者被迫害，最后，以致道德沦丧，邪恶横行……敬神的人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该追求改革这些滔天大罪吗（是的，甚至于不惜使用武力，看，否则我们必被消灭）？……敬拜偶像，亵渎上帝，及其他触犯至高尊荣的神，都是该受惩罚的罪行，不仅施之于国王和君主，就是犯此恶行的全体人民，乃至每一分子，都不能免此刑罚，依照可能性和时机，上帝会对那些损害他的荣耀者施以惩罚，让其得到报应。
诺克斯的呼吁具有革命和反动两者混合的奇异特性。许多思想家，包括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如哈特曼，耶稣会教徒的玛丽安娜，在某一时机为了诛戮暴君，也与他抱同样的见解。他还确信，那些深信他们神学的必会镇压——假如需要时，会杀戮——他们的反对者重施故伎，使用最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来制裁他们的敌人。诺克斯将《申命记》第13章引用时，逐字翻译出来。每一个异教徒都该处死，凡由异教徒统治的城市，必须用刀杀尽那城里的居民，甚至连牲畜都要用刀杀尽，用火将所有房子烧尽。诺克斯也承认他读了这一章后，在那时这些残酷的诫命实在令他惊骇胆寒：
对于血肉之躯而言，这种审判也许显得苛刻和严厉。是的，看来宣布这个诫命时，似乎是在愤怒的时候，而不是理智的时候。因为所有城市都是一样……难道不会发现许多无辜的人，例如婴儿和童稚，及一些淳朴无知的人，他们既没有不信神，也没有同意不信神。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也不能幸免，都命定要受残忍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希望一切受造之物，要服从他的旨意，掩面不看，停止讲理，因为他下令执行他的审判。
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脆弱的容忍标准去判断诺克斯，因为他是用一种罕见的言行一致的态度，以全球性的时代精神来说话。他流亡日内瓦时，塞尔维特刚被烧死，他确定自己偏向于严格的直解主义；假如他能一读卡斯底里欧内的请求容忍，很可能他会借着贝兹对这方面的解答，重新考虑他的信仰。虽然在同一时期，有一位不具名的再洗礼派信徒，在一篇名为《必需的轻率》（“Careless by Necessity”）的文章中，批评加尔文主义。苏格兰的新教徒把这篇文章送给诺克斯，他被这篇文章驳倒了，在信心的片刻交战中，信徒们互相耳语，讨论理智问题。那位作者感觉奇怪，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在了解基督的观念是我们有一位仁爱的天父之后，还能相信上帝会创造永远命定受罚的人类，他已经预见这事，而且愿意让它如此下去。这位再洗礼派的教徒说，上帝赐给人类一种自然倾向，爱他们的子孙；假如人是按照上帝样式造的，上帝为何比人更残忍呢？诺克斯回答，这是超越人类理智外的一些奥秘：“那些骄傲的人将要受到惩罚，他们不满意上帝启示给他们的旨意，喜欢飞到高天之上去查问上帝旨意的秘密。”“本性和理智，”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引诱着人离开了真实的上帝。什么是无耻，不就是喜爱堕落的本性和对上帝《圣经》盲目的理智吗？”
诺克斯不承认理智，只相信他自己是忠于基督的灵。1559年，在一位信奉新教的女王治理下，他写了一篇名为《简短的劝告》（“A Brief Exhortation”）的文章，送给英国人，劝他们采用加尔文派的教条和道德纪律，强迫全国实行，以赎玛丽的迫害之罪。英格兰拒绝了他的劝告。在那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指挥苏格兰意识形态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