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舒适的南方产生文化；寒冷艰苦的北方反复征服散漫懒惰的南方，并吸收和转变文化。地道的北方——苏格兰、挪威、瑞典、芬兰——竭尽所能与北极的自然环境奋斗，在困难重重当中，他们创造了一些乐于接受的文化，并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苏格兰，贫瘠而人烟稀少的高地，鼓励着封建制度的滋长，阻挠文化的发展，而其青翠肥沃的低地，自英国人入侵后，便不断招致外来的侵略，而英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不接受他们过剩的人口和他们的国王。苏格兰人是古代的凯尔特人在中古世纪与爱尔兰人混合，到1500年已与挪威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合并为一个民族。与他们居住的半岛一样，他们的情感和观念狭窄，其迷信之深与重视神话，仿佛浓雾，性情高傲如矗立的海岬，粗野如苏格兰的地势，冲动如急流，有时凶猛，有时温柔，残忍而勇敢，是一个永不为异族征服的民族。其贫穷似乎根源于地理环境，而又因贫穷决定了他们的习俗行为；土地贫瘠造成天性吝啬。农民负担太重，辛辛苦苦为地主耕种，而这些奴役他们的贵族，以他们的无知而骄傲，因为他们发现农民识字对他们的食邑和战争毫无益处，山岳和民族将稀疏的人口分散了，使他们易于冲动而妒忌，形成不宽恕敌人和不安于和平的性格。贵族均有私人军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武力，所以控制了国会和国王。仅道格拉斯家族（the Douglases）就蓄有5000名侍从，其岁收比国王还多。
1500年以前，工业还在原始阶段，全属家庭手工艺，商业也是不安定的，城市少而小。全苏格兰的居民只有60万人。格拉斯哥为一个小渔镇；珀斯（Perth）为首都；直到1452年，爱丁堡有1.6万人。在封建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体系内，苏格兰人个人的、地方性的乃至全民的独立精神，可以由他们村镇郡区的自治政府制度，充分表现出来。市镇公民（burgher）——有投票权的城镇公民——被允许选举代表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Assembly of Estates），不过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而已，不像英国下议院的代表真正有权，他们在封建的地主当中和在贵族占优势的会议中，失去了发言和选举的权利。他们也不能和法国中产阶级一样，与富商和人口稠密的城市结盟而对抗贵族，国王们则寻求有钱有势的教会来支持他。贵族常与国王不睦，他们对教会怀恨在心，想办法夺取教会的财产，因此加入普世的呼吁，责备教会，说国家的财富都让罗马教廷吸走了。在苏格兰从事改教运动的是贵族，不像英国是由国王和商人发起的，他们将一般平民从教会势力下解放出来。
苏格兰教会紧抓住人民对神的虔敬，在死气沉沉的贫穷和超世的盼望中，聚敛了财富。15世纪末，有一位教皇特使向教皇提出报告说，苏格兰教会的收入等于其他一切收入的总和。受教育几乎成为传教士和市镇公民的特权。苏格兰的牧师们，在16世纪，已经以学术著称于世，而圣安德鲁斯和阿伯丁的大学，也是由教会创办和经营的。1487年以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实际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常将这些职位作为对他个人政治服务的奖赏，或把它当作闲职赐给他们的私生子。詹姆士五世曾将凯尔索、梅尔罗斯、霍利鲁德和圣安德鲁斯各地的岁收赐给他的三个私生子。这些国王任命的人的昏庸，对16世纪牧师道德的败坏，多少要负一些责任。
一般道德和纪律的松弛固然是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显著现象，但在苏格兰，远在国王任命高级教职以前，这种腐败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教会的腐败，在15世纪的欧洲，是一样的坏，”身为天主教徒的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刻薄地写道：“在苏格兰败坏的程度，简直在别的地方找不出来。”一部分原因是一般人民对教会之事漠不关心，虽然他们信奉正统的信条，但并无以新教的牧师来代替天主教僧侣的意思。14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就批评过修道院的放荡和怠惰。1455年，林利斯哥（Linlithgow）的一位牧师，在他接受任命之前，保证在接受教职后，不典卖教会的财产，并不再蓄妾。红衣主教比顿有8个私生子，他第二天要去敬拜上帝时，前一天晚上还同玛丽昂·奥格尔维同房；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国会的各种会议取得文件，证明他那些增添的子女，都是合法的嫡出。宗教改革前的苏格兰诗人们曾毫不客气地讽刺牧师们；在1549年举行的大教区会议中，牧师们自己则将苏格兰教会腐败的责任，归之于“差不多所有各级圣职人员的生活亵渎淫荡，道德败坏”。然而，我们也应该补充地说，牧师们的道德情况仅仅反映那些俗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贵族和国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