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0年的亨利，是英国历史上已知的最专制独裁的国君。老一辈的诺曼贵族，其祖先曾制伏过“征服者”威廉，现在不但失去了祖宗的遗威，而且连大宪章所赐的特权也不敢提起。新兴的贵族，出于亨利所封的当然不谈，就是以商业起家的，也一律唯王马首是瞻。亨利现在不怕老贵族和教士造他的反，主要就靠新贵族为其鹰犬。下院，一度被称为英国的自由卫士，由特务控制，现在也已对王低首输诚。亨利的权力史无前例，他有权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他有权通过徒具形式的审判，送任何人上断头台；他有权利用国会的名义制成任何法令。“亨利统治下的英国，独立精神消磨殆尽，自由热爱降到冰点。”英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独裁统治？恐惧是一层；再一层是怕引起另一次玫瑰战争。秩序与自由相较，秩序似较可贵。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也只好承认亨利为宗教领袖。新旧教之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天主教徒，无论贵族、平民及使臣，经常阴谋促外兵推翻亨利；因此，他确信，要安定非由他来做英国教会的教主不可。他认为，宗教的权威在教会，教会的权威在《圣经》。由谁读经，亨利曾做过一番实验。主教为廷德尔英译《圣经》感到头痛而拼命禁止时，他吩咐他们，“译一本更好的”。他们搞半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时，他采用了克伦威尔推荐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英译本。这个英译本，1535年首先出现于苏黎世。1539年经过改订，克伦威尔称之为“伟大的《圣经》”，令英国教会一致采用。亨利，基于“宽仁厚德”，赐所有老百姓均有在家读经的特权。自此，家庭查经变为常课。这样做，大家固增进了灵感，却也显得意见纷纷。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出现了业余的《圣经》注释家，他们把《圣经》做这样解释，做那样解释，有时，很多解释刚好针锋相对。教堂中常有人争执辩论。茶楼酒馆，因争执辩论还大打出手。有些胆大的人，常一言不合便给妻子一份休书要她走路；同时讨两个老婆的人也出现了。他们的借口是：《圣经》中就有人这样做。是否应让每个人都读经？亨利至此也很怀疑了。经过一番思考，1543年，他建议国会制定法案：只有贵族和拥有财产者才可合法持有《圣经》；至于公然讲解或讨论《圣经》，只有神父才有资格。
亨利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不但一般人，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了反对他成为宗教领袖而被烧死或上断头台；新教徒，常因反对天主教神学而被处死。格林尼治圣方济各修会修士普赖尔·弗里斯特（Prior Forest）因为不愿和教皇断绝关系，被铁链锁着悬在火上活活烤死（1537年5月31日）。一位叫约翰·兰伯特的新教徒，因为否认圣餐基督实在说被亨利逮捕亲自拷问。由于兰伯特（Lambert）坚持不服，亨利于1538年11月16日将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在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的逐渐影响下，亨利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旧教。1539年，亨利、国会及教士会议据“六条款”（Act of the Six Articles），以纯粹的罗马天主教观点，对圣肉实在、教士独身、修道誓愿、死者弥撒、对神父秘密忏悔及与上帝交感的资格等，做了分门别类的规定。对上述规定，谁以文字或语言否认圣肉实在，谁将被处火刑，绝无宽免；至于违反其他条款，初犯没收财产，再犯即处死刑。此前由神父缔结的婚姻，一律宣布无效。神父今后不许结婚，神父结婚者一律判以重刑。这些条款，英国人很容易接受，因为事实上他们现有的还是罗马天主教思想。倒是克伦威尔，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并不很认真。1540年，亨利又变了，他下令把从前废止的法案又拿出来执行。不过，对这些条款他也并不完全不算，如拉蒂默和沙克斯顿（Shaxton）就因不赞成这些条款而被撤职禁锢。1540年7月30日，在史密斯菲尔德同时处死了3个新教徒和3个旧教徒。新教徒的罪名是怀疑天主教教款，旧教徒的罪名是不服从国王的领导。
亨利的行动在政务上和宗教上一样积极。尽管他讲究吃喝玩乐，但在处理政务上绝不偷懒。他用人的标准是一方面精明能干，一方面穷凶极恶——在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活标本。他整编陆军，换上最新的武器装备。他编练海军，肃清沿海港湾海盗——在这方面，他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具备的战略战术知识不但是最新的，而且是一流的。不过，他收税之重，已达人民负担的最大限度。他使货币一再贬值。他毫无道理地没收私人财产。他再三再四要人“乐捐”。他经常向别人借钱，如富格尔家族，就是他的债主，借到后总设法赖债。财政上，他一天到晚动脑筋的，就是如何增加税收。
农业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下。农奴制度仍极普遍。贵族为饲养羊群，继续大圈土地。在封建制度的支持下，新兴地主以物价上升为口实，拼命向佃农增收地租——少者两倍，多者四倍，同时，又拒绝更新到期租约。“成千上万无地可耕的佃农，集体走向伦敦。他们在法院门口悲惨呼号，请求救济”。天主教徒莫尔为这些鸠形鹄面的农夫，留下一幅惨淡的图画。新教徒拉蒂默曾公开抨击“新地主”的贪婪，同时像路德一样，缅怀过去“人们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时代”。国会对流浪者与乞丐，曾定有很严厉的惩治办法。根据1530年至1531年的法案，任何身体健全的人，无论男女，只要向人乞讨，“均应将其剥光衣服，绑在车上，一面鞭打，一面游街，直到全身流血为止”。这种人假定再犯，应割掉一只耳朵。如又再犯，另一只耳朵也一并割掉。1536年，更进一步规定，凡三度向人乞讨者处死。虽然法规甚严，乞讨者仍照旧乞讨。这种情形直到无地可耕的佃农逐渐在都市找到职业及救贫计划展开后，才慢慢好转。最后，农业生产因大规模耕种而提高。不过，生产虽然增加，但因政府无能，运输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一方面，政府推行关税壁垒政策；另一方面，农人向城市集中降低了劳力成本，工商业得以渐渐发达。纺织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使很多人发了大财，这些发了财的纺织业者，形成一个新阶级，至此，亨利除商人阶级外，又多了一条臂膀。棉织品现在取代毛织品，成为英国的大宗出口货。出口货多半是必需品，流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进口货多半是奢侈品，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用得起。英国工商业的发达，第一，受1536年通过的一种法律之赐——据此，利率被定死在10％；第二，物价的直线上升使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这种情形下，工农及地主当然很吃亏。1500年至1576年，租金所涨的倍数为1000％。同一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是250％—300％；工资的上涨是150％。“贫穷这么普遍，”1537年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说，“哪里谈得上富足兴旺。”同业公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一制度的成员在彼此互助之下，遇到天灾人祸，可以获得相当保障。但1545年，亨利忽然下令，没收所有同业公会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