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他送他的孩子到伦敦圣安东尼学校受教育。在少年时期，莫尔曾给大主教默顿做侍童。他的思想、信仰及为人处世，处处都受到大主教的影响。据说，默顿曾告诉人：“别看轻那个送酒端菜的孩子……他将来必大有出息。”15岁时，莫尔考上牛津，很快即沉醉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父亲怕他将来变成书呆子，令他退学到伦敦学法。当时的牛津剑桥，以培植宗教领袖为宗旨。一般教士则是新法学会（New Inn）和林肯法学会（Lincoln’s Inn）出身。1529年至1537年，改革后的国会，下院中仅8个议员受过大学教育。这时，大学生不吃香，有前途的是工商巨子和律师。
1499年，莫尔21岁。他遇见了伊拉斯谟，立即被伊氏的人文主义迷住了。他们俩人的友谊，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他们都很有修养，文笔都很犀利，都讨厌经院哲学。莫尔说，研究经院哲学，“无异就筛子给公羊挤奶”。他们都主张宗教改革，而改革之道，都不主张使用暴力和分裂。他们都一贯这样主张，宗教改革应自内部做起，改革应顾及教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莫尔在治学和涵养上，不及伊拉斯谟深沉。事实上，他的儒雅和恢弘，常受他情绪和执拗的影响。与人争论时，他常忍不住趋向流俗，向对方展开谩骂。不过，他也有胜过伊拉斯谟之处，如勇敢、荣誉心及对理想的执着等。莫尔与伊拉斯谟往来的书信，其所表现的风范，在那个时代即为不可多得之作。“再谈，”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一封信的最后说，“我敬爱的伊拉斯谟，对于我而言，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莫尔对宗教是当时最虔诚的人，他以许多教士，如沃尔西之流的耽于享乐为耻。23岁时，当他读了一阵法律后，他决心做传教士。1501年，他演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公开传道，座中饱学之士，如格罗辛（Grocyn）等，对他都颇表欣赏。尽管他对一般不守清规的僧侣大加抨击，对所有虔敬的修士修女则颇表尊重。他甚至说，他非常羡慕修士的宁静生活，他后悔从前没有做修士。他相信神迹、圣意、遗物与朝圣。他写过不少属灵的书籍，他以中世纪的风格表达他的人生观。他说，生命是灵魂的监狱，要解脱唯有死，宗教和哲学就是教人如何解脱。他曾两度结婚，生了好多孩子，他的家是经常有祷告声并充满爱心信赖和欢乐的基督教家庭。1523年，他由普罗维登斯迁往伦敦文化区。他的家充满文化艺术气息，他家的花园距泰晤士河不过100码。
1504年，他26岁，即以市民代表身份充当国会议员。一次，亨利七世有个提案遭到他的反对。他发言时雄辩滔滔，给亨利七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是一个坏印象，亨利七世曾转弯抹角找到他父亲，让他把这位青年议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国会议员任期届满，莫尔即经营律师事务所。1509年，出任古伦敦——泰晤士河北岸——代理执行官（under sheriff），这份工作颇合他的胃口，因为当代理执行官，通情达理重于冒险犯难。一段时间下来，明决公正有口皆碑。他不受红包，尤其打破了英国官场的恶例——收受红包之风，直至培根时代犹颇盛行。不久，他又回到国会。1515年，他被选为众院议长。
在伊拉斯谟1517年7月23日致胡滕的一封信中，我们又发现莫尔具有下列特征：中等身材，面容苍白，赭色头发，穿着随便，饮食适度，面带笑容，幽默机智，喜开玩笑，爱小动物。他家里有善于说笑的清客，有猫、有狗、有猴子。附近的鸟飞到他家来，都一一获得招待。在太太眼里，他是一个标准丈夫。在孩子眼里，他是一个标准父亲。在国会议员眼里，他是一个标准议员。他秉性善良，能言善辩，对人和蔼，“总之”，综合大家对莫尔的印象，“他是大自然在温良、可亲、快乐方面，最理想的标本”。
忙里偷闲他还著书。他先写的是《理查三世传》（History of Richard III）。这的基调，在于反对独裁政体，他正处于这种政体之下，因此他没有考虑出版——这与世人相见，是在他逝世之后。莎士比亚根据这篇传记写成一部剧本。1516年，由于一时兴起，莫尔用拉丁文写了一。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乌托邦”（utopias）一词，就是由他所创的。这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所批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具体的描画。由于有所顾虑，他把书送到国外出版。一共出了6版，都是拉丁版本。最后，获准在英国付印，仍为拉丁文。他说，这是写来消遣的，本来不想出版。在卢万印的那一版，曾获伊拉斯谟之助，他对伊氏表示非常感激。于1551年出现英文版，未译成英文前即已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及法语。英文版与世人相见时，莫尔逝世已16年。此书在1520年在欧陆即已家喻户晓。
莫尔之书，原名Nusguama，意即“虚无之乡”（Nowhere）。后来，不知谁把它更换了个希腊名字，于是就变成《乌托邦》了。故事写得异常逼真，不少人相信实有其事。据说，一批传教士曾大发宏愿，计划去乌托邦传教。《乌托邦》开头说，1515年，莫尔衔亨利八世之命出使布鲁日。他行经安特卫普时，他曾拿着伊拉斯谟的一封介绍信，去见该市的一位市政官员彼得·希莱斯（Peter Giles）。故事的展开，在他会见希莱斯后。希莱斯介绍他去见一位须发苍苍的葡萄牙水手，这位水手名叫拉法埃尔·希泽罗代伊（Raphael Hythlodaye，希腊语意为“妙于胡诌”）。1504年，水手曾随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环游世界（早于麦哲伦6年），因此到过一个人所未知的世界：一个幸福的岛，岛上居民对当时困扰欧洲的若干社会经济问题，均有解决之道。《乌托邦》的卢万版本，把这个神话渲染得更为离奇逼真，其首页还附有乌托邦木刻地图及该地居民文字。只有一个漏洞：希泽罗代伊在一次谈话中，竟赞美起默顿大主教来。这种赞美，在莫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出自一个水手之口，便令人感到怀疑了。
这位想象中的麦哲伦，对乌托邦的社会是这样描述的：
在乌托邦人中……一切财物均属共有，每人所需均极丰富……我曾将乌托邦与其他国度相比……其他国家之人，对于其所获之物，一开口便是我的……但在乌托邦则不然，我对此也与柏拉图有同感……财富应平均由人人共享……在很多国家中，由于少数人，借种种名位口实，霸占或瓜分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此使绝大多数人俱陷于贫穷。
在乌托邦，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之物，一律送入公库，一旦需要，即可自行到公库去取。没有人说我比别人应多得一点。人人都有，因此便不用贪心。原则上大家应在公共地方吃饭，但如你觉得不便，也可在家自炊。乌托邦人不用钱，因此也不知买贱卖贵。其他地方常见的罪恶，如欺骗、偷盗、抢夺，在乌托邦根本听不见。由于公库中积有应急粮食，人民不知有所谓荒年饥馑。每一家庭，无分男女，均须参加农工生产。为求生产充分，大人每日工作6小时。工作基于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只有在社会需要时才能发展。乌托邦人也享有自由，不过他们的自由着重在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至于剥削他人劳力的自由，则绝对不许。乌托邦也有法律，不过条文极少也极简单。因此，如有纠纷，概由自己辩护，根本用不着请律师。犯法者罚劳役。依罪的轻重，确定劳役时间的长短及所做工作的难易。所罚时间届满，即可恢复自由。屡犯和重犯也判死刑。死刑犯表现良好，也可改罚劳役。
家是乌托邦社会的构成单位，家有家长。“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婚姻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结婚前当订婚。未婚夫妻，例须彼此脱得一丝不挂，以便相互检查。男女中的一方，身体上如有严重缺陷，对方可据以解除婚约。婚后妻赴夫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如有通奸情事，男女双方申请社区会议许可，即可自由离婚。30家为一邻，邻有邻长（phylarch），邻长共选，年选一次。每10邻为一里，里有里长（chief phylarch），里长由邻长共选。乌托邦共200里，里长会议就是国会。国会有权选举国王，国王为终身职位。
邻长的职责，是确保其所辖社区人民的健康。为达此目的，他须提供清洁饮水，注意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及诊所。在乌托邦，健康重于一切。乌托邦统治者对教育也极重视，处处设有儿童学校和成人学校。他们最注重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至于占星、算命则视为迷信。如果认为对乌托邦有利，他们也会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基于下列理由：任何民族如占有一大片土地，自己既不利用，也不许别人利用，则乌托邦人为了不使货弃于地，他们便有权把这片土地抢过来。”（显然这就是英国殖民美洲的理论。）不过，乌托邦人并不好战，“他们最恨无理由的屠杀……与其他民族相反，师出无名他们认为那是最可耻的”。
乌托邦相当崇尚宗教自由。除无神论及否认灵魂不朽者外，任何宗教都可自由活动。乌托邦人如愿意，甚至可以崇拜太阳或月亮。但任何人，如对其他既存宗教，以言语或行动横加破坏，一定会遭逮捕，处以应得之罪，因为法律不允许宗教斗争。否认灵魂不朽者不罚，但不得担任公职。他们有意见，除向神父或“德高望重者”（men of gravity）讲述外，不得当众发表。此外，“任何人皆可随意信仰他喜欢的宗教，并把他所信的宗教向别人传播。不过传播时，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以说服代强制，以理论代谩骂，任意攻讦其他宗教，那是法律不许的”。乌托邦既有宗教自由，因此便有许多宗教。不过，“大多数乌托邦人，包括最有智慧的人在内……大都相信，神是一种贯通宇宙的永恒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智力之上，它是不可知、不可说、不可解的”。出家修道法所不禁，不过任何出家人均应不断做好事及为社区工作。所谓好事及工作，如修桥铺路、清理沟渠、准备柴火等。出家人原则上过独身生活，但他们如想结婚也可结婚。那里也有神父，但神父结婚并不遭禁止。国家规定，一切宗教节日和宴会，均应排在年头年尾和月头月尾。但任何节日及宴会，“教堂寺庙中均不许出现偶像”，“祷告也不许，因为怕少数冒失鬼发言冲撞到其他宗教，以致惹起纠纷”。在每一个节日里，妻子要跪在丈夫面前，子女要跪在父母面前，请求赦免其过失。任何人如未与其仇敌弃嫌修好，即不得进入教堂或寺庙。以上这些画面，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莫尔年轻时醉心的人文主义，也偶有显露。例如，自杀观即源于希腊思想：病入膏肓之人，为解脱其痛苦可以自行结束其生命。除此之外，莫尔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自杀者的尸体，“不许埋葬，应抛于臭水坑中”。
《乌托邦》一书究竟有多少是莫尔的思想？有多少是伊拉斯谟的思想？另外，写这的态度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均已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却郑重否认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莫尔代表自己对希泽罗代伊说，“一切都共有的地方，人民即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当大家感到工作不是为自己，而自己又可分享别人的工作成果时，谁还愿意卖力工作？……大家都不肯卖力工作，物资当然就不会富裕……在那里不可能样样理想，因为人天生良莠不齐——要使人人都变好，绝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尽管如此，乌托邦曾获得不少人的同情与思慕——《乌托邦》的画面，就是共产主义的模本。在《乌托邦》一，对富人剥削穷人一事，也有很严正的批评。对英国领主强行圈占公地一点，莫尔曾借外人之口予以谴责。其谴责极深入而激烈，因此有点不像外国人的口吻。希泽罗代伊对莫尔说：
就贵国土地而言，由于少数人的无理贪婪，已使土地大部趋于荒芜……对于富人而言，这并无大害，因为他们有钱，不但自己要用的东西可以买到，还可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以图厚利……我到过不少共和国，经我详加考察比较，我发现这种目前盛极一时的制度，只对富人有利。我，本着上帝的名义，不禁这样想，这种制度是少数富人想出来的鬼名堂：假借共和之名以保全、增进其财富，想尽办法以雇用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大量榨取穷人劳力。种种榨取办法，竟可美其名曰法律。
听，这像不像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凭大英博物馆一席之地，弄得世界团团转。然而转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杠杆，也许就是莫尔的这。无疑，《乌托邦》一书对现代思潮有着最强烈的影响，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它是20世纪经济制度的指标。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与福利国家，追本溯源也非论及此书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