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9年11月3日于威斯敏斯特集会的国会，上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贵族，下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商人，同意支持下列三大政策：第一，减少宗教财富和权力；第二，维持与佛兰德斯的商业关系；第三，支持国王为获男性继位者的努力。第三项政策的通过，并不意味大家赞成安妮，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她太冒险，也不意味大家不赞成凯瑟琳，因事实上同情凯瑟琳者大有人在。下层阶级在政治上这时毫无力量，一般都不赞成离婚。北方各省由于虔信天主教，惟教皇马首是瞻。亨利为防止北方各省的反对，除不许教皇管理教会外，一切都维持天主教传统。不许教皇管理教会，是基于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英国较德国尤甚，王权就是靠这种意识提高的。教士尽管很恐惧亨利变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但谁也不敢说自己拥戴教皇，因为教皇代表的显然是外国势力。
约1528年，一个叫西蒙·费施（Simon Fish）的人发表了6页的一本小册子。亨利看后，没有意见，其他人看后，衷心赞许。小册子以《穷人的恳求》（Supplication of the Beggars）为名，请英国国王全部或一部分没收英国教会财产：
远在陛下高贵祖先之世，这些人就巧妙地混进来了……一批顶着上帝名义的懒虫、乞丐、流浪汉……美其名曰主教、院长、执事、副主教、辅佐司教、神父、修道士、教士、修道僧、赦罪者、聚会召集人。在数不清的名义下，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虫善募强讨的结果是，陛下的国土1/3以上，已入他们的掌心。现在国内最肥美的土地最宽广的庄园，大半都是他们的。这还不算，他们更名正言顺地对稻麦、牧场、牧草、羊毛、小马、小牛、小羊、猪、鹅、鸡等征收1/10的税……还有，他们还放款取息。他们对利看得很重，穷家妇女，如不能于复活节算还利息，以鸡蛋或以其他物品抵偿，则她们便休想安度复活节……为了赚两三个杜卡特，妇女要为他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不过要赚便宜钱也有办法，那就是妇女陪神父、修士、修道僧睡一个小时，便至少可获20个杜卡特。
贵族与商人可能也承认这份指控是有点过火了，但一想到那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教产还俗，也就不再顾虑其他了。法国驻英大使贝利写道：“权贵们有意检举教会并尽散其财；他们是公然这样要求的，所以我也无须用暗语来报告……我想僧侣们是不能再掌有国玺了。”就是说，不再能统领政府了——“再者，他们也可能在国会里受到严厉的警告。”沃尔西曾挡驾这种对教产的攻击，但他栽倒了，留下来的是无计可施的僧团，他们唯一能借以自重的是衰落中的民间信仰；更糟的是那本可用其特权、禁令、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教廷，如今却是王室愤怨的主要对象，而且教宗本身还是大帝王们争权夺利下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民意要求，约束英格兰教会的立法应予通过，再不然，也须由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大主教召集教士会议而予以接受。可是，这样的集会就能缓和国王的怒火吗？就能扼制国会里反教会的风潮吗？
战斗是由下院开启的，拟了一份上国王书，宣布对正教教义的信仰，但强烈批判僧团。这就是有名的《控诉法案》（Act of Accusation），指控教士会议没有得到国王或国会的同意就私行立法，严重限制了百姓的自由，动不动就责难百姓或苛罚重款；榨取钱财以行圣礼；主教们把圣职给某些年轻人，称他们为侄子，却又瞧不起这些青年或对被任以圣职的人全无了解；他们征税和处以罚款的权利都被贪婪的主教剥夺了；主教们滥捕无辜，囚禁百姓，又不让人家知道犯了什么罪；恶责和重罚百姓，只是为了轻微的异端嫌疑；这项文件的结尾是请求国王改革上述各种弊端。亨利国王很可能也亲自参与这项请愿书的撰作，当他收到下院的这份请愿书后，只列明各项要点、要求回复。主教们承认某些罪咎，但认为那只是少数人的意外事件；他们辩称主教廷府廉正无私，并祈求虔敬天主的国王，像贬斥路德那样来帮他们压制异端。然后，很惆怅地误解了国王的脾气，居然说出了这般火药味十足的话来：
由于我等认为我们立法的威权是基于天主启示的《圣经》与圣教会的决意……我等无须提示我们执行的指控与义务，因为那是天主的赋予与我王的许可……因而我等谦卑地恳祈王上……继续维护我等依据天主的威权，以他为名，为匡正德行与维护基督的信仰所立的种种法律与禁令。
亨利此时想动手，可他现在还不愿去管他们。他现在第一要做的，是要国会同意他的一项特殊请求：免他归还向老百姓所举的公债。对此，众院先反对后同意。接着，众院又通过了三项法案。这三项法案，目的均在贬低教士权威，不让他们查验遗嘱，不让他们抽死亡税，不让他们领双重圣俸。对这三项法案，上院反对得非常激烈，因为上院中有着不少主教和僧院长。不过，反对了一阵之后，终于修正通过了。通过这类法案后，国会即于12月17日宣告休会。
1530年夏，英国国王接受了一个颇为花钱的建议。剑桥一位神学博士报告亨利，关于教皇是否有权力批准弟娶其嫂之事，将由欧洲若干具有名望的大学投票决定。亨利所望的是无权批准，查理所望的是有权批准，于是，双方派驻各国特务，展开一场贿赂战。亨利处处送钱，查理除送钱之外，甚至把恐吓也加上。这场战争，亨利与查理，在意大利平分秋色；路德派大学，对“基督教卫士”不利；巴黎大学，在弗朗索瓦压力下，投的是亨利的票；牛津与剑桥，处于亨利的威势下，自然非投亨利的票不可。
为了加强对教士的控制，亨利于1530年12月，通过其首席检察官发布了一项通报。通报大意说，政府对凡支持沃尔西运用教皇权力的教士，通通要按《王权侵害法》处断。1531年1月16日，国会和教士会议（Convocation）集会，英国国王特务机构宣称，教士中凡愿认罪悔过且缴纳11.8万镑罚款的，即可免按《王权侵害法》处断。教士纷纷叫屈。他们说，沃尔西接受教皇敕令，全与他们无关；据他们所知，沃尔西通过洛伦佐·坎佩基奥接受教皇敕令，全是为了受理英国国王案件，因此，他们所知的英国国王也知。他们说得非常对，可他们不知道，亨利目前正需钱用。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国王于是要求全体教士承认他为“英国教会和教士的最高保护者”，换句话说，他们不得再效忠教皇。教士含糊其辞地提出种种折中案，可亨利硬要他们摊牌。最后，1531年2月10日，大主教渥兰才勉强代表大家发表意见。这位81岁的大主教说“听凭基督的旨意”时，全体教士继皆默然。默然解释为同意，于是英国国王的要求变成法律。亨利为了安抚各大主教，特许他们有审理异端之权。
国会及教士会议，于1531年3月30日休会。这年7月，亨利移凯瑟琳于温莎，并誓永不相见。不久，他令玛丽公主住在里士满时，他又将她自温莎移至安特希尔。凯瑟琳的所有珍宝首饰，亨利索性一起交给安妮。查理要教皇克莱门特替他抗议。1532年1月25日，克莱门特致书亨利，一面指斥他的通奸行为不当，同时劝他在婚姻是否无效未确定前，接回凯瑟琳而离开安妮。亨利仍沉醉于温柔乡，根本不理这一套。就在这段时期，他写给安妮一封充满爱意的甜蜜的信：
我的心肝，你走后，我感到一片空虚寂寞。别后，两周以来，日子长得难以打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太好，以致我的爱情之火在燃烧……但我想到我很快就可到你身边时，我所受的爱情煎熬的痛苦无形中便减轻了一半……想到我（特别在一个静静的黄昏）能躺在你的怀里，嗅到你的乳香，尝着你的香吻，我便快乐无穷。这封信，是写自一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深爱你的人之手。
亨利
国会和教士会议于1532年1月15日集会时，亨利又想到几种抑制教士权利的方法：任副执事以下职务的教士，犯重罪应归普通法庭处断；宗教法庭的讼费罚金，应降低金额；宗教方面所课的遗产税及所收的遗嘱查验费，应降低或取消；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应解送教廷的款项，今后应予豁免；罗马由英国负担行政、免罪及教廷事务的经费，一概取消。以上想法，一一都经国会和教士会议通过。不过关于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一点，亨利曾暗示罗马，如教皇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笔钱随时都可恢复。
在这段时期，亨利已做到使大部分主教相信，英国教会脱离罗马而独立，对他们的权威和收入无损。1532年3月，英国教士会议即宣称与教廷脱离关系：“请停止一切苛捐杂税……如果教皇还想继续获取新任教士第一年的薪俸，而采取任何反对我国措施的话……那我们只有不接受命令而与教廷分道扬镳。”5月15日，教士会议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并愿将其剩余的立法权力，交付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半教士、一半非教士组成，有权否决任何对国家不利的宗教仪式。国会与教士会议既经改革，于是英国国教宣布诞生。这一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英国国王又多了一件工具或武器。
5月16日，身为御前大臣的莫尔，因反对反教士浪潮无效，愤而辞职。8月，大主教渥兰逝世，临死前否认曾使教士会议隶属亨利。亨利令奥得利继莫尔，克拉默继渥兰，以使宗教改革继续迈进。1533年2月，国会制定《诉愿法》（Statute of Appeals）。根据此法，从前须呈教廷裁决的一切事项，如外国禁忌、逐出教会及停止职权等，今后皆可由“国内临时宗教法庭裁决”。
1533年1月15日，亨利计划立安妮为后。安妮当时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所以亨利对解决他与凯瑟琳婚姻之事更加迫切。他一再请求教皇均无结果，于是，他令其教士会议批准他的离婚（1533年4月）。5月23日，克拉默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身份宣称，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时于5月28日，公认安妮为亨利的王后。3天后举行王后加冕典礼。安妮珠光宝气地参加传统大游行。在兴奋中，她看出国人对她的冷淡。也许她曾这样想——王后这个宝座她到底能坐多久？克莱门特教皇于1533年7月1日宣布，新的婚姻无效；新生子女均为私生子；亨利被逐出教会。9月7日，安妮生伊丽莎白。查理驻英大使报告查理，亨利和安妮生了个私生子。
1534年1月15日，国会复会通过如下议案：前为教皇所有的新任教士第一年所获的薪俸，及其他原归教皇的所有收入，从现在起一律转交英国国王；主教任命权，依法视为英国国王的特权——事实上早就这样做了；惩治异端案件管辖权由教会移给政府。
1533年，肯特郡一个修女宣称她奉上帝之命谴责英国国王重婚，同时，她曾亲眼看见准备囚禁亨利的地狱。亨利派人把她抓来，经严刑逼供，结果她说是受人利用，利用的人想借此推翻英国国王。她与6个“共谋者”，经上院审理，判处极刑（1534年5月5日）。主教费希尔被控知情不报，并指他与凯瑟琳均知由查皮伊斯草拟但未获查理照准的武装袭英及策动凯瑟琳支持者叛变的阴谋。费希尔虽矢口否认，仍被戴上叛逆的帽子。
为亨利办理这类案件的得力助手，是特务头子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生于1485年，是帕特尼（Putney）一个铁匠之子，幼年生活贫困，长期流浪四方。经法国、意大利而回英国，从事纺织生意，颇赚了点钱，后放高利贷而巨富。他先跟沃尔西工作了5年之久。亨利取其勤勉忠诚，命他做高等法院法官，资料保管推事及亨利的私人秘书（1534年5月）。1531年至1540年，他成为亨利的心腹和政府的首脑。贵族看不起他，说他是暴发户，指责他玩弄权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视财如命，作威作福。他的目的，一方面拼命提高英国国王的地位，一方面以没收教会财富来作王位的支撑。在追求上述目的时，他显得非常大胆精干。他积了很多钱，而且，除了最后一仗外，几乎战无不胜。
借克伦威尔的建议和操纵，亨利使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Succession，1534年3月30日）。根据此法，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无效；玛丽公主变成了私生子；如安妮不再生男孩，伊丽莎白即成王位继承人。克伦威尔为压服民间日增的敌意，特劝亨利将任何对安妮的王后地位及其所生子女的合法性加以怀疑的人，处以极刑。在英国，无论男女，根据王位继承法，均应对亨利宣誓效忠。钦差加上御林军，驰骋全国各地，挨家挨户，从城堡到学校，从男修道院到女修道院，处处逼取效忠誓言。只有少数人反抗，反抗者中有费希尔和莫尔。他们赞成王位继承，但不赞成该法的其他条款。他们被关了起来。最后，国会尚通过一个法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权至上法案》（Statute ofSupremacy，1534年11月11日）。此法案重申王权至上，即王对国家及教会均拥有绝对的主权；更名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Ecclesia Anglicana）；授英国国王以原属罗马教廷处理道德、宗教组织、异端、教条及改组教会等一切大权。根据该法案，凡以口头或文字骂英国国王为篡夺者、暴君、宗教分裂论者、异端、异教徒之人，皆判处叛国罪。所有主教均须毫无保留地宣誓，愿意在宗教及非宗教方面接受英国国王领导。“遵奉基督的旨意”，此后绝不容许教皇的权力在英国存在。
为了镇压任何对这一史无前例法案的反对，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一般教区僧侣阳奉阴违。部分僧侣和托钵僧，认为他们曾直接宣誓效忠教皇，因此逃避改誓。许多修道院关闭就是逃避改誓的结果。亨利与克伦威尔对“伦敦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内托钵僧侣的顽固，感到非常愤怒。三个副院长联合来向克伦威尔说，他们实难承认任何人为英国教会领袖时，便一律关进监牢。1535年4月26日，国王的法官想释放那三个副院长及一个教区僧一个托钵僧，但克伦威尔说不行。他说，放了他们，其他的人便会学样，他要求对他们做有罪判决。5月3日，这5个人还是不肯承认《王权至上法案》，于是被以囚车载至刑场。5个人，一个个吊起来，活活开膛剖肚，然后，再五马分尸。把一只手臂挂在修道院大门口，目的在唬吓其余托钵僧，其余托钵僧仍反抗如故。抓来三个为首的，给他们戴上脚镣手铐，颈上再以铁链锁着，站立七天七夜，准吃不准拉。尽管这样，其他托钵僧仍顽抗如故。克伦威尔除选10个送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外，其余分散至其他修道院。被关10个人中，9个人由于得病很快就死了。
亨利现在成了政教合一的领袖，对他的话，英国人必须奉为金科玉律。由于他除了教皇权力外，其他一切仍与其他天主教国家毫无二致，因此他定了一个原则，即天主教教条及他在宗教方面的地位都是绝不容许批评的。事实上，对异端的迫害，过去、现在甚至终其统治，一直存在。1531年，莫尔即将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烧死，因为比尔尼反对偶像崇拜、朝圣及为死者祷告。詹姆斯·贝尼亚姆（James Bainham）因说圣餐中基督仅是精神显现，而被抓了起来。他被严刑逼供，要他招出同党。他不肯说，因此，1532年4月，被烧死于史密斯菲尔德。同年，被烧死的还有两人。由于有些模范基督徒提供了烧人的柴火，因此，林肯区主教还特别给他们每一个人40天的免罪期。
莫尔与费希尔的处刑使恐怖统治达到巅峰，费希尔曾被伊拉斯谟推崇为“全德之人”，但因他与西班牙大使共谋促使查理入侵英国推翻亨利，也算罪有应得。他对教会有功，可是叛国仍不免一死。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将身陷囹圄的费希尔升为红衣主教，可说是一大错招。尽管费氏说，他根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获此荣耀，但在亨利来说，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挑衅。1535年6月17日，80岁高龄的费希尔，在最后审问时，仍不接受亨利为英国教会领袖。6月22日，即被送往刑场。一位目击者说：“此老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显然就是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站在断头台上，刑官对他说，如他这时改变主意，他还可以获赦，但他仍然说不。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亨利说，现在他可到罗马去戴红衣主教的帽子了。
费希尔算是硬汉了，但还有一个更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