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使新教幼苗得以在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冲突的夹缝中成长？神秘的信仰，《圣经》的研究，宗教的改组，知识的进展，路德的勇气，都不足以解释，因为这些因素有的可以转移，有的可以控制。论者相信，具有决定性的应数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有：希望把德国财富留在德国；使德国免受教皇和意大利的剥削，转变教会财产以供社会之用；使德国诸侯、市镇、国家在领土、法律及财政上不受帝国的侵犯。新教能从幼苗而成长壮大，政治因素自然也不容忽视。奥斯曼帝国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和埃及后，迅速向巴尔干和非洲扩张。帝国像一条毒龙，一口咬掉匈牙利一半，此刻正对维也纳张牙舞爪。假定它再前进一步，即可切断基督教国家和地中海所有的商业联系。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大公要求德奥合并——集中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力财力——以对抗穆斯林的入侵。查理虽为神圣罗马皇帝，实际上他能处理的仅限于西班牙、佛兰德斯及意大利的事务。另外，由于他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来压平德境的暴乱。查理听任新教徒的为所欲为，另外还有两大原因：第一，他素来就赞同受他资助年金的伊拉斯谟的意见，即教会需要大加改革；第二，克莱门特七世和保罗三世常常和他意见相左。因此，他甚至一度纵容他的士兵洗劫罗马。
约1527年，路德派“异端”在半个德国已取得正统地位。德境各城市都认为新教崛起可让他们获利。“他们对宗教，”梅兰希顿不胜感慨地说，“其实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仅是夺取支配权及摆脱主教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披上新教徒外衣，便可享受许多好处：不向教廷纳税，不受教廷管辖，可以分享教士财产。尽管有上述现象发生，但一种基于虔诚的简易宗教感动的人还是不少。在圣乌尔里希教区，一批新教徒选出8人，并授权给他们挑选牧师及处理宗教事务（1524年），于是新教便具雏形。转眼间，各城市路德教派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奥格斯堡是一个充满新教狂热的城市，洛伦佐·坎佩基奥以教皇特使的名义进入该市时，立刻便被市民扣上“反基督”的帽子（1524年）。在斯特拉斯堡，大部分市民皆自卡皮托（1523年）那里接受新教之义。继而到这里传教的是马丁·布塞尔，他也是使乌尔姆改教的功臣。在纽伦堡，工商巨子如拉扎勒斯·施本格勒、赫罗尼姆斯·鲍姆加纳（Hieronymus Baumg?rtner），以新教徒的身份掌握市议会，为路德的事业奠定基础（1526年）。塞巴尔都斯教堂和洛伦兹教堂在保留原有天主教艺术下，也改用新教的仪式和规定。在不伦瑞克，人人读路德的书籍，处处唱路德的圣歌，路德所订的《新约圣经》成了当地讲道的标准。大家对这本圣经都研究得很透彻，因此，做牧师的如果错引了一句话，便会惹来纷纷议论。由于大势所趋，最后，市议会决定：今后传道只能照《圣经》来讲；施洗改用德语；圣餐行两种拜领式（1528年）。约1530年，新教已在汉堡、不来梅、罗斯托克、吕贝克、施特拉尔松德、但泽、多尔帕特、里加、勒瓦尔及士瓦本等大部分城市获胜。在获胜过程中，奥格斯堡、汉堡、不伦瑞克及施特拉尔松德偶尔发生过暴乱。大部分暴乱是因天主教神父以偶像和荒诞图画传教引起。
各地诸侯当然乐于采用新教主张的罗马法。因为根据该法，他们便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主权人民”的合理代表。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欢迎，因为他们发现，新教不但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他们自己就是国家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和尘世的双重领袖。还有一个更值得欢迎新教的理由，他们一倒向新教，原属天主教的大笔财富，即可无条件地归他们接收、享受。1525年，“顽强者”约翰继“智者”腓特烈为萨克森选帝侯时，即决定改信路德新教。1532年，约翰逝世，其子约翰·腓特烈继任，对新教的支持较其父有过之无不及。胡斯领主，豪爽的菲利普与约翰，缔结联合保障新教的戈查和托尔高联盟，新教势力愈发强大。从此，改信新教诸侯即接踵而来。这些诸侯有：吕讷堡的恩斯特，不伦瑞克—吕讷堡的奥托和弗朗索瓦（Francis），梅克伦堡的亨利，符登堡的乌尔里希。普鲁士的阿伯特，这位条顿骑士之主在路德敦促下还俗结婚，并自称普鲁士公爵（1525年）。路德仅凭其个性刚勇，辩才无碍，竟然赢得半个德国。
在新教流行地区，无论男女修道院，一方面得不到人民支持，一方面又常遭受诸侯的困扰，于是除少数宣称改信新教者外，大都烟消云散。众诸侯本来答应从旧教没收得来的财物与贵族、市民及大专学校分享，可是这种承诺往往变成空话。依路德的主张，这类没收得来的财物，除供宗教和教育之用外，不应移作他用，因此，他对这种分赃式的做法，尤其是贵族滥占教堂建筑和土地，非常痛恨。尽管诸侯和贵族拿走了没收所得财物的大部分，学校和贫苦市民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在福音名义的掩护下，”1530年梅兰希顿有过这么一句话，“诸侯对教会的财物大肆劫掠。”
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为的是精神或物质的目的，总之，改教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省，如东弗里斯兰、西里西亚、石勒苏益格、霍尔斯顿，都一致改信新教。天主教显得奄奄一息。最有趣的是，有些天主教神父在他们能站住脚的地方，不但继续玩女人，还喋喋不休地争取结婚的权利——这项权利是新教牧师都享有的。斐迪南大公写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凡属天主教的教区僧侣，莫不渴望结婚；神父中，百人中难有一人不公开或秘密地养着女人；天主教诸侯一致认为，由教皇宣布结束独身规定在维护道德上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一位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这么说（1524年），革命已到了大门口，很多主教还像罗马富豪卢西乌斯一般大开盛筵。一位天主教史学家提及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时，指出“这位教会的支柱，用以和女人秘密幽会的地方，陈设华丽举世罕见。”“每一个人，”这位史学家又说，“对所有神父似皆充满敌意，他们走到哪里，笑骂随之而至。”“每个角落的人，”伊拉斯谟1530年1月31日这样写道，“竞相接受新的教义。”情势确乎如此，不过，这仅限于德国北部。即使在北部，萨克森的乔治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西姆，仍坚决宣称效忠天主教。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一则由于原属古罗马帝国版图，二则深受拉丁文化熏染，仍为天主教的天下。在德国，南方人与北方人似乎所好不同，南方人对预定论的斯多葛派教义似乎并不崇拜；对多彩多姿，甚至包括性的满足方式在内的天主教，反觉很合胃口。几个最有权势的大主教一直将他们的教区，如美因茨、特里尔及科伦，牢牢保留在天主教阵营。另外，教皇阿德里安六世以每年1/5的教会收入赐予巴伐利亚公爵，而保全了巴伐利亚。在同样的条件下，奥地利的斐迪南也答应将奥地利留在天主教中。
匈牙利在这方面扮演的是最富戏剧性的角色。路易二世刚刚10岁（1516年）便登上王座，他死得也早，这可以说是匈牙利注定成为悲剧角色的原因。路易不但做皇帝时不成熟，就是他的出生也不成熟。还未足月他便出生，为了使这个脆弱的婴儿能够继续活下去，当时医生想到一个法子：将他养在刚刚屠宰的动物腹腔中。路易长大，变成一个美少年。他柔和、慷慨，但由于受到腐败宫廷习俗的熏染，崇尚奢华，挥霍无度。花花公子路易，当然不知何谓政事，因此，朝廷大权都操纵在一班贵族手中。土耳其的苏里曼（Suleiman）一次派了一位使节到京城布达，这位使节不知怎么得罪了匈牙利贵族，这些贵族不但不接待他，反而割了他的鼻子耳朵叫他回去。苏里曼这一气非同小可，于是率兵进入匈牙利。1521年，苏丹大军围攻匈牙利的两座主要城池查巴斯（Szabacs）和贝尔格莱德。眼看大军压境，贵族吓昏了。一方面由于无知，一方面受到贵族的愚弄，路易竟御驾亲征。他率领了2.5万人，去对付土耳其的10万大军。1526年8月30日，两军相遇于莫哈奇（Mohács）近郊。路易虽然勇气可嘉，但哪是穆斯林的对手？一仗下来，匈牙利兵士被杀得片甲不留。路易战败惊逃，坠河而死。苏里曼趁胜进入布达，其部队烧杀掳掠，对此美丽的都城大肆蹂躏。除皇宫外，几乎所有建筑尽夷为平地。这次浩劫，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马赛亚斯·柯文纳斯（Matthias Corvinus）珍藏的图画，大半皆被付之一炬。胜利者的铁蹄踏遍了匈牙利东部各省。他们除烧杀掳掠，在苏里曼回君士坦丁堡前，还带走了10万基督徒俘虏。
劫后余生的匈牙利是一个大破烂的局面——有钱有势的贵族，分做几个敌对集团互相倾轧。一个集团抱着不抵抗主义，拥立约翰·查波利亚（John Zápolya）为王，要他向敌屈膝求和。苏里曼虽然同意他以陪臣身份治理布达，但规定他对直接置于土耳其管辖之下的东部各省不得过问——土耳其占领匈牙利东部各省，直至1686年。一个集团聚集在波希米亚贵族之下，拥立斐迪南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之王。他们的政策路线是求助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以对抗敌军。1529年，苏里曼又卷土重来，大军越布达135英里，沿多瑙河直抵维也纳大门。斐迪南拼死抵抗，京城算是守住了。在这紧要关头，查理五世不能不采取决定：听任新教发展，以免整个欧洲沦入伊斯兰教之手。穆斯林向西发展，显然对新教起了助长作用。这就无怪胡斯的菲利普听说土耳其人胜利而感到非常高兴了。苏里曼攻维也纳不下，只得收兵回君士坦丁堡。他一走，新旧教即可为争取德国人的信仰斗个你死我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