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反应，留给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一个长时间的争论。哪种方法对人类较好呢？是路德的直接攻击教会，还是伊拉斯谟的和平妥协与逐步改革？答案差不多说明了两种人格的典型。路德是行动与意志“硬心肠的”战士，伊拉斯谟是投身于思想与感情“软心肠的”妥协者。路德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之人，他的思想就是决心，他的书籍就是行动。路德的思想，在内容上是属早期中世的，在成果上却是早期近世的。与其说是他的神学，不如说是他的勇气和果断与浓厚的民族主义相协力，从而建立了近代阳刚有力的德语。他对德国人的演说，激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推翻了国际强权。伊拉斯谟则以阴柔高雅的拉丁文撰写文章，是为国际读者，为大学毕业散布世界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撰述。他太重情感，不能做一个行动之人。路德从事并喜爱战争时，他赞美并渴望和平。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反对放纵和无节制的行动。他由行动逃入思想，由轻率的确信逃入谨慎的怀疑。他知道得太多，以致不能完全偏向一边。他肯定双方，尝试使他们言归于好，却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伊拉斯谟很欣赏路德宣布的95条论文。1518年3月，他曾将论文抄寄科莱和莫尔，在给科莱的信中，他说：“罗马教廷已经弃却所有的羞耻心。还有什么比卖赎罪券更可耻的事吗？”同年10月，他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听说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同意路德，但也听说他的著述并不完全公允。路德的论文，我想除少数靠炼狱生活的人而外，没有一个人不赞成……虽然罗马高级教士的君主政体（如同现在那个主教的职权），我感觉它是基督教世界的瘟疫。然而我几乎不知道去碰触这个公开的痛处是否有利，因为那是王侯们的任务。但我恐怕他们为了部分的战利品而与教皇共谋。
伊拉斯谟在这一段时期里大多住在卢万。在这里，他参与在卢万大学内创立“三国语言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在学校中，他是拉丁、希腊及希伯来文教授。1519年，查理五世赐予他一份恩俸。他接受这份恩俸的条件是保持身心的自由。但是，这份恩俸，加上他收受大主教渥兰（Warham）和贵族蒙乔依（Mountjoy）的津贴，使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无法不受影响。
路德的反叛、自批评赎罪券发展到拒斥教皇制度和宗教会议时，伊拉斯谟踌躇了。他曾经希望，宗教改革以诉诸支持人文主义的教皇的善意来进行。即便现在，他仍尊教会为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不可替代的基础。虽然他以为正统派的神学已为荒谬所射穿，他仍不相信靠个人或民众智慧的判断，可以发展出一种更有益的仪式和教条来。理性的进展，唯有从受教育的少数发展到多数人经过启蒙的过滤，才能成功。他承认他参与了为路德开路的工作。他自己的《愚行颂》就在那时被数以千计的人传播于全欧洲。，他针对修道士和神学家的讽刺，并赋予路德钝而不利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以凌厉尖刻的力量。修道士和神学家指控他，路德现在孵出的正是他所下的蛋时，他讥讽地回答说：“不错，但是我下的这个蛋是一只母鸡，然而路德却孵出了一只斗鸡。”路德读过《愚人颂》和几乎其他每部伊拉斯谟所发表的著作，却告诉他的朋友，他不过是将这位鼎鼎大名的人文学者过去多年来所讲的、所暗示的给予更直接的表达而已。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了一封非常谦恭的信给伊拉斯谟，含蓄地恳求他的友谊和支持。
伊拉斯谟现在必须做出他一生中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在进退维谷之际，似乎选择任何一方都是致命的。如果他抛弃路德，他将被视为懦夫。如果他和路德联合拒斥罗马教会，那不仅会丧失3份津贴和利奥十世给予他反蒙昧主义神学家的保护，而且还得放弃他想要通过有影响力者的思想和道德的改善，以行教会改革的计划。在他想来，他和教皇、大主教渥兰、主教费希尔、高级教士科莱、托马斯·莫尔、弗朗索瓦一世及查理五世在这方面的关系已有了真正的进展。这些人当然决不同意放弃教会，他们不会赞同瓦解一个在维持社会安定上有重要作用的机构。他们可能赞同减少宗教仪式中的迷信和恐怖，净化及教育教士，管束修士使之服从，及为思想的进步而保障知识自由等。几经考虑，伊拉斯谟认为，宗教改革，不用温和手段而用暴力手段；神学理念，不重善行而重信心，不但别人不赞成，就是他自己也不赞成。
既不支持路德，又不反对路德，于是他希望路德与教廷和解。和解的第一步是双方降低声调。1519年2月，他建议弗罗本不再发表路德的著作，因为火药味太浓了。同年4月，他写信要选帝侯腓特烈保护路德，因为路德受的污蔑比他干犯别人的多。同年5月30日，他才给路德正式回信：
亲爱的主内弟兄：诵读来信，深感欣慰。从来信可以看出你那盖世的才华及与对基督的衷心信仰。首先，我真不知如何告诉你，你的言论在此引起的轩然大波。这里的人，一口咬定你写这些东西，是由我指使的，他们硬说我是你的死党……我曾经告诉他们，我们两人根本互不相识，事实上，你的大作我全未读过，因此，谈不上赞成或反对。不过我告诉他们，在批评你之前，最好先平心静气读一读你的作品。另外，我还说，一方面，你写的东西既不代表圣职发言，一方面，你在人格上也无可疵议，因此，叫嚣攻讦大可不必。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现在仍然怒火冲天……我现在竟变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不过，稍值安慰的，主教中有许多人大致还同情我。
在你而言，英国有许多好朋友，其中不乏大人物。至于这里，你的朋友也不少——我也是一个。容我这样说，我平生致力的是文学，除文学外，我不想做别的。我不愿招惹是非。如果有人攻击我，我的反应是论理比谩骂更易使人心服……如容借箸代筹，我认为你攻击的对象，应自罗马教皇本身，转移至误用他权力的属下。对其他国王和诸侯，也应如此。旧制度有如大树，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连根拔除。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平心静气坐下来谈，才能得到结果。谩骂要不得，暴乱更应避免。冷静，别发脾气，别恨这个恨那个，别像以往那么激动叫嚷。我拜读过你的《评圣歌》，我觉得写得很好……基督赐你灵性，愿善用之光耀基督、造福世界。
尽管伊拉斯谟非常小心谨慎，卢万的神学家仍不放过他。他们指称他为路德洪水的源头。1520年10月8日，阿莱安德带来了教皇的谕令，该谕令一方面宣布将路德逐出教会，一方面认定伊拉斯谟是路德暴乱之源。当地教会领袖，在阿莱安德的领导下，解除伊拉斯谟教授职位，并将之驱逐出境（1520年10月9日）。伊拉斯谟只好移居科伦。该地于同年11月在萨克森腓特烈的支持下，决议支持路德。同年11月5日，伊拉斯谟给选帝侯寄了一份叫《伊拉斯谟的陈理》（Axiomata Erasmi）的声明，表示路德要求由公正无私的法官秉公审判自己是对的；一切善良的人及《福音书》爱好者，对路德均甚维护；《福音书》真理是举世所渴望的。这种趋势，不是以武力所能压服的。伊拉斯谟联合黑袍教教团的费伯，给查理五世致送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请求查理、亨利八世和匈牙利之路易二世，应指定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庭，审理路德案件。在致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12月6日）的信中，他为公正处理路德呼吁：
我认为一个善良的人，是不会与路德为敌的……有些人之所以对他叫嚷，完全是为一己私利……直到现在，路德提出的意见，还没有获得答复，也没有人能指出其错误……我不知道那些号称主教而人格卑污的人，对一个生活谨严、才华卓著、受人景仰的人，如何能施行正直的审判？他们的目标仅在于要从思想和记忆上抹掉一个人和他的著作，但这也得要能证明这个人及其思想的谬误……
假定我们信奉真理，我们应让每一个人都能毫无恐惧地说出他心里所想说的话。如果敌对的双方一方发言者受到奖赏，一方发言者受到虐待，那我们听到的，绝对不是真理……世界上再没有比最近教皇所下的这篇谕令更令人反感及更不明智的了。这完全不像是利奥十世的作为。公布这道谕令只有使事态更加恶化。这道谕令显然有引起诸侯反对教皇的危险。至于我，我不会反对，因为我既不像那些诸侯有勇气，同时也无所作为。罗马教廷的腐败，已到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前夕。不过，我和那些与我抱有同感的人并不赞成他们那样做。改革不成，我宁可等待一段时间，革命我是不愿见的，因为革命不能带来什么……从这一点，你可相信，我伊拉斯谟对罗马是忠心耿耿的。不过，不仅我相信，而且许多人也相信，如事情处理得当，也就是一则不凭暴力，而把事情交给有分量有头脑的人去处理，再则教皇秉其睿智，不受小人包围，则必可化干戈为玉帛。
伊拉斯谟为路德处处求情，路德却不理会。他的言论越来越激烈。1520年7月，他竟公然请求支持他的人用暴力攻击主教和红衣主教。伊拉斯谟承认，当他获悉路德当众烧毁利奥十世把他逐出教会的谕令时，他简直吓昏了。1521年1月15日，教皇给伊拉斯谟一封信，表示他对伊拉斯谟的忠诚感到欣慰。随着这封信，他更令谕哲罗姆·阿莱安德应尽可能礼遇这位人文主义学者。沃尔姆斯会议即将举行时，德国一位诸侯请求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但伊拉斯谟说：“晚了。”他曾劝路德服从教廷，他认为这对改革有利。但路德一口拒绝了。路德的倔强使他深感遗憾。现在，他有战争就要爆发之感。1521年2月，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
每一个人都认为，由于某些人的专横，天主教会将受到损害，于是，大家都在设法如何矫正这种缺点。但现在，大家发现了这个刚刚崛起的人处理事务的方式，即使他说得再动听，也没有人敢为他辩护了。半年以前，我劝他不可憎恨他人。他不但不听，他的《巴比伦之囚》一书反而迫使许多人离开他，情形愈演愈烈。
现在路德也不再指望伊拉斯谟支持他了。他说，“他认为改革可用礼貌与恩信来达成”，是一种怯懦的和平主义者的想法。在此期间，尽管教皇利奥十世指示要善待伊拉斯谟，但卢万的神学家，甚至连哲罗姆·阿莱安德在内，仍继续对他攻讦不已。他们一口咬定，他是秘密的路德派教徒。为了避免烦心，他迁居巴塞尔（1521年11月15日），躲进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文艺复兴，希望可以忘记崛起中的宗教改革。巴塞尔是瑞士人文主义者的根据地。贝图斯·勒纳普斯在这里主编过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的著作，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就是他亲自监印的。还有不少学者和出版家，著名的如汉斯·亚梅尔巴赫（Hans Amerbach）、弗罗本等。对弗罗本，伊拉斯谟曾说他鞠躬尽瘁于印版与书册，“给他的家族不但留下了许多财富，而且留下了许多荣誉”。丢勒在这里住过许多年。霍尔拜因在此为弗罗本和波尼法修斯·亚梅尔巴赫作过不少幅肖像画——这些画目前陈列于巴塞尔博物馆内，看起来仍栩栩如生。几年前，伊拉斯谟曾到过这里，留给他的印象是：
生活在这里，令人有置身于缪斯圣地之感。这里几乎走到哪儿都可碰到学者……这里的人，懂希伯来文的人不少，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这里有历史学家、数学家、法学家、博古学家。可惜，我还没有福分住在这里……这里的人是那么友善，那么愉快，那么和谐！
和弗罗本住在一块，伊拉斯谟变成了文学顾问，他除编纂教父事略外，还经常替别人写序。在巴塞尔，霍尔拜因为伊拉斯谟画过几幅肖像（1523—1524年），幅幅都很有名。一幅留在巴塞尔；一幅送给了大主教渥兰（此幅目前为拉德里奥尔·埃亚尔收藏）；一幅，公认为霍尔拜因杰作之一，现藏于卢浮宫。今天到卢浮宫的人，可以看见这位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头戴罩着一半耳朵的毛线帽，身披镶着毛边的黑大衣，正就一张书桌从事著述。看上去，他大约五十开外（实际57岁），由于健康欠佳、生活不定，特别是希望新旧两教和解的努力成为泡影，他显得孤独而忧郁。肖像上最突出的几点：毛线帽边的几根白发，紧闭着的嘴唇，文弱而坚毅的身躯，直挺而突出的鼻子，沉重而疲惫的眼睛，这几点都显示出宗教改革对文艺复兴的迫害。
1522年12月1日，新任教皇阿德里安写信给伊拉斯谟，信中暗示他对新旧两教双方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有上帝的援助，你必能使被路德诱离正道之人回心转意，使正在骚动的人安静下来……假定他们能悔悟前非，我答应绝不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只要他们能及时回头，我将满心欢喜地接待他们。但你知道，我对暴力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现在虽然身为教皇，但我还是从前的我。希望你看在老同学份上，赶快到罗马来。这里有你喜欢的书籍。我和这里的许多学者，都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研究。关于我的邀请，只要你肯，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来的。
数度秘密信件往来后，伊氏对教皇披肝沥胆地说：
陛下一再垂询，极欲召见，使我非常感激。能晋见陛下是我的荣幸，一俟健康许可即行动身……令我写文章驳斥路德，实难遵命，因我对写这类文章很不在行。陛下之意，以为我的言词具有权威性，但我颇有自知之明，权威离了人缘即无权威，我现在已成众矢之的。不错，我一度被人捧为“文豪”、“德意志之星”……“学术泰斗”、“纯粹神学之王”，但现在情势变了。有的人指我为路德派，理由是我不写文章驳斥他。路德派却处处找我的毛病，说我反对他们……在罗马和布拉班特等地，人们叫我“异端”、“叛教首领”、“分裂论者”。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路德，但攻击我的人将我的作品，寻章摘句地证明我和他相像。如果照这样做，事实上我可从保罗的话语里，找出几百条，说路德的言论是从他而来的……
陛下宜多垂询那些建议采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对天主教会有裨益。陛下宜远离那些以阿特拉斯（Atlase）自命的僧侣，因为他们对教会有害……对于目前的冲突，很多人认为，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道。但我深深不以为然……因为武力解决必流血盈野。现在的问题，不在如何惩处异端，而在如何明智地应付……就我的看法，目前应以正本清源，扫除积弊为第一要义。不惩处谁，让我们把这场骚乱，当作上帝示警。宣布大赦天下，请承上帝之命，赦免天下之罪。令各诸侯防止暴动。如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让天下知道陛下扫除积弊的决心，使动乱者无所借口。陛下欲问何谓积弊，请派亲信赴各拉丁教区，找几个明白人问问，即可得知究竟。
可惜阿德里安心有余而力不足，1523年赍志以没。继任者克莱门特七世，不断敦促伊拉斯谟加入声讨路德战线。最后，伊拉斯谟虽然出马，但他第一，既不对路德做人身攻击；第二，亦不指责其宗教改革不对。他所做的，只是以温和的言词对自由意志做客观的探讨（1524年）。他说，他对道德自由的神秘性既无法了解，因此不能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之加以体认。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说，根据预定论和宿命论发展出来的理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有损人性（或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基本差异。在伊拉斯谟看来，如果上帝要定所创造之人犯下的无可避免之罪，那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崇拜不值得人赞美的上帝。换言之，他是一个恶魔，因为他这种做法是最不道德的。因此他说，基督所称的“天上之父”绝不如此，说天上之父如此，那等于亵渎神圣。可是，在路德看来，很多人犯罪，往往不是存心作恶，这是命运，这是上帝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犯罪就要受罚就要治罪。一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怎能努力创造并改善环境？伊拉斯谟承认，人在道德选择上可能受到外在的千百种羁绊，对这些羁绊他可能无法摆脱，但在其内心上，他是有相当选择自由的。这点自由虽然少得可怜，可是极其宝贵，因为没有它，人便将变成毫无意义的机器。不管怎样，伊拉斯谟的结论是，让我们自认无知，自认无能，不足以调和道德上的自由与无所不知的神力和无所不在的因果关系。他的建议是，把这项争端保留到最后审判之时去解决，至于现在，让我们抛弃一切把人类当作傀儡，把上帝当作暴君的说法和假定。
克莱门特七世收到这篇文章，即致送伊拉斯谟200弗罗林的稿费。这篇充满调和意味的哲学讨论，使许多天主教徒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期望的是对路德的大张挞伐。梅兰希顿写过一篇文章，解释预定论者的观点，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该文原载新教教义，后被删去。就梅兰希顿之文看来，也颇有放弃预定论之意，路德则不然。1525年，路德发表过一篇《论奴隶的意志》的小册子，即表示对预定论非坚持到底不可：
人的意志，有如驮兽，由上帝驾驭，便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便走魔鬼的路。意志不由自主，正如驮兽不能选择其主人……上帝与魔鬼，竞相控制人的意志……上帝完成的一切，一方面是出于先见和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其永恒不变的意志。了解这一点，即知所谓自由意志说，根本无立足的余地。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思想形态下的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像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是违反一种普遍的自然律和因果关系；也不像19世纪思想家，认为是遗传、天赋及环境这另一式三位一体决定了欲望，而欲望似乎又决定人的意志。他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是由于上帝无所不能，因他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基于这种缘故，他又是我们获救或定罪的决定者；总之，我们的获救或定罪，与我们行为的善恶无关。路德的逻辑饱含着艰辛，但他刚毅地担当起来：
常识和理论往往诱使我们这样想：上帝是凭其意志决定赏罚。照说，上帝当是仁慈、善良的，但他有时似乎喜欢惩罚人或陷人于罪。这种观念的上帝，当然是邪恶的、残酷的、褊狭的。基于这种观念，历来便有不少人背叛上帝。我一度也曾为这种观念所苦，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但事实上，凭你再聪明，也逃不过上帝的掌控。因为，任你理论多么精辟，你总不能不承认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不应受罚的人受罚而怀疑上帝的仁慈和善良，那你最好提醒自己，上帝的公义如果这么容易被人领会，那他也就不会被称为神了。
当时，《论奴隶之意志》一书一年内出七版拉丁文、两版德文，大为畅销。结果证明这是新教神学的源泉。加尔文也靠这奠定了他集预定论、选拔论及遗弃论大成的教义，并进而向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及美洲传播。伊拉斯谟针对这些理论，虽曾写过《辩护者》（Hyperaspistes）Ⅰ和Ⅱ（1526—1527年），可是大势所趋根本引不起世人注意。
即使到现在，伊拉斯谟对和平解决的希望犹未放弃。他两边写信，尽力呼吁容忍和礼貌。他主张教会应认可教士结婚及两种拜受圣餐式；教会应拿出一部分财产作为公用；引起纷争的问题，如预定论、自由意志论及圣体实在说等，双方应容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建议萨克森乔治公爵应给再洗礼教徒以人道待遇。他说：“除非他们参加叛乱或触犯法律，否则不应任意处死。”1533年，由于同情心的驱使，他曾为遭托马斯·莫尔逮捕的异端者辩护。在西班牙，由于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称为伊拉斯谟信徒，宗教法庭的僧侣有系统地收罗伊拉斯谟的著述，希望从中找寻定他为异端的罪证（1527年）。在这种情形下，伊拉斯谟并未停止他对修院的不道德和神学教条主义的批评，认为那是引起宗教改革的原因。1528年，他一再指斥“很多修道院，不管男的女的，简直形同妓院”，“很多修道院，最不重视的，就是贞操”。1532年，他说，僧侣都是乞丐、淫鬼、异教徒迫害者、遗产谋夺者和证据伪造者。他赞成改革宗教，但反对宗教改革。他既不能离开天主教，更不愿见它被撕成两半。“在一个新的天主教出现前，我们唯有忍耐。”
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麾下供职的新旧教部队打劫罗马消息传来时（1527年），他感到非常沮丧。他曾经希望，查理会把教皇和路德拉拢在一块，但现在查理与教皇反而火并了起来。一桩惊人的事情就在附近发生：在一次宗教暴动中，改革者捣毁了巴塞尔各教堂中的偶像（1529年）。尽管一年前他写过一篇反对偶像崇拜的文章：“传教不应用偶像，做祷告只要面对基督即可。不过万事以和为贵。”这种说法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路德观点。但对捣毁教堂偶像的举动，他认为是偏激和野蛮的表现。伊拉斯谟离开巴塞尔，迁居弗赖堡，这里是天主教的奥地利领土。这里的市政当局对他非常欢迎。他们将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尚未完工的宫殿拨给他居住。这时，尽管皇家送的年金时有时无，但有富格尔家族的照顾，凡他所要用的东西也算应有尽有。只是当地的僧侣和神学家都攻击他，说他是隐匿的怀疑论者，是引发德国暴乱的罪魁祸首。1535年，他又回到巴塞尔。这里的大学教授，派代表团欢迎他。弗罗本，约翰之子，还分了一部分房子给他住。
伊拉斯谟当时已经69岁，时光折磨使他又老又瘦。他患了一身病，溃疡、痢疾、胰腺炎、痛风、结石，至于经常所患的伤风感冒还不在其内。从丢勒的一幅画上看来，他双手显然已经发肿。他临终那年，因病整天躺在床上。一方面，由于病魔不断折磨着他；一方面，使他痛心的消息，新旧教冲突不断传来，于是他那为人素所称道的良好修养丧失了。他变得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脾气。不过，这时稍值安慰的，国王、修院院长、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财政家，请安问候的信每日不断。他的住地一时变成当时文人学者朝圣的目标。1536年6月6日，他痢疾非常严重。他虽知道已不久于世，但既不叫人去找神父，也不叫人去找忏悔牧师。6月12日，伊拉斯谟寿终正寝。弥留之际，除频呼圣母玛利亚和基督外，并未举行任何圣礼。巴塞尔把他葬得很风光，其墓地在该市大教堂内。全市的人文主义者、出版家、主教，联合给他立了碑。这块碑至今还在，上面刻着“博学多能罕有其匹”。他留有遗嘱处理遗产。他指定把钱分作数份，有的捐赠老者病者，有的捐作贫穷人家女孩嫁妆，有的捐作年轻有为之士的奖学金，教会则分文不给。
对伊拉斯谟的评价，随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看法而有升降。就具有宗教狂热的人士而言，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讨好的。有人骂他是机会主义者，有人骂他是懦夫。宗教改革者说，他把他们领上一块悬崖，鼓励他们往下跳，自己却回头撒腿就跑。在特伦特会议中，他被指为不忠于信仰的异端者，他的著作对天主教徒是禁书。迟至1758年，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尚称他为“寄生虫，一个有能力发现真理，而无勇气实践的人”。19世纪末，战场上的火药味消失后，新教徒中一位头脑清明的历史学家才不胜感慨地说，伊拉斯谟的改革观念是一种标准的“学者观念……可惜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鲁莽灭裂的观念取代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慢慢来的办法，最后也许不一定最可靠。人类进步的因素，除这一种外，还有别的一种可以代替。16世纪的宗教改革，非路德领导不为功，但如果现在还需要新的改革的话，则伊拉斯谟的观念，就是唯一的办法。”另外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很理智地说：“伊拉斯谟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代。宗教改革由他发动，但可惜被路德弄得乱七八糟。从后来17世纪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看，伊拉斯谟的主张是对的。”路德当年所认为不得不然者，时过境迁大家便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人们追思不已的，倒是伊拉斯谟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因为文明赖以推进的，确实是耐性、宽容及长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