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进的新教派，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他们坚持，即使小时候已受过洗，成年后仍须再受洗；而且，最好像“施洗者”约翰一样，等到成年受洗人有意而自动地表明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才举行受洗礼。再洗礼派内又有支派。拥护汉斯·登克（Hans Denck）和路德维希·哈茨尔（Ludwig H?tzer）的人否认基督的神圣性，认为基督不过是最敬神、最正直的人罢了。基督并不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生死挣扎，而是以其生活典范解救了我们。登克颂扬个人良心，远甚于颂扬罗马教会、国家和《圣经》。大部分再洗礼教徒效法清教徒，严守道德和礼节，服饰简单。他们把路德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观念，草率地予以逻辑推演，斥责所有依武力存在的政府及所有依武力对政府的反抗。他们拒绝服兵役，其理由为杀害人命必定有罪。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拒绝宣誓，即使效忠王侯、帝王的誓言也不例外。他们通常用的问候语是：“主的平安与你同在。”——这是模仿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候语，也是教友派问候语的前身。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和诺克斯都同意教皇的意见，认为宗教宽容是荒谬的；再洗礼派教徒则宣讲并实行之。其中一位教徒巴尔达沙·胡布迈尔，于1524年写了第一篇护卫宽容的文章。他们规避公共事务和所有的官司。他们是比托尔斯泰早3世纪，比彼得·切尔茨斯基（Peter Chelcicky）晚1个世纪的托尔斯泰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信条也许得自于切尔茨斯基。一些再洗礼派教徒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波希米亚塔波尔或基督教联合兄弟派的教义，他们宣称货物共有。如果我们相信对他们有敌意的历史学家，就知道该教派有些教徒更建议妻子共有。不过，一般说来，再洗礼派反对任何强迫性的共有财产，他们鼓吹自动地互相帮助，认为在天国里，共产主义是自动而普遍的。所有再洗礼派集团，都受到《启示录》的感悟，坚定地期待着基督早日回到地上；许多信徒还确信基督再临的日期和时间。因此，所有不信神的人——非再洗礼教派信徒——都将被上帝的剑铲除，选民将光荣地生活在天堂乐园里，没有法律或婚姻制度，所有的好东西应有尽有。他们充满希望，坚决反对劳苦工作和一夫一妻制。
再洗礼派教徒最先出现于瑞士，也许根源于法国南部的韦尔多教派和荷兰的贝格哈德派，再渗入和平主义的基督教精神。在巴塞尔，到处都有知识分子支持共产社会的思想。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一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可能影响过围绕在伊拉斯谟周围的学者们。3位那个圈子里的人变成了再洗礼教派的领袖，他们是：苏黎世的葛雷贝耳和曼斯，及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1524年，闵采尔访问瓦尔茨胡特，卡尔斯塔特来到苏黎世，一个再洗礼教派便以“圣灵”（Spirituals）或“兄弟会”之名，在苏黎世成立。他们宣讲成年受洗和基督的再世，反对罗马教会和国家，建议停止征收附加税、税捐、服兵役、什一税及宣誓。
此时，茨温利的新教见解正在苏黎世大会（the Great Council of Zurich）获得胜利，新教的观点包括以世俗权威控制宗教。他要求兄弟会教徒减缓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并实行婴儿受洗制度，却遭兄弟会教徒的反对。大会召集他们参加1525年1月17日的公开辩论，大会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便训令凡未受洗的孩子的父母亲必须离开市镇。再洗礼派教徒驳斥大会，并称茨温利为老妖龙，在街上游行，高喊：“苏黎世城该有灾难！”他们的领袖被逮捕，驱逐出境。如此一来，他们开始传播其教义。圣高尔城（Saint Gall）和阿彭策尔城（Appenzell）进行着这项运动，伯恩和巴塞尔为之震动，胡布迈尔几乎赢得了整个瓦尔茨胡特城的认可。在阿彭策尔城，1200位男女从字面上接受基督的话：“不要为你吃的东西操心”，坐等上帝来养他们。
1525年春，农民战争表面上的成功，助长了这些宗教信仰的改变，但其失败，则鼓励瑞士城内的有产阶级采用压制的措施。苏黎世大会逮捕了曼斯（7月），然后又逮捕葛雷贝耳和胡布迈尔，并命令所有顽固的再洗礼派教徒“应该被监禁在埃里”，以面包和水度日，“听其自行死亡、腐烂”。葛雷贝耳被监禁；曼斯被投水；胡布迈尔因公开撤回他的言论被释放，他公开放弃本来的信仰，并负责改变奥格斯堡和莫拉维亚的信仰；哈茨尔因再洗礼教义和通奸罪，被斩首于康斯坦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区域，在扑灭再洗礼教派的工作上，花了同样的精力。1530年以前，瑞士除了一些秘密而不足重视的组织外，已经基本肃清。
同时，再洗礼运动像谣言般传遍了德国南部。改变信仰的教徒，被传教热忱激励，变成传播新教教义的热心传教士。登克和胡布迈尔在奥格斯堡的纺织工人和低中层阶级之间的影响提高。在蒂罗尔，许多矿工以他们自己的贫苦情形，跟拥有矿场的富格尔和霍赫施泰特家族的财富比较，在农民叛变瓦解时，转信了再洗礼教。在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使再洗礼教派在某一段时间，在毫不受人注意下竟增加了好几倍。但1528年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政府当局：“宣扬共产思想的人，心里只有一件事，即鼓励穷人反抗富人，臣仆反抗上帝所任命的统治者。”同年，查理五世颁布一项训令，把再洗礼列为主要的罪。施派尔议会（The Diet of Speyer）于1529年批准查理五世大帝的敕令，下令任何地方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旦被捕，便立即予以杀死，不必经过法官或司法审判。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带着早期基督教神圣作家的口吻，略带夸张地说：
有些人被拷打和剖肚取肠，有些被烧成灰烬，有些被架在火刑柱上烤，或用烧红的钳子撕肉……另外有些人被吊在树上或丢入水里……有些在黑暗的牢狱里，挨饿、腐烂……有些被认为处死刑太轻了，就改用鞭打，有些经年被关在地牢里……很多人脸颊上有烧灼的小洞……其余的人，到处被追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像猫头鹰，像大乌鸦，白天不敢飞，他们经常被迫隐藏和住在岩石或石缝里、原野森林里或洞穴里。
当时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称：至1530年，有2000名再洗礼派教徒被处死。仅在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城市昂西塞姆（Ensisheim），就有600人被处死。在萨尔茨堡，凡退出再洗礼派的人，就允许他们在上柴堆之前，先砍头；无悔意的教徒，则被放在文火上慢慢烤（1528年）。再洗礼派教徒编了一些诗歌，纪念这些殉道者；而后，这些诗歌的作者又沦为殉道者。
无视于这类杀害，该教派还是不断地滋长着，而且迁徙至德国北部。在普鲁士和符登堡，有一些贵族很欢迎该教派的信徒，认为他们是和平而勤奋的农民。一位早期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称：“在萨克森，在韦拉（Werra）山谷里，全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于爱尔福特市宣称要送出300位传教士，来改变这个垂死的世界。”于尔根·伍仑威弗（Jürgen Wullenwever）曾被指为再洗礼派教徒，他于1533年至1534年，很快控制了吕贝克市（Lübeck）。胡布迈尔在莫拉维亚以他较缓和的教条，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他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财产共有”，而是“一个人需要以食食饥者，以饮饮渴者，以衣衣裸者。因为个人并非其财产的主人，而是财产的管理者或支配者而已”。汉斯·赫特（Hans Hut）热衷于闵采尔的教言，脱离胡布迈尔，以宣讲财物完全共有，而赢得莫拉维亚的再洗礼派教徒的支持。1528年，胡布迈尔归隐于维也纳，就在维也纳被处以火刑，他的妻子也被沉多瑙河。
赫特与跟随他的人在奥斯特利兹（Austerlitz）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中心。在那里，似乎已经预先看到了拿破仑一样，他们拒绝所有的兵役，并抨击任何战争。他们只从事耕作和小型工业。这些再洗礼派教徒维持这种生活几达一个世纪之久。拥有这些土地的贵族庇护着他们，借他们的吃苦耐劳，来富庶其田地。耕种在教友之间是公共的事情，农耕和手艺的材料皆由公共官员购买并分配。部分收入当作田租交给地主，其余则按需分配。其社会单位不是家庭，而是称家社，约400至2000人共同居住，有共同的厨房、洗衣间、学校、医院和酒厂。婴儿断奶后，就由大家共同教养，不过，他们仍维持一夫一妻制。在“三十年战争”中，1622年的帝王敕令，使这个共产社会受到压制。教友不是接受天主教教义，便是被放逐了。被放逐的人，一部分流落到俄罗斯，一部分流落到匈牙利。以后，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消息。
在尼德兰，一位士瓦本制革者梅尔凯尔·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宣讲再洗礼派的福音，非常成功。在莱登，他的学生简·马提亚斯（Jan Matthys）下了一个结论——新耶路撒冷的耶稣降临，已经不能够再耐心地等待了，要赶快得到新耶路撒冷，假使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他把12位使徒送到荷兰各地传播这个可喜的消息。其中最能干的一位是一个年轻的裁缝师简·贝克尔斯综（Jan Beuckelszoon），历史上称之为莱登的约翰，在梅耶贝尔（Meyerbeer）的歌剧里，称之为“勒·普罗菲特”（Le Prophète）。虽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有绝顶的智力、生动的想象力、英俊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坚韧的意志。他写戏剧，表演戏剧，也写诗歌。看了托马斯·闵采尔的作品后，他觉得所有其他派别的基督教，比起曾经得而复失的米尔豪森这一派，都是不热心、缺乏诚意的。1533年，他听了简·马提亚斯的布道之后，加入再洗礼教派。此时，他才24岁。那年，他接受一项重大的使命，到明斯特传道，那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一个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城市。
明斯特是以附近的修道院命名的，在封建制度下，属于主教和大教堂教士会。虽然如此，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聚集的市民们，代表17个同业公会，每年选举10位审选员，由他们荐选人员来组成市议会。但是因为少数富人供应了大部分政治才俊，自然也就左右了这个议会。1525年，下层阶级的人热心叛变，向议会提出36项要求，部分要求受到重视，其余被付诸一笑地搁置了。一位路德教派的传教士贝尔纳·罗特曼（Bernard Rottman）为此抱不平，请求简·马提亚斯派遣荷兰再洗礼派教徒来助阵。1534年1月13日，莱登的约翰来到此地，紧接着简·马提亚斯本人也来了。由于怕引起叛乱，那些注重纪律的人安排主教弗朗兹·沃尔德克（Bishop Franz von Waldeck）带领2000人的军队入城。1534年2月10日，马提亚斯、罗特曼和莱登的约翰领导民众与主教的军队发生街战，把主教军队赶出城市，得到明斯特的军事控制权。选举重新举行，再洗礼派教徒赢得了市议会，其中两位克尼佩尔多林克（Knipperdollingk）和吉朋布罗依克（Kippenbroick），被选为镇长。一项令人兴奋的实验展开了。
明斯特很快就发现已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方面被主教获得增援的军队围困着，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纪律和风俗的力量，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它。新议会为了保障自身，避免被内部的反对者攻击，公布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再洗礼派教徒，一律需接受再洗礼，否则就得离开该市。那是很残酷的策略，因为这项法令意味着老人、带着稚子的妇女、赤着脚的小孩，都需冒着德国的严冬，外出跋涉。在围攻的这段期间，双方都毫不仁慈地杀害为敌方卖命的人。在战争的威胁下，议会由民众会议和公共安全执行委员会替代，这两个团体中的宗教领袖都是顶尖人物。马提亚斯在1534年4月5日的一次不成功的突击中阵亡。接着，莱登的约翰俨然国王般统治着明斯特市。
他们所行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战时的经济制度。人类由于生而不平等，只有因生命和共同的危险，才能被说服去分享他们的货物与财富。内心的自由随外在的安全而改变，共产主义也就在人类企求和平的紧张压力下破碎。假如他们缺乏协调，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受了宗教信仰和无法逃避的辩论的影响，这些被围困的人，在绝望中不失希望。他们正在实现着梦幻地显现在《启示录》上的新耶路撒冷，接受了“集体主义的神权政治”（socialist theocracy），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员，被称为“以色列12个部落的长者”（the eldersof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莱登的约翰成为“以色列王”（King of Israel）。在人们单纯的脑海里，以为莱登的约翰只是为了使他那不安定的政权增加点神圣的意味，才随着他的助手，穿上华丽的外衣，让一些富有的流亡者跟随在他身后。敌人更进一步地指责这些激进领袖，当被围困的人民近乎饥荒时，还吃美食珍馐。这一项指责证据不足，而且这些领袖也一直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义务，要使一切走上轨道。大部分充公的奢侈品都被分给人民。有人写道：“最穷的人，现在也华丽地盛装着。”他们是在富丽堂皇之中挨着饿。
此外，明斯特的共产主义也受到限制与考验。按照一位怀有敌意的目击者的说法，统治者颁令“一切财产皆应共有”，但实际上，私人财产仍为私人财产，除了珠宝、贵重金属和战利品。餐点是共有的，但也只限于参加城镇防卫战的那些人。进餐时，要先阅读一章《圣经》，还要唱圣歌。3位执事被指派来供给穷人的需要，为了获得救济穷人的物品，其余富有的人，都被怂恿或强迫放弃他们剩余的东西。市内可耕地，都按“家社”的大小而分配。从一项敕令里，证实了夫权凌驾于妇权之上的传统。
公共道德由严格的法律规定。跳舞、竞赛和宗教游戏，都被鼓励，酗酒、赌博会被重罚，卖淫被禁止，通奸和不贞是死罪。很多男人逃走，致使妇女过剩，这些领袖不得不基于《圣经》的先例下令：所有未婚妇女，可以当作“妻子的同伴”——实际上，就是妾。新婚的妇女不得不接受这种情况，这至少比孤独不孕好些。该市一些保守派提出抗议，组织叛变，把这位国王（莱登的约翰）下狱，但是叛军很快就沉溺于酒色，而被重新掌权的再洗礼派军队屠杀。这次新耶路撒冷的胜利，使妇女扮演了男性的角色。一位怀有敌意的历史学家称：约翰被释放，然后又登基为王，他娶了很多妻妾，并且以暴力和专制统治。他一定是有着某种令人亲近的特质，因为几千人很愉快地接受他的统治，为了替他效劳，不惜牺牲性命。当他召集自愿跟随他突袭主教营的人时，名单上妇女的数目超过了他的预期理想人数。当他要求“使徒”冒险前往向其他再洗礼教派集团求救时，有12个人试着去冲破敌人的阵线，他们通通被捕杀了。一位热心的妇女，受到朱蒂丝故事的启示，冲出城外行刺主教，被敌人中途截获，之后，予以处死。
虽然德国和荷兰有很多再洗礼派教徒，斥责他们明斯特的弟兄诉诸武力，但有更多的教徒对这次革命大加喝彩。科伦市、特里尔市和莱登市的再洗礼派教徒低声祈祷革命的成功。1535年3月22日和25日，阿姆斯特丹有50艘船起航，带着支援物品，驶向被围困的城市，但是全部被荷兰当局赶走。3月28日，再洗礼派教徒的一个集团，响应明斯特的叛变，夺取了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的一座修道院，并建筑防御工事。这是损失了800人的生命才换取来的。
面临此次正在扩展的革命，帝王、清教徒及天主教徒的保守派武力，到处都动员起来压制再洗礼教派。1528年，路德曾经提出对这新异端予以宽容，但1530年却建议“用刀剑”来抵制他们，“他们不只是对神不敬，而是很严重的暴乱”。接着，梅兰希顿也同意这种看法。一座座城市都以金钱或人员支援主教。1535年4月4日的沃尔姆斯议会，命令全德国征税以支援主教的围攻。现在，主教可以围堵住这个城市，并很有效地断绝城内的补给。
面对着饥饿与日渐败坏的纪律，约翰国王宣布：所有希望离城的人，都可以离开。很多妇女、儿童及一些男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可是，这些男人都被主教的士兵逮捕下狱或杀掉，妇女被宽恕了，但要做各种服务。有一位离城外徙的人保全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透露给敌方城墙上一处没有设防的地方。在他的向导下，兰斯克内克（Landsknechts）的军队攀上城墙，打开了一个城门（6月24日），几千士兵蜂拥而入。到目前为止，被围困的人由于饥饿，只剩800个人能够作战。他们在市场筑栅防范。不久，在得到可以安全离开明斯特的允诺之后，他们都投降了。当他们放下武器时，却被集体屠杀了。房屋全都被搜查，400位躲起来的幸存者也被杀害了。莱登的约翰和他的两位助手，都被绑在火刑柱上，用烧红的钳子，撕他们身上的每一块肉，直到“几乎所有围观的人，都被臭气熏得作呕为止”。他们的舌头都被拖出来。一直到最后，才用匕首刺入他们的心脏。
主教又夺回他的城市，重新扩大他的权力。从此，政权当局的行动都要服从主教的否决权。天主教成功地恢复了。整个帝国里的再洗礼派教徒人人自危，指责所有使用武力者的罪过。虽然如此，很多这派异端的和平主义者也被处以死刑。梅兰希顿与路德忠告胡斯的菲利普，把所有与该教派有关的人士全部处以死刑。保守派领导人物认为，对既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如此重大的威胁，应该予以严厉处罚。
再洗礼派教徒受了这次教训，把自己委诸下列原则——节制、淳朴、虔敬和平静的生活——好像对国家毫无怨言。1531年，一位天主教教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改信再洗礼教派，对他荷兰和德国的信众，予以技巧地指导，使“门诺派教徒”幸存于各种艰难困苦中，并很成功地在荷兰、俄罗斯和美国，建立成功的农业社区。欧洲大陆的再洗礼派教徒、英国教友派教徒与美国的浸信教会会友三者之间，并无明显的沿承关系。英国的教友派摒弃战争与誓言；而美国的浸信会会友却坚持成人洗礼，这也许是沿袭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再洗礼教派的传统信条与修持的形式。这三种派系有一项共同的特质——他们愿意和平地容忍其他教派。那些在艰难、贫穷和困苦中支持他们的神学，几乎和我们人生苦短的哲学不相符。他们以真诚、奉献和友爱充实我们的文化，为我们丑陋的人性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