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饿的骑士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机会，以反抗王侯、高级教士和资本家。1522年，查理五世远在西班牙之时，济金根的军队是一群无用的笨蛋，富饶的教会土地，显出很容易就可以夺取的模样。胡滕受指示要采取行动。马丁·路德也已经呼吁德国人民扫荡压迫者。
8月13日，一群骑士在兰多（Landau）签署一项采取联合行动的誓约。济金根围攻特里尔城，并散发信件给城内的人民，呼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统治的大主教。城内人民却一直保持缄默。大主教召集军队，自己充当将领，击退敌方5次袭击。济金根停止围攻，把军队撤回到兰德斯都尔（Landstuhl）的城堡。大主教在邻邦王侯的协助下，猛击济金根的城堡。济金根在防御战中受了重伤，1523年5月6日向大主教投降，于次日逝世。骑士们又归顺王侯，遣散他们的私人军队，非常失望地仅仅依靠封地税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预知到这次败亡，路德于1522年12月19日脱离了这次叛乱。另一方面，他的运道不断上升。斐迪南大公于1522年，在写给他哥哥神圣罗马皇帝的信中说道：“路德的思想深植于整个帝国之中，一千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位能免于他的影响。”修士和教士们群集到新的婚姻祭坛，在纽伦堡、洛伦兹教堂和塞巴尔都斯教堂高唱“圣道”（God’s Word）。这个宗教改革的口语，表明他们信仰的唯一基础是《圣经》。新教派的传教士自由地在德国北部各地传道，占领旧讲坛，改为新教的讲坛。他们公然抨击道——不只教皇和大主教是“魔鬼的仆役”，连世俗的君主也是“邪恶的压迫者”。无论如何，有些世俗君王自发改变了宗教信仰，如胡斯的菲利普、勃兰登堡的卡西米尔、符登保的乌尔里希、吕讷堡的恩斯特及萨克森的约翰。甚至皇帝的姐妹伊莎贝拉也变成为路德教派教徒。
查理皇帝从前的老师现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1522年，纽伦堡的一次帝国会议时，他曾致函要求逮捕马丁·路德，他还主动说起了一些教会的错事：
我们很清楚这些年来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聚集在罗马教廷的周围。圣事被误用了，宗教仪式也走了样，以致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朝向错误的改变。因此，弊病从领导者蔓延到教阶组织，此事已不足为奇。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高级教士和传教士，都已经从正路上走岔了，而且长久以来，没有一个迷途知返……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倾尽全力来改革罗马教廷。也许所有这些罪恶，都有其来源……整个世界都期望着这种改革。
议会要求腓特烈选帝侯调查马丁·路德。但有人质问，为什么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腐败，就要受责难？教会的腐败现在连如此有权威的教皇都觉察到了。由于教皇的陈述很不充分，议会把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一百件事情一并列举出来，寄给教皇，建议教皇应考虑这些委屈，将此事交由皇帝在德国召开全境会议，寻求补救之道。
这次会议由贵族操纵，他们同情地听取控诉，指陈垄断市场的商人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赚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委员会致函德国各大城市，询问这些商人是否有害社会及是否需要将这些商人调整或驱逐。乌尔姆答称，这些商人的确是罪恶，商业公司限制在父亲、儿子及女婿的手中。奥格斯堡是富格尔的老家，建议采取保卫大商业、孤儿、寡妇的古老方法，即放任政策：
基督教国家（或者我们应该说整个世界）由于商业的发展而富裕了。商业越发达的国家，其国民也就越繁荣……商人聚集之处，即工作很多之处……限制公司的大小是不可能之事……公司越大越多，对每个人就越好。假使商人不能在德国自由经商，他们就会转移到别处，只会导致德国的损失……假使商人不能扩大规模，那么他们过多的钱将如何运用……较妥善的办法，还是让商人自由，不要限制他们的能力或资本。有些人提到限制商人投资后的净利润。投资剥夺了孤儿、寡妇和穷人们的谋生之道。他们靠着投资给公司赚取收入，是非常不公平而有害的。
议会立法规定，公司资本额不得超过5万基尔德；红利必须每两年分配一次，同时账目必须公开；金钱不许作高利贷出借；每季买入商品，不得超出规定的最大限量；商品须固定在法律规定的价格。商人们向查理五世求情，查理以上述的条件支持他们。德国很多城市渐渐分享到这些商人的利益，纽伦堡布告很快变成一纸空文。
帝国议会于1524年1月召开，在一次会议中，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致函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颁布逮捕马丁·路德的新命令。在奥格斯堡，罗马教皇的使节受到群众的嘲弄，不得不秘密地潜入纽伦堡，以免群众对他做仇恨的示威行动。他还受辱似的接见了3000人，其中包括皇帝的姐妹，领受路德教派的教士以酒和饼的方式行圣餐礼。于是，他向议会警告，这一项宗教革命，假使不尽快予以制止，很快就会伤及当局政权及其秩序。但是，议会如此回答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节：任何想用武力扑灭路德主义的企图，其结果将导致“骚乱、不服从命令、屠杀……最后是全面性的破坏”。议会深思熟虑时，社会革命却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