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再度开始他崎岖的生命之旅。在他的会众面前，他是教士；在大学里，他是教授。腓特烈选帝侯每年付给他200基尔德，来上他课的学生，也会给他一点酬金。马丁·路德和另一位教士现在都穿着俗人的装束，和一位学生仆人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里。“我的床铺，整整一年都未整理过，因汗湿发臭。但是，我整天工作，到晚上便疲倦异常，待躺到床上时，什么不对劲都不知道了。”辛勤的工作，也使他忘食。“我像波希米亚人一样地吃，像德国人一样地喝，感谢上帝，阿门。”他时常讲道，但都以仁慈、简洁以及简单有力的语言抓住他粗俗的听众。他仅有的消遣就是下棋和吹笛子，但他似乎更陶醉于攻击“罗马教徒”（papist）的时光。他是历史上最有权力、最不受禁止的争论家。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加幽默当盐，加毁谤当胡椒。他让他的敌人辛苦地撰写拉丁文，给少数的学者阅读，他想对所有基督教国家发表意见时，他也写拉丁文。但是，他大部分严酷的评论，都是以德文撰写，或很快地翻译成德文，因为他的革命是一次民族主义的革命。在文体的清晰有力、片语的坦率与尖刻、譬喻的痛快直接、用语的通俗，及适当地迎合民族心理方面，没有哪一位德国作家可以与他比拟。
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新用途一样，印刷品正好适合他的目的，他以无尽的技巧运用印刷品。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利用印刷品作为宣传和争论工具的人。当时并无报纸，也没有杂志，争论全靠书本、小册子和有意公开的私人信件。由于马丁·路德的刺激，德国印刷的书本数量从1518年的150本，提高到1524年的990本，其中4/5是有关宗教革命的书籍。支持罗马教会的书籍很难出售，马丁·路德的书籍却是当时最抢手的书籍，不仅书店经销，连小贩和学生都在出售。仅爱尔福特市集一处，就卖掉1400本。在巴黎，1520年，其销售量甚至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早在1519年，他的书籍就已经外销至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荷兰）、英格兰等地。伊拉斯谟于1521年写道：“马丁·路德的书籍流传到各处，而且有各种语言的版本。没有人敢相信他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广泛。”改革家的文学创作力，把占优势的作品从南欧传到北欧，印刷品就是宗教改革。左腾贝格（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促使马丁·路德成功。
马丁·路德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已有18种翻译本，但都是以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为根据，错误百出，措辞别扭。若要从原文直接翻译，又有着令人沮丧的困难：当时还没有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译为德文的字典，每一页都有成百的解释上的问题。而且，德文本身仍不成熟。马丁·路德所用的《新约》是希腊文本，伊拉斯谟曾经于1516年将它和拉丁文本对照过。这部分翻译工作于1521年完成，1522年发行。经过10余年的辛苦工作，不断地在神学里奋斗，再加上梅兰希顿和一些犹太学者的帮忙，马丁·路德终于把《新约》译成德文并发行。除了他们的学识未臻完美外，这件翻译工作不失为划时代的事情。他们开拓了德国文坛，定下努霍彻德特赫（Neuhochdeutsch）——萨克森上流社会的新高级德文——作为德国文学上的用语。该译文因为使用通俗用语，所以严格来讲，是非文学的。马丁·路德以他惯用的生动笔法解释他的翻译方法：“我们不需要像蠢驴一样，问拉丁字母——我们该怎么说德文？应该要问屋里的母亲们，街上的孩子们，及市集里的一般民众……由他们来引导我们翻译。然后，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对他们说德文。”他的译文和公元1世纪后詹姆士王在英格兰做的翻译，有同样的效果和威望——对于民族语言有无尽的影响，对民族文学而言，也是一项最伟大的散文作品。马丁·路德在世之时，维滕堡印了10万份《新约》。其他地方也出现12种未经许可的版本。除了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明令禁止该书的流通外，在德国，它仍旧为最畅销的书籍。《圣经》的翻译用该国的语言和文学代替拉丁文，这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与罗马教会在未接受及未转换拉丁语的国家的失败有关。
马丁·路德在《圣经》翻译的工作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仍留有中世纪视《圣经》作者为神圣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地将《圣经》作为他宗教信仰的充分来源和规范。虽然他也接受《圣经》上没有提到的一些传统事情，如婴儿受洗和星期日为安息日等，他不承认罗马教会不根据《圣经》只按其习俗和权威，擅自附加基督教教义，如炼狱、赦罪状及对玛利亚和圣人的尊崇。“君士坦丁的捐赠”中法拉的启示（Valla’s revelation），是古老的历史骗局，已经动摇了成千的基督徒对罗马教会传统与教条真实性的信心。1537年，马丁·路德把法拉的论文译为德文。传统是富于人情味而易错的，但几乎整个欧洲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正言。
在神圣的启示里，推理与信心比起来，似乎也是一项脆弱的方法。“我们这些不幸的可怜人……妄想了解上帝不可思议的光明的威仪……我们像鼹鼠一样，以失明的眼睛，瞻仰上帝的光轮。”马丁·路德曾说，你不能同时接受《圣经》和推理，其中之一必须放弃：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文章，是上帝将他的话语透露给我们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出现推理，是完全不可能、荒谬和错误的（想一下这个狡猾的小骗局）。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将他的身体和血，给我们吃喝，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情更荒谬、更不可能？……或者说，死者会在这最后一天又复活吗？——或者，上帝的儿子基督，就应该由圣母玛利亚怀孕、生产，变成人类，遭遇痛苦，而后抱憾地死于十字架上吗？……推理是信心的最大敌人……她是撒旦的最大娼妓……应由疥癣和麻风吞噬的妓女，她和她的智慧应该任人践踏、摧毁……把脏东西丢到她脸上……在她洗礼时，将她淹死。
马丁·路德诅咒经院哲学家，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么多推理的特权，因为他们试着要合理地证明基督教教条，因为他们试着要使基督教教义和那“该死的、自命不凡的、诡计多端的野蛮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致。
虽然如此，马丁·路德还是采用了推理方面的两点：第一，他认为讲道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非典礼本身；第二，在他刚开始叛教之初，他宣称，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他草拟判别《圣经》真实性的规条，以决定他们对基督的教言该同意到什么程度。“任何不传基督之道的人，就不是使徒，即使是圣彼得或圣保罗所写的道，也一样视之……任何传基督之道的人，就是使徒，即使出自于犹大、比拉多或希律王。”他否认詹姆士使徒书，称之为“没有价值的使徒书”，因为他无法使之与保罗的释罪教条一致。他以该使徒书向希伯来人质疑，因为该书似乎对洗礼后的忏悔之有效性加以否认（因此支持了再洗礼派教徒）。最初，他斥责《启示录》是一些预兆和恶兆混杂在一起的费解的混合物，“既非使徒的，也非预言的”。“厄斯垂斯的第三，我将它丢到易北河。”他对《圣经》教条的批判，大部分被以后的《圣经》评论家评为智慧的、正确的。他说：“在当时，并没任何人将先知们的言论记载下来。他们的学生和听众，以后才收集他们的言论……所罗门的格言并非所罗门的作品。”但是，与马丁·路德敌对的天主教人士，认为他对真实性和启示的判断是主观而专断的。他们预言，以后的评论家一定会否认其他的《圣经》书，直到任何从《圣经》而来的其他书籍，都不能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为止。
一些例外显示马丁·路德维护《圣经》，以《圣经》作为完全真实的真理。他承认，约拿与鲸鱼的故事，若不是记载在《圣经》里，他一定会当作捏造的故事加以取笑。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因为记载在《圣经》里，所以他才承认，如伊甸园与蛇的故事、约书亚与太阳的故事。但是，他争论道，一旦我们接受《圣经》的神圣作者，我们就必须将这些故事和其他的故事，在任何方面都认为是事实。伊拉斯谟和其他人想借寓言来调和《圣经》与理性的企图，被马丁·路德斥之为无神论的形式。就如同福音所说的一样，他不是从哲学求取精神的安宁，而是从对基督的信仰中得到。他以《圣经》为依归，以《圣经》作为他心灵最后的寄托。他认为《圣经》不只是人类智慧的产品，同时也是神圣的礼物与慰藉。他以这种看法来对抗人文学者及这些学者对古典文学的崇拜。《圣经》教我们如何去看、感觉、了解和领悟信仰、欲望、爱等一些远非人类理性所能胜任者。当灾难压迫我们时，《圣经》教导我们，这些美德如何把光明照射进黑暗，当我们结束在世上穷困潦倒的一生时，还有另外一个永恒的生命。若问《圣经》神圣的灵感根源于什么？马丁·路德回答得很简单：“根源于《圣经》本身的教言——只有上帝赋予灵感的人，才能写就如此深奥、如此慰藉人心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