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此时在欧洲大概是最健康、最强壮、最有活力、最富裕的。出现在伏尔格姆（Michael Wolgemut）与丢勒，及克拉纳赫（Cranach）与霍尔拜因画中的他们，个个都是结实、粗颈、大头、勇敢的形象，准备吞食世界并享用啤酒。他们粗野而欢乐，以声色调剂其虔诚。他们可能是残暴的，这可由他们对犯人使用的可怕的刑具证明，但他们也可能是仁爱而慷慨的，很少在肉体方面表现他们神学上的残酷。在德国，宗教裁判曾遭受无畏的反抗，却常被压制。他们强健的精神宁愿嗜酒的幽默而非枯燥的机智，融化了他们的逻辑感和美感，而使他们失去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心灵上的那种文雅与明敏。他们贫乏的文艺复兴沉没于书籍的崇拜，但具有坚强的耐性、纪律的勤勉、凶猛的勇气。这种思想使他们得以打败罗马，而且已经给予他们产生历史上最伟大学者的希望。
如与其他民族比较，日耳曼人是爱清洁的。洗澡是他们的一种喜好。每一个整洁的家庭，甚至在乡村，都有浴室。犹如古罗马一样，他们有无数的公共浴室，男人可以在此处修面，妇女可以梳理头发。公共浴室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按摩，准许饮酒赌博，男女可以在一起洗澡；但法律并不禁止调情。有一位意大利学者于1417年访问巴登（Baden）时评道：“在世界上没有较沐浴更适于妇女多产的了。”
那个时代的日耳曼人不应被谴责为清教徒。他们的谈话、信函、文学及幽默，依我们的标准看来，有时很粗野，但与他们身心的精力是吻合的。终其一生他们都在大量饮酒，而且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就放任于性。1501年，虔诚的路德认为欧福城对他来说“再没有比妓院与啤酒馆更合胃口的了”。德国的统治者——教会的及世俗的统治者，都同意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说法，即若想使妇女不受诱奸或免遭袭击，公娼必须被许可。妓院都有执照并被征税。我们通过阅读可知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主教们接受妓院的税收，而符兹堡的主教把市立妓院给予格拉夫·亨内贝格（Graf von Hennenberg）作为产生税收的领地。对受尊重的客人的款待包括将其带到妓院里玩乐。西吉斯蒙德国王于1414年在柏恩、1434年在乌尔姆均享受此殊荣，这使他满意到极点，以致他公开向招待的主人致谢。无执照的妓女也存在。1492年，纽伦堡市有执照的妓女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向市长抗议。1508年，她们获得许可攻击这种无执照的妓女，她们也这样做了。在中世纪末，依照欧洲实际的风化法规，常去玩妓女一事是可原谅的，并不是罪恶。1492年后梅毒的泛滥，致使嫖妓变成了极危险的事情。
婚姻和别的地方一样是一种财产的结合。爱情被认为是婚姻的正常的结果，而非婚姻合理的原因。订婚被当作婚配的约束。婚礼仪式在各个阶层都是奢侈的事；结婚庆典也许延长一周或两周之久；购买一位丈夫如同供养一位妻子一样花费巨大。男性的权威在理论上是绝对的，但是实际表现要比言语更真实。我们知道丢勒太太过于啰嗦。纽伦堡的妇女们是如此大胆，以致把半裸的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从床上拖起来，匆促地给他围上一件罩衫，并把他带到街上跳了一通宵的舞。依照古代的传说，德国在14世纪时，如上等阶级的某些男人离家很久，会把一个铁制的“贞节带”锁在太太的大腿或腰间，并把钥匙带走。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及16世纪的法国仍可发现这种风俗，但在一些案例里，太太或小姐自动地穿上“贞节带”，并把钥匙交给丈夫或情人作为婚姻的忠诚保证。
家庭生活兴旺。据欧福城年鉴估计，每对夫妇生育8—10个子女是很正常的。有15个子女的家庭并不少见。这些数字包括私生子，因为不合法的子女太多，通常在父亲婚后，这些子女即被带进他的家。在15世纪已开始使用姓名，常以祖先的职业或其出生地来命名。家庭与学校教育都很严厉，甚至准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也常挨打。除了父母或老师的处罚外，很少有造成伤害的。约1500年，日耳曼人的住所在欧洲是最舒适的，设有宽敞的楼梯、强固的栏杆、宽大的家具、有垫的座位、雕刻的衣橱、彩色玻璃窗、有罩盖的床、有绣帷的墙壁、铺毯的地面、突出的火炉，堆满着书或花或乐器或银盘的木架。在举行宴会时，厨房里闪耀着各种器皿所发出的光芒。
房子外部大都是木制的，因此常易发生火灾。突出的屋檐和有窗的阳台遮阴了街道。唯有较大的市镇的街道是砖石铺砌的。除了节日的夜晚外，街灯是不亮的。夜晚在户外是不安全的，罪犯之多犹如游荡在街道上的猪牛。那时没有编制的警察，欲吓阻犯罪惟赖严惩。对抢劫犯的处罚是死刑，对小偷是割去其耳。口出恶言者则拔出其舌，未经许可回到纽伦堡的充军者则挖出其眼。凡谋杀亲夫者则被活埋，或用烧红的钳子刑讯，然后予以绞刑。在纽伦堡城堡里展示以前的刑讯机械中有充满尖石的木箱，犯人即被这些尖石压碎；扯人四肢的拷问台；烙人脚掌的火盆；使人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睡的尖锐铁架；另有一种专门针对少女的铁刑具，它用铁臂接收犯人后，以一种尖钉拥抱环绕着她，然后放松，让那被刺穿、鲜血淋漓及断残的肢体落到一有转动的刀子及尖棒的坑中，让犯人慢慢地痛苦而死。
政治道德与一般道德同样松懈，贿赂极为普遍，地位越高的人越坏。掺假很普通，尽管在纽伦堡因酒中掺假有两人被活埋，仍然无法遏止（1456年）。商业主义牺牲道德而重视金钱——在任何时代都同样的激烈，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事物，而非道德。然而这些同样忙碌的市民为了慈善事业，都能捐出大量的金钱。路德曾写道：“在教皇时代，人们高兴且热忱地用双手赠予。这种救济金、基金及遗赠犹如雪花似的降下。我们的祖先、地主、国王、王侯及其他的人慷慨地、同情地赠予——是的，泛滥地——流向教堂、教区、金库及医院。”很多慈善的遗赠没有给教会团体，却交给市议会，以便分配给贫民，这是世俗化时代的一个象征。
举止比较粗野——在德国与在法国和英国相同——财阀阶级的金钱取代了贵族阶级的血统，从而控制了经济。醉酒是民族性的恶习，路德与胡滕均斥其不当，后者却认为较“意大利人的欺诈、西班牙人的偷窃及法国人的傲慢”为好。某些人之所以饮酒，也许是由于强烈的香料被用在烹调食物上的缘故。饮食粗鲁而迅速。14世纪，叉子已传到德国，但男女仍爱用手抓取食物。16世纪，某一位传道士指责叉子违反了上帝的意旨，“如果上帝要我们使用叉子，那他就不会赐给我们手指了”。
服装很华丽。工人们喜欢便帽或毡帽、短上衣，裤子是叠起来的——或塞进靴子或长筒靴里。中产阶级加上背心，开口的衬里和毛皮滚边外套。贵族和富商在衣着华丽方面激烈竞争。这两种阶层的男士戴的帽子是用昂贵的布料制成的，宽边向内卷，有时饰有羽毛、丝带、珍珠或金子。衬衣多半是丝制的。外衣色彩鲜艳，衬以毛皮，也许是用银线编织的。富有的妇女头戴金冠，或金绣头巾，并把用金线编成的穗带戴入发里；但是端庄的少女是用棉布手巾盖着头并系在下颔。盖勒·凯塞斯贝格（Geiler von Kaisersberg）称，时髦的妇女所用的衣柜价值4000金币。男士们刮胡须，但留长发；男人的卷发保养极为细心；我们看到丢勒的华丽小发卷和马克西米里安的奇异锁发。戒指如现在一样，是一种阶级标志或装饰。凯尔特说，服装的式样在德国比其他地方改变得更快，而且男女时装都是如此。在节日的场合，男人服饰的华丽也许远胜过妇女。
节日甚多，维持中世纪迷信及热闹狂欢的精神，对于劳工和圣诫具有延期偿付的意义。圣诞节虽有异端的迹象但仍是基督教的，圣诞树是一种17世纪的革新。每一座市镇都祝贺其守护神节日，男女会在街上群集舞蹈。欢乐是必然的，任何圣人或传教士都不能减退这种狂欢的粗野的喧闹。跳舞有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狂热，像1374年的麦茨、科隆及艾克斯或1412年的斯特拉斯堡等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沉迷于圣维杜斯舞的人们跳得精疲力竭，以使情绪获得释放。人们借打猎或在马上用长枪比武的危险运动，来为他们本性的冲动寻求发泄。数以千计的男女往往以朝拜遥远的圣地为借口，做长途旅行。他们骑着马或骡，坐着马车或轿子忍受着崎岖不平道路上的艰苦，在不洁的旅馆住宿。聪明的人尽可能沿着莱茵河、多瑙河或中欧其他壮观的河流乘船旅行。1500年，一种对公众开放的邮政系统，将各主要市镇联系起来。
总之，这种情形是一个民族太具有活力而且兴旺，以致无法再容忍封建的束缚或罗马的榨取的表征。日耳曼民族性的一种高傲意识保存了一切政治的残片，并约束了超自然的教皇和超国家的皇帝。宗教改革打败了教皇职权和神圣罗马帝国。在1500年的条顿族与罗马之战中，正如在5世纪之战一样，胜利再度属于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