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最后半个世纪，德国除了骑士外，其他各阶级都兴旺发达。一部分奴隶，少数小地主，及大多数以产品、服务或金钱付租给封建大地主的佃农则抱怨：大地主的强取；每年习惯上需要为大地主服劳役12天——在某些情况下为60天；大地主收回过去允许他们在其中垂钓、伐木及牧放牛羊的土地；大地主的猎人及猎犬对庄稼的损害；被大地主操纵的地方法院里存有偏见的司法行政；当佃户家长去世影响照料土地时，征该佃户死亡税等。自耕农对为运输农产品而贷的款项必须付以高利贷的事情，以及对那些贷款给显然无法偿还者而迅即撤销其抵押农场之赎回权的精明放款人，均感愤怒。所有农民均怨恨教会对其农产品及孵雏征收的一年一度的什一税。
这些不满点燃了整个15世纪断断续续的农民暴动之火。1431年，沃尔姆斯周围的农民发起了失败的革命。他们选择一只农鞋作为革命标志——实际上是一只用带子由脚踝系到膝的靴子；他们把它插在杆上或把它画在旗上；而“鞋之联盟”（Bundschuh）变成了路德时代农民革命队伍的统称。1476年，一位叫汉斯·伯姆（Hans B?hm）的牧牛者宣布说，上帝之母启示他，地上的天国已经来临。不应当再有皇帝、教皇、王子或封建地主；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同样地共享世上的成果；土地、森林、水、牧场均应共有且自由使用。数以千计的农民来听汉斯宣道，有一位传教士加入了他的行列，符兹堡的主教容忍地笑着。汉斯告诉他的同伴把他们所能集中的武器带来参加下次的集会时，主教便派人把他逮捕，主教的士兵对企图拯救他的群众开枪。这次运动失败了。
1491年，阿尔萨斯的肯普滕修道院院长领地的农民攻击修道院，宣称他们被伪造的文书强迫成农奴。腓特烈大帝三世遂行和解。两年后，斯特拉斯堡主教的家臣宣布成立“鞋之联盟”，他们要求结束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废除一切债务和所有犹太人的死亡税。他们计划占领施勒特斯塔特，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势力扩充到整个阿尔萨斯。当局获知该计划，逮捕领导人，加以拷问并施以绞刑，这暂时吓阻了余众。1502年，施派尔主教领地的农民组成了拥有7000人的“鞋之联盟”，誓言结束封建制度，“逐出并屠杀所有传教士和僧侣”。一位农民在告解时泄露了这个计划。教会和贵族人士共同阻遏了这个事件，主谋者被拷问并受绞刑。
1512年，朱斯·弗里茨（Joss Fritz）秘密地在弗赖堡组织了一种类似的运动。上帝、教皇及皇帝均应赦免，但一切的封建所有权和税均应废除。一位被强迫加入这个“联盟”的农民将此事告知听告解的神父。当局逮捕并刑讯了这些领导人。该叛变遂告流产，但弗里茨加入1525年的农民叛乱。1517年，朱斯·弗里茨和卡林西亚带领9万名农民从事结束封建制度的活动：约3个月之久他们的队伍攻击城堡并屠杀地主。最后，皇帝马克西米里安同情他们的目标，但指责他们的暴行，派军队镇压他们，这事件始告平息。
同时革命正在德国的工商业中进行。大多数工业仍是手工业，但已被那供应原料资本和买卖成品的企业家逐渐垄断。采矿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从开采银、铜及金矿获利甚丰；金块和银块现已成为储财的首选；皇族为了采矿权付款给边塞地区的王侯——尤其是保护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使某些王侯能反抗教皇和皇帝。铸造可信赖的银币，钱币倍增了，通往货币经济的大道已大致完成。银盘已成为中上阶层的一种日常家用器物；某些家庭陈设纯银的桌椅；由银或金制成的圣体匣、圣餐杯、圣物箱甚至雕像充盈于德国的教堂，而袒护宗教改革的王侯允许他们把教会的财富充公。1458年，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庇护二世）看见德国旅馆主人通常用银杯盛酒感到惊奇，并问道：“不仅贵族，而且平民的妇女哪个不是金光闪闪？而且我应该提到，马勒的浮雕花纹用的是十足的黄金，而盔甲均是耀眼金光吗？”
金融家现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德国的犹太放利者已被威尔泽（Welsers）、霍赫斯泰特（Hochstetters）及富格尔等基督教家族公司代替——整个奥格斯堡在15世纪末期已成为基督教王国的金融中心。约翰尼斯·富格尔（Johannes Fugger），一名纺织商之子，做了纺织商，1409年他死时留下3000英镑的小财产。其子雅各扩大营业，1469年死时，财富在奥格斯堡名列第七。雅各布之子——乌尔里希、乔治及雅各二世，用先付订金给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王侯从而获得矿场、土地或城市税收的方法，把他们的公司提升到至高地位。富格尔从这些投机性的投资获得巨大的利润，1500年，他们已成为欧洲的首富之家。
雅各布二世是这个家族的第一号才子，富于商业头脑，无情而勤勉。他坚忍刻苦以研究商业的各个方面，及新进的簿记、制造、交易、理财等知识。他主张除了家族商业外，一切均可牺牲，这家族的每一成员附属于家族利益之下。他建立一种原则，只有富格尔家族的人在这个公司里掌权，而且他决不容许他的政治友情影响他的贷款。他与其他公司组成同业联盟以管制各种产品的价格与销售，1498年，他及其兄弟们与奥格斯堡商人签订合同，以便在威尼斯垄断铜的市场并维持其价格。1488年，这个家族借给奥地利西吉斯蒙德大公15万英镑，以接收施瓦茨银矿为抵押品，直到该贷款偿还为止。1492年，富格尔家族和克拉科的图尔兹家族互通婚姻，并与之成立一同业联盟以从事匈牙利的银铜矿生产，并尽可能维持产品最高价格。1501年，富格尔家族经营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及西班牙的广大采矿业。此外，他们进口、制造纺织物；他们做丝、丝绒、毛皮衣、香料、柑橘水果、军火、珠宝等贸易；他们组织快速运输和私有邮政服务。1511年，即雅各布二世成为这个公司的首脑时，其财产已达19.6791万基尔德；1527年（他死后第二年），其资本被估计已达202.1202万基尔德——在16年的经营中每年有50％的利润。
其中部分的利润来自富格尔家族与皇帝和教皇的关系。乌尔里希·富格尔贷款给腓特烈三世，雅各布二世成为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主要经纪人，哈布斯堡势力的扩张即得力于富格尔的贷款。虽然雅各布拒绝教会对利息的限制和教会人士对日用品定价的企图，他依然是虔敬的天主教徒，贷款给教士们以支付他们的宣传费，雅各布同乌尔里希还获权管理教皇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财务。
雅各布·富格尔晚年时，在德国是最有荣誉的但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公民。有些天主教徒攻击他为高利贷者；有些贵族贿赂他以追求职位或权势；有些商人忌妒其垄断；许多工人攻击他藐视中古世纪的贸易和财务法；大多数新教徒攻击他，因为他设法把德国财富供给教皇，而皇帝与国王、王侯与高级教士均派专使到他那里，正如派专使到一位统治者那里一样；丢勒、布克迈尔及霍尔拜因把他的肖像绘为严肃而单纯的现实主义者；马克西米里安封他为欧洲伯爵的头衔。雅各布想为他的财富赎罪，修建了106栋贫民住宅。 他为了自己死后遗骨的安置，在圣安纳教堂里建了一座华丽的小堂。他死后遗下数以百万计的基尔德，而无子女——这万物之中最伟大的礼物，上帝没有赐给他。
因为他，我们可以确定在德国资本家时代，随着金钱越来越集中于私人之手，控制金钱的企业家统治了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德国采矿和纺织业已被资本供应者控制——15世纪末，他们步百年前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创始纺织业的后尘。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曾把私有财产视为一种公众的信托：所有者的权利要受到集团需要的限制，而这个集团的组织是给他机会、便利与保护的。也许在《罗马法》影响之下——该法笼罩了当时德国的法理学——财产所有者开始认为他的所有权是绝对的，他感到他有权利做他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因此富格尔家族、霍赫施泰特家族及其他“商业巨子”认为，垄断一种产品，而后又抬高其价格，或组成同业联盟以限制产量或管制贸易或操纵投资，以便欺压小股东等事，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很多实例中，商人让代理人在城门处采购所有指定的货物，然后他可以在城内以自己的价格予以转售。安布诺斯·霍赫施泰特采购了所有的水银，然后把零售价提高75％。一家德国公司以较高的价格向葡萄牙国王收购了价值60万基尔德的胡椒，其条件为，如有其他由葡国购买胡椒入德国的进口商，该国王要索取更高的价格。部分是由于这类协定和垄断，部分是因致富而增加对货物的需求，部分是由中欧及美洲运来的贵重金属逐渐增多，1480年至1520年，各种产品价格迅速升高，只有20世纪堪与之相比。路德抱怨说：“由于暴利和贪财，以前只需100个基尔德即可生活，现在200个基尔德尚不能生活。”这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中世纪政权呈现极度的不平等。新的富格尔家族，造成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欧洲前所未有的贫富悬殊。奥格斯堡或纽伦堡的某些商业资本家各有500万法郎的财富。很多人以贿赂变成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炫示其盾形纹章，并以引人注目的奢侈豪华来回报贵族的轻视。乔基姆·霍赫施泰特和弗朗兹·鲍姆格特讷（Franz Baumgartner）在一次筵席上就花去5000英镑，或在一次赌博中就输掉1万英镑。富商家中的豪华设备与艺术装饰激起了贵族、教士及平民们的怨恨。传教士、作家、革新者及立法人士都抨击经济垄断者。泽勒·凯塞伯格（Geiler von Kaiserberg）要求“把他们如狼一样地逐出去，因为他们既不怕上帝，也不怕人，尤其造成饥渴与贫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区分四种强盗：商人、律师、传教士及骑士，而他认为商人是这四类中最大的匪盗。1512年，科隆的帝国议会召集了所有的市政当局，要“以勤勉与严厉来对抗放高利、垄断及有资本的团体”。其他议会也不断地制定这种法令，但无效果。某些立法委员在大商号里有投资，律师们因入股而心平气和，很多城市因贸易无限制的发展而繁荣起来。
斯特拉斯堡、科尔马、麦茨、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维也纳、雷根斯堡、美因茨、施派尔、沃尔姆斯、科隆、特里尔、不来梅、多特蒙德、汉堡、马德堡、卢贝克、布雷斯劳都是工商文学和艺术的中心。这些及其他77个都是“自由城市”——有自己的法律，在省议会和皇家议会派有代表，它们只承认对皇帝的政治服从，而皇帝因欠它们太多财政或军事支援的情以致不能抨击其自由。虽然这些城市都是由企业家控制的公会统治，但几乎每一个都是家长制度的“幸福城邦”，它管理生产和分配、工资和价格及货物品质，目的在于维护弱小防止强敌，并保证大众日用所需。我们应称之为镇而非城市，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超过5.2万人。虽然如此，这些市镇仍然人口稠密，较歌德以前任何时代更繁荣。一位自负的意大利人，名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的，于1458年很热忱地描绘这些城市：
德国从未比今日更富裕、更灿烂……并非夸张，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比德国更好或更美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新犹如昨日所建。欧洲所有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科隆城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壮丽堂皇……因为科隆有奇妙的教堂、市政厅、高塔、宫殿、高贵的公民、高尚的河流、肥沃的田地……以财富而言，世界任何城市都比不上奥格斯堡。维也纳的皇宫及教堂，甚至使意大利无比羡慕。
奥格斯堡不仅是德国的财政中心，也是与当时兴隆的意大利的商业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在威尼斯的德国货栈主要是奥格斯堡商人建筑、经营的，这座建筑物墙上的壁画由乔尔乔内和提香所画。与意大利关系如此密切，奥格斯堡附和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奥格斯堡的商人支持学者和艺术家，其中一些资本家要么是道德方面的楷模，要么是风尚与文化的模范。例如，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1493年的市长，便是一位外交家、学者、法学家、拉丁语法家、希腊语法家，而且也是古董家、商人。
纽伦堡是工艺中心，而非大规模的工业或财政中心。它的街道仍然是中世纪式的曲折形，并为突出的上层楼房或阳台所遮蔽；其红瓦屋顶，高而尖的山形墙，及悬突壁外的窗户，配上乡村的背景与佩格尼茨波涛汹涌的水流，混合如画。此地的居民没有奥格斯堡人那么富裕，但他们愉快、舒适，而且喜好在庆典时尽情享乐，例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他们戴假面具、化装和跳舞。在此地，德国的演员和第一流的歌唱家高声而唱。在这里，丢勒将德国绘画和雕刻提升到极盛之点；这里有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好的金匠和银匠制造高贵的花瓶、教堂用的圣器及小雕像；这里的金属工人用青铜制造出无数的植物、动物和人形，或用铁铸成精美的栏杆或帘屏；这里的木刻工人太多，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如何谋生。各城市的教堂变成了艺术仓库和博物馆，因为每一个公会、公司及富有的家庭，为了一位守护神的神龛会委托做一些美化的工作。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选择了纽伦堡为他的家，“因为我在此处很容易找到天文使用的一切必需的特别工具；而且对于我来说，那里最容易与各国的学者联系，因为纽伦堡——感谢商人们永无休止的旅行——可以算是欧洲的中心”。商人中最有名的威利巴尔德也是一位热忱的人文主义者、艺术的赞助者和丢勒的知己，这是纽伦堡的特点。伊拉斯谟称威利巴尔德为“德国的最高荣耀”。
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土耳其控制爱琴海，及马克西米里安与威尼斯的战争，破坏了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多的德国进出口贸易沿着大的河川移向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财富与权力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转移到科隆、汉堡、不来梅，尤其是安特卫普。富格尔家族和威尔泽家族强化了这一趋势，把安特卫普作为他们营业的首要中心。德国贸易的向北转移使其北部与意大利脱离了商业关系，而使它足以保护路德不受皇帝与教皇的侵袭。德国南部也许出于相反的理由，仍信奉天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