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佛兰德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他同一个仆人独身隐居，但时常接受显贵要人的殷勤款待，他们设法以他为伴从而显示社交上的优越且能高谈雄辩。他嗜好吹毛求疵，生活的磨砺造就了他粗犷的情感。他酒量很大，并以不醉酒自负。那也许是痛风与胆结石的部分原因，但他认为膨胀他的动脉可以减轻他的痛苦。1514年，他48岁（一说45岁），他把自己形容为“白头残废者……除了酒之外什么都不能喝，同时必须吃好的食物”。他不同意斋戒，非常不爱吃鱼，也许是他的胆汁使他如此。他睡眠不足，正如多数脑筋忙碌的人一样忘记时间。他以朋友和书本自慰。“当我日常看书的习惯受到限制时，我似乎失去了自己……我找得到图书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以一个教区传教士辛勤所求来的金钱，大部分用来买书。他从芒乔伊和沃勒姆两主教处接受定期的生活津贴，并从勃艮第的大臣让·勒·绍瓦热（Jean le Sauvage）处获得300个银币及从王族们那里领到超过当时任何作者所能获得的赠予。他不承认爱好金钱，他寻求金钱是因为自己居无定所，也因为他惧怕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孤寂老年。同时他继续拒绝赚钱的职位，因为这也许会增加其收入，却牺牲了他的自由。
他的外表乍一看并不动人，瘦小、苍白、声弱、体羸。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敏捷的手，长而尖的鼻子，闪耀着睿智的蓝灰色的眼睛，以及他充满智慧的言词与话语。同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均渴望描绘他的肖像，而且他同意坐着让他们描绘，因他这种肖像是很受他的朋友们欢迎。
马赛斯于1517年把他绘为一个全神贯注于写作，裹着厚厚的外衣，像是要防御世纪寒冷侵袭的人。这张画送给了莫尔。丢勒于1520年用炭笔画了他的像，并于1526年为他作了一幅非凡的雕刻画。这幅画用的是德国笔调，把这位“好好的欧洲人”画成了一种十足的荷兰人相貌。伊拉斯谟说：“如果我像那个人的话，我就是一个伟大的骗子。”霍尔拜因尽一切的努力画了许多伊拉斯谟的像。一幅在杜林，另一幅在英国，第三幅在巴塞尔，最好的一幅在卢浮宫——北方最伟大画家的一切杰作均陈列在这个博物院。在这幅画中，这位学者已成为哲学家，安静、沉思，稍带忧郁。他于1517年写道：“我们命运所带来的必须忍受，而且我对任何事件均已平心静气”——一种他从未真正达到的禁欲的宁静。他谈及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说：“他爱光荣，但是他不懂光荣是如何的重要。”伊拉斯谟和很多高贵的灵魂一样，日夜都劳心以便战胜那梦魇。
他的缺点很明显，他的优点只为他的密友们所知。他能无羞耻地乞讨，他也能施舍，许多后起之秀在他的鼓励下展开了前程。当罗伊希林被普费弗科恩（Pfefferkorn）攻击时，伊拉斯谟写信给他在罗马的红衣主教朋友们，为这位受困的希伯来学者求得保护。他既不懂谦逊也不知感恩，一个受到国王们及教皇们宠爱、巴结的人是很难表现这些的。他急躁而且憎恶批评，有时且以那争论时代的辱骂态度来回答。他参与反犹太主义，即使那是属于文艺复兴的学者。他的兴趣窄狭而激烈：他爱好标榜哲学的文学，及不谈逻辑只谈人生的哲学，但是他几乎忽视科学、风景、音乐和艺术。他讥笑当时睥睨一切的天文学领域，而且星辰们向他发出微笑。在他那众多的通信中，从未谈及欣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或牛津与剑桥的建筑术，及拉斐尔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的雕刻，当他于1509年在罗马时，米开朗基罗正在为尤里乌斯二世工作。他的幽默感通常微妙而洗练，偶尔带有拉伯雷的讽刺味。有一次当他听到某些异教徒被焚时，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们在冬天正来临时提高油价，我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减少。”他不仅有人类本性的利己心或自私，而且还有点自负或自大，作家或艺术家如没有这点，往往会被忽视。他喜爱谄媚，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好的裁判说，我比当代任何人都写得好。”
这是实话，虽然只是就拉丁文而言。用法文写很差，他只会说一点儿荷兰语和英语，“对希伯来文只是用舌尖轻尝过一下”。他对希腊文一知半解，但他精通拉丁文，他把拉丁文活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那生动华丽的文体，他那轻描淡写的小说魔力，以及辛辣的讽刺，使得一个世纪重新醉心于古典文学，以致他的大部分缺点均被人原谅。他的书信在文雅有礼方面足与西塞罗的信函相比，但在生动活泼与机智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他的拉丁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而非模仿西塞罗式的。他的拉丁文体是活的、有力的、灵活应用的语言，而非1500年之前的回音。他的书信犹似彼特拉克的书信，为学者和王侯所艳羡，其程度仅次于他谈话的受欢迎度。他告诉我们，也许带有一些夸张，他每日收到20封信，却要写40封信。其中数卷在其生前已出版，这些作品均受到其作者的细心编辑，方便后世了解。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皇后、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亨利八世、莫尔、科利特、威利巴尔德等均为其书信交往者。谦虚的莫尔写道：“我无法摆脱虚荣心的渴欲……当我忆起我将因为伊拉斯谟的友谊被推荐到遥远的后世时。”
除非我们认为路德是一位作家，否则无其他同时代的作者能与他的声望相比。一位牛津出版商于1520年报告称，伊拉斯谟的作品占其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他有很多敌人，特别是住在卢万的神学家们，但是在大学里他广有弟子，而且全欧洲的人文学者尊他为模范和领袖。在文学方面，他是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综合者——他们对古典文学及文饰的拉丁文体的崇拜，他们的君子协定使其不与教会决裂、不干预民间无法消除的神话，教会应对知识阶级的理智自由睁一眼闭一眼，及允许把教会的恶习及荒谬作一次有秩序的、内部的革新。伊拉斯谟正如一切人文学者，因利奥十世荣升至教皇职感到兴奋，他们的梦想已成事实——一个人文主义者、学者、绅士，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实质的合一，业已登上最伟大的宝座。诚然，教会的一次和平涤净就会来临，教育会普及，人民会遵守可爱的仪式和安慰的信仰，但人心会得自由。
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约克的红衣主教托马斯，一行不祥的文字这样说，“在世界的这部分，我怕有一次大的革命就要发生”，不到两个月，这预言应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