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式的西班牙建筑,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经久的中古风采。那时的人民并不吝惜钱币,以协助皇室、贵族或教会共同建造宽广的大教堂,并为他们喜爱的圣者和热烈崇拜的圣母,耗费巨资配上昂贵的装饰、惊人的雕刻和画像。巴塞罗那的大教堂在1298年至1448年慢慢地建造起来。它在数条小街的杂乱无章中,矗立起巍峨的圆柱,一扇无特色的大门,庄严的本堂,及多泉的回廊,成为逃避一天纷争的栖息之所。瓦伦西亚、托莱多、布尔戈斯、莱里达、塔拉戈纳、萨拉戈萨与里昂,或扩张或润饰原先存在的教堂,而新的教堂则在韦斯卡和旁普罗纳缓缓升起——那些雕刻精细的白色大理石回廊,与阿尔罕伯拉宫殿的内院一样姣美。1401年,塞维尔的大教堂分会决定修建“如此伟大、如此优美,而令后人视我们的雄图为疯癫”的一座教堂。建筑师先拆去坐落在所选定地点上的那座清真寺,但保留其根基、地面计划及高雅的吉拉达尖塔。整个15世纪,石头一块叠一块地矗立起来,直到塞维尔兴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 因此,泰奥菲勒·古铁尔(Théophile Gautier)说:“巴黎的圣母院可在本堂昂首阔步。”无论如何,巴黎圣母院是完美无瑕的,塞维尔大教堂也宽广无比。从牟里罗(Murillo)到戈雅(Goya),一共有67位雕刻家和38位画家,苦心装饰这个庞大的建筑。
约1410年,建筑家波菲(Guillermo Boffi)向赫罗纳(Gerona)的教士团体会议提议,将分隔内部为本堂与翼廊的圆柱与拱门除去,以便用单一73英尺宽的拱形圆顶,将四周的墙连接起来。这一建议被采纳,赫罗纳大教堂的本堂,具有基督教世界中最宽的哥特式拱形圆顶。这是工程的胜利,却是艺术的失败。体积没有如此庞大的神龛于15世纪分别在佩皮尼昂、曼雷萨、阿斯托加和巴利亚多利德兴建起来。塞哥维亚于1472年冠以一座城堡似的大教堂,锡古恩萨于1507年完成有名的回廊,萨拉曼卡则在1513年开始兴建新的神殿。除了马德里,西班牙境内几乎每一个主要城市都矗立着一座外表厚重、盛大壮观的大教堂。教堂内部暗遮天日,使灵魂由震恐转为虔诚。然而,教堂由于西班牙绘画的强烈色彩、着色的雕像及金银珠宝的闪烁而显得光辉灿烂。
另一方面,国王、贵族及各城镇也找寻基金,以兴建昂贵的宫殿。“残忍者”彼得、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及查理五世,都曾改建一位摩尔建筑家于1181年在塞维尔设计的阿尔卡萨尔(Alcazar)宫;其大部分的重建均由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完成,因此这是和阿尔罕伯拉宫同形的一个脆弱建筑。佩德罗·恩里克斯(Don Pedro Enriquez)也以同样的伊斯兰教风格,在塞维尔(1500年以后)为亚卡拉(Alcalá)的公爵建造了一座堂皇的比拉多宫殿(Casa de Pilatos),这设想是重仿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家宅,据说他在那门廊处将耶稣绞钉在十字架上。瓦伦西亚的演讲厅(1500年)为地方议会提供了一个剑鱼座沙龙(Salon Dorado),其光彩足以匹敌威尼斯总督宫廷里的大厅。
雕刻仍为信仰与建筑的奴仆,大理石、金属、石头或木头雕成的圣母像,充斥于西班牙的各个大小教堂;信仰的虔诚于此硬化为宗教热情或苦行严苛的形式,它一则焕发着光彩,一则由于本堂的深奥幽暗而愈发令人敬畏。雷塔伯勒(Retable)——突起在祭坛之后,上有雕刻并绘画的屏风——这是西班牙艺术的瑰宝;通常因忧惧死亡而捐赠得来的钱,均大笔用来聚集并维持最有技巧的工作者——设计师、雕刻师、涂镀或镶嵌表面的镀镶师、绘画衣袍与装饰的绘饰家及在代表肉体的部分上着色的着色家,他们苦心孤诣地共同或轮流来完成慰藉人心的神龛。塞维尔大教堂的中央祭坛后面,有张45格雷塔伯勒(1483—1519年)以晚期哥特式风格绘成或镀成的雕像,描述为人所爱的传奇。托莱多大教堂内圣詹姆斯礼拜堂里的另一个雷塔伯勒,则以镀漆的松木及严厉的写实作风,展露出西班牙最受尊崇的圣者的生平。
王子和高级教士可能被塑成雕像,但只限于坟墓。坟墓被安置在教堂或修道院里,而将之设想为天堂的前厅。堂娜·门西亚·恩里克斯,即阿尔布开克女公爵,被葬在精细刻凿、现藏在纽约西班牙社会博物馆的坟墓里。帕伯罗·奥蒂兹(Pablo Ortiz)为托莱多大教堂刻凿阿尔瓦罗·德·鲁纳(Don Alvaro de Luna)夫妇的两具精美石棺。在布尔戈斯附近,米拉弗洛雷斯(Mliraflores)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吉尔·西洛埃(Gil de Siloé)以意大利风格为女王的父母兄弟设计一座壮丽的陵寝。伊莎贝拉异常满意这些闻名的皇家陵墓,因此,她的宠侍帕迪利亚(她竟如此轻率大胆地称呼他为“我的傻瓜”)在格拉纳达围城一役被射穿头部时,她即授权给西洛埃刻凿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坟墓,以安放他的尸体。这座墓再度媲美当时意大利最好的雕刻。
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具特色,但也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忠诚地受到外国的影响。首先是摩尔人的影响,他们长久居住在这个半岛上,但其根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他们带来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手艺的精巧及装饰的热诚,为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难与之媲美。在最适合装饰的次要艺术上,西班牙人模仿却从未超越她的老师。陶器则几乎留给穆德加尔人(Mudejare),后者光泽的产品只有中国人足以抗衡;他们着色的砖瓦——尤其是蔚蓝色的——使基督教西班牙的地板、祭坛喷泉及屋顶,更加辉煌。同样的摩尔技巧使西班牙的纺织品——天鹅绒、丝绸与饰带——成为基督世界里最好的产品。此外,西班牙的皮革,金属屏风的错综图案,宗教上的圣体匣,雷塔伯勒的木刻,唱诗班的席位,拱形的圆顶,也独步一时。其后所受的影响,则先有拜占庭,继则为法国、勃艮第、尼德兰及德国。西班牙的雕刻和绘画,承袭了荷兰人与德国人的写实作风——不顾米开朗基罗认为圣女必须保持青春的箴言,而将她画得憔悴而老得足以为钉十字架的耶稣之母。16世纪,所有这些影响都在意大利风格普及欧洲大陆的胜利之前退却。
西班牙绘画的演进也很类似,发展却更缓慢,也许因为摩尔人在这方面并无帮助,或未起到领导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壁画,在设计上不如西班牙史前期阿尔泰米拉(Altamira)的洞窟画。但1300年,绘画在这半岛上变得狂热起来,有1000位艺术家合绘一幅巨幅的壁画,即祭坛后方和上方画成的巨幅饰物;其中有些更是早在1345年的东西。1428年,扬·凡·埃克访问西班牙,带进一股强劲的佛兰德斯风格。3年后,阿拉贡的国王派遣路易·达尔莫(Luis Dalmau)到布鲁日学习,回国后,他画了一幅过于佛兰德斯化的《议员们的圣母像》(Virgin of the Councilors)。嗣后,西班牙的画家,仍然喜欢混以蛋黄、色彩晦暗的画法,色彩掺和油料的画法,却越来越多了。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原始期,在贝尔梅霍(死于1498年)时达于高峰。早在1447年,他即以挂在普拉多宫(Prado)的《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名噪一时。此外,波士顿加德内(Gardner)博物馆收藏的《桑塔·恩格拉西亚像》及勒德洛夫人(Lady Ludlow)收藏的光彩夺目的《圣米迦勒》(St.Michael),几乎和一个世代之后拉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价值。但最好的作品还是挂在巴塞罗那大教堂的那幅《圣殇》(1490年):秃头、戴眼镜的哲罗姆;黑发的圣母玛利亚,手里抱着跛腿、憔悴、了无生气的独生子耶稣,其背景则为低垂的天空底下耶路撒冷的座座楼塔;右方则为捐赠者戴斯普拉(Canon Despla)残忍的画像:头发蓬松,胡须满脸,像一位忏悔但业已定罪的土匪,代表贝尔梅霍《阴郁的人类观念》。意大利的优雅一变而为西班牙的力量,写实主义正在庆祝它在西班牙艺术上的胜利。
佛兰德斯的影响继续见之于费尔南多·加列戈斯(Fernando Gallegos),它产生了米格尔·西提姆(Miguel Sithium)——服侍伊莎贝拉的一位佛兰德斯人——一幅惊人的杰作《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一名骑士》(A Knight of the Order of Calatrava)。这是藏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最好的画像之一。但自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久历意大利、重返西班牙之后,意大利的影响又重新抬头。他在那里与弗朗切斯加、梅洛佐一起研究,而吸收了他们静穆的安布利亚风格。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在寻找画家增饰其宫廷时,终于选了贾斯特斯和斯帕尼奥洛两位画家。公爵死后(1582年),彼德罗便把安布利亚的艺术传入西班牙,并在托莱多与阿维拉绘饰闻名的祭坛上方和后方的饰物。卢浮宫、布雷拉宫、普拉多宫及克利夫兰博物馆里归属于他的画品,几乎承当不起他现在被称为“天主教王国的委斯拉开兹”这一赫赫声名。但在描绘与构笔方面,他似乎优于先前的任何西班牙画家。
外来的刺激渐渐掺和了本土的智慧,而为菲利普二世统治下阿隆索·科埃略(Alonso Coello)和艾尔·格雷科(El Greco)更趋成熟的作品,及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期委斯拉开兹、苏巴郎(Zurbarán)与牟里罗等人的胜利预做铺路。天才虽是力量与意志的个别禀赋,同时也是在时代中塑成,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训练与技巧的一种社会性的遗传。天才既是天生,也属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