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1年，拜占庭帝国在新兴的培里奥洛克王朝（Palaeologus Dynasty）下不流血地复辟，自甘委屈地生存了两个世纪。它的领域因欧洲和亚洲穆斯林的侵入、斯拉夫人的扩张及在1204年曾劫掠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敌人——诺曼底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分割，大为缩小。工业仍留置在帝国各个城市，其产品却用意大利船舶运走，不付分文税收给国库。曾占多数的中产阶级，也仅是沾到一点边屑而已。在上层阶级，奢侈的贵族和服饰华丽的教会高级人士，没有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除了记得特权之外，忘了一切。在下层阶级，专以评责政治的僧侣，沦为佃户的地主，堕落为农奴的佃农，构成了梦想平等主义理想国的平民阶级。萨洛尼卡（Salonika）革命（1341年）打倒了贵族政治，掠夺了王宫，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组织在被京城军队荡平之前，居然维持了8年之久。君士坦丁堡仍是商业中心，但1330年一个穆斯林旅客曾记述道：“断垣残壁，比比皆是。”西班牙的外交官克拉维霍（Clavijo），在约1409年也有记述：“首都的各处尽是大宫殿、大教堂和修道院，但大多被摧毁了。”荣耀已经离开了博斯普鲁斯女王。
在这种政治衰败中，永远令人怀念的古希腊文学和哲学遗产，结合拜占庭的东方建筑和绘画的传统，谱成了东罗马帝国文明的最后乐章。虽然他们认为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而规避他，学校仍然阐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学者们也重新评注古典书籍。拜占庭派驻威尼斯的特使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编辑了《希腊文集》（Greek Anthology），并把拉丁古文译成希腊文，重建了拜占庭和意大利之间的文化桥梁。狄奥多鲁斯·梅托彻提斯（Theodoras Metochites）的成就说明了培里奥洛克的文艺复兴。他是安德罗尼柯二世（Andronicus Ⅱ）的首相，是当时最博学、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尼兹菲拉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as Gregoras）是一位学者、历史学家，描述中的他是：“白天全心全意献身于公务，好像学术与他无缘似的；但在夜晚，离开宫廷之后，他专心一意地研究，就如一个学问高深的纯粹学者，没有其他任何兴趣。”狄奥多鲁斯编写史书、诗集、天文和哲学，其优秀出色是14世纪中任何希腊学者无法比的。革命推翻了他的权威，他丧失了地位、财富和家园，被送进监狱；但当他病倒时，他被允许移送到郊区的圣救主修道院终其一生。修道院的围墙，有拜占庭史上最好的镶嵌装饰，那还是他下令做的。
哲学上，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之间的争执，又再度上场。皇帝约翰六世康特库仁（Cantacuzene）拥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仍是盖米斯都·布雷托（Gemistus Pletho）崇拜的偶像。这位最有名的新希腊雄辩学家在小亚细亚的布鲁沙（Brusa）学习哲学，当时那个城市已是奥斯曼的首府。从一位犹太教师那里他学习了祆教的知识，他回到原籍伯罗奔尼撒后——以后名叫摩里亚（Morea）——可能已经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在米斯特拉（Mistra）定居之后，他成了法官和教授。1400年，他用柏拉图之名写了一篇论文，题名《法律》（“The Laws”），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以古希腊的宗教替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除了宙斯以外的古代奥林匹斯诸神转变成有创造性过程或理想的人格化象征。盖米斯都·布雷托不知道宗教信仰原是自然而成的，不是人为的。他的学生很热心地围绕着他、追随着他。学生中有一位叫约翰尼斯·贝萨里翁的，最后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和布雷托两人陪同皇帝约翰八世到费拉拉和佛罗伦萨（1438年），参加希腊和罗马两教会在神学和政治上暂时结合的会议。在佛罗伦萨，布雷托对一群上流精英人士发表了一篇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几乎触及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那里，人们利用“詹米斯丢斯”和“柏拉图”两个词，在他的名字上加了“完全”的绰号。回到米斯特拉，他不再争论神学，而成为大主教，卒年95岁（1450年）。
文艺的复活标明了文学的返老还童。主题和角色仍是宗教的，但偶尔一幅风景的笔触、一股自然的气息及新色彩和线条的温暖，给那些镶嵌细致的作品以生命。那些最近在科拉修道院中发现的艺术品如此生动，西方的历史学者公认为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到一些意大利清新的影响。这些新风格的画逐渐替代在装饰教堂和宫殿上镶嵌精细而耗费巨大的壁画，宗教的把持放松了，画的内容除了圣者的传奇外，也有活泼生动的假想人物和通俗故事。然而，这些圣像画家仍固守着古代僧侣的传统典型——瘦弱的体形和清教徒式的忠贞面容，显然缺乏时代精神。拜占庭的小人像绘画现在落入低谷，但在当时的西方，丝织画仍是无可匹敌的杰作。约在14世纪或者15世纪，有一幅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服》（Dalmatic of Charlemagne）的织画，是由艺术家设计在蓝色丝绸品上，熟练的工匠把金银线织成一幅幅的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和其他圣徒生活的景观。萨洛尼卡、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也出现同类的华丽纺织画。
现在希腊再次成为伟大艺术的中心。13世纪末，曾经喜欢城堡古迹如画景色的法兰克人企图使拜占庭势力复活。1348年，皇帝约翰六世遣送他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到摩里亚做总督。他把他的京畿建在能俯视胡斯巴达的小山上。许多贵族、客商、僧侣、艺人、学者和哲人来到这个新都，人们建起宏伟壮丽的修道院。其中的三座修道院在它们的教堂中，保存着中世纪的壁画：源自14世纪的梅托波利斯和佩里伯勒托斯修院，及源自15世纪早期的潘塔拉斯修院。这是拜占庭悠久艺术史上最好的壁画。在他们精巧的手工技术上，在他们造型的飘逸典雅上，在他们色彩的深度明暗上，他们堪与同时期意大利最好的壁画匹敌。确实，他们可能缺少奇马布埃、乔托或杜乔等人的故事性的吸引，而这些人也缺乏拜占庭的很多文化特性。
在希腊的东海岸，高高的圣山的海岬上，10世纪即有了修道院。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继而有14世纪庄严的潘托克拉托和15世纪的圣保罗修道院。在这些隐居处所的壁画中，18世纪希腊的《绘画导引》（Guide to Painting）认为萨洛尼卡的曼努埃尔·潘瑟林诺（Manuel Panselinos）最好，“在其艺术中，他被捧为超越古今所有的画家，而表现出如此辉煌的技巧”。但是曼努埃尔的日期和作品并不确定，他可能属于11世纪，也可能是在16世纪，而且也没有人能确定圣山上的绘画出自他的手笔。
拜占庭艺术历经黄金时代的高潮时，拜占庭政权却堕落了。陆军乱纪，海军腐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船只控制了黑海，海盗横行于希腊群岛。一群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雇佣兵——卡塔兰大兵团——占领了加利波利（1306年），抢夺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并在雅典建立共和国（1310年）。没有政权能够镇压他们，他们是被其本身的暴乱摧毁。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参加了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一项重占君士坦丁堡的阴谋。这项阴谋破碎了，但多年来，深为拜占庭皇帝防范的西方基督教已经没有能力抵抗伊斯兰教的进犯。当奥斯曼土耳其逼临大门时，惧怕也没有用了。
有一些皇帝自取灭亡。1342年，约翰六世卷入内战，要求奥斯曼的苏丹乌尔汗（Orkhan）的协助；乌尔汗赠予船只而且帮助他取得萨洛尼卡。这位感激的皇帝把女儿狄奥多拉嫁给他作为偏房，苏丹王另外送6000名兵士给他。约翰·帕拉奥洛古斯（John Palaeologus）要废他时，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诸教堂给乌尔汗，要求再增加2万土耳其士兵作为报酬，而且答应送给苏丹王色雷斯切尔索尼斯（Chersonese）的一个城堡。就在约翰六世得意洋洋之时，君士坦丁堡的人民认为他是媚外的奸逆而反抗他，一夜之间革命把他由皇帝降为历史学家（1355年）。他退隐到一处修道院，撰述他那段时期的经过，作为与敌人的最后一搏。
约翰·帕拉奥洛古斯发现王位并不稳定。1369年，他到罗马求助于教皇，答应使他的人民尊奉教皇，作为教皇协助他抵抗土耳其人的条件。在圣彼得神龛前，他起誓弃绝希腊正教教会。教皇乌尔班五世答应援助他抵抗异教徒，并为他写信给基督教国家诸王。但这事因故被搁置下来，约翰不但失去了协助反而被留在威尼斯作为偿付希腊债务的人质。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带去了这笔赎款。约翰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变得比以前更穷了，又因为背叛了正教被人民诟骂。从西方获取救助的第二度尝试失败后，他承认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d Ⅰ）为其宗主，同意向奥斯曼军队提供军事协助，并把他钟爱的儿子曼努埃尔交给土耳其作为人质。平静了一段时期，穆拉德放弃了拜占庭，转而试图征服巴尔干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