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生存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山川、河流和海洋把他们分割为发展各异的群体。在半隔离的状态下，言语与教养、气候的特性、风俗及服饰等都不相同。人类因受不安全感的驱使，而常猜疑异乡人，并对不同于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和陌生的面孔，常表敌意。不同的地形——高山与深谷、深海与海峡、港湾与河流——造成了欧洲各种独特的风光，也把这一块较小大陆的人口分割成20多个民族，各具歧见，心怀宿怨。这种原始创造的细工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反对把很多人拘囿于同一个神话与哑剧里。这些上下各异的服装、风俗、信仰与语言、本性与人类的需要，促使人类趋向经济的一致和相互的依赖，这种趋势显明而迫切地表露在发明与知识上，铲除了一切由地形阻隔而存有的障碍。从挪威到西西里岛，由俄罗斯到西班牙，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除了服装和语言上稍有差异外，其他都有类似的特性，像耕地、采矿、制衣、造屋、祭坛、学校、育幼、经营买卖，培养守法重秩序的习惯，成为人类自卫与生存上最坚强的组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想象中古的欧洲，也是如此一个团体。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寒冷；在荷兰，是战胜海洋；在德国，是控制森林；在奥地利，是征服高山。农业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其命运有赖于人类是否能赢得以上这些胜利。13世纪以前，农作物的轮栽在欧洲逐渐普遍，使土地加倍生产。1347年至1381年，中欧有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阻止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一年之内，斯特拉斯堡死了1.4万人，克拉科（Cracow）死了2万人，布雷斯劳死了3万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哈茨（Harz）矿山仍无矿工开采。人们以原始的动物耐性，又恢复了古代的劳动，将土壤挖掘、翻松。瑞典与德国开采铁与铜，他们在亚琛（Aachen）和多特蒙德（Dortmund）采煤，在萨克森（Saxony）采锡，在哈茨山采铅，在瑞典及提洛尔（Tyrol）采银，在卡林西亚（Carinthi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采金。
金属的生产供应了成长中的工业，而工业又促进了逐渐普遍的商业。德国是矿业巨子，在冶金术方面居领导地位。14世纪，德国就已使用熔炉；他们用水压碓和滚动磨，改进了金属生产。纽伦堡成了五金商的首都，以制造大炮和钟而著名。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施派尔、科隆等地的工商业，使它们几乎成为独立的城邦。莱茵河、美因河、莱希河、多瑙河等地，使德国南方诸城市，对于意大利与东方的陆上交通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大的商业公司行号、广布的输出口与代理商沿着这些路线而建，远远超过15世纪汉撒同盟的势力与范围。后者在14世纪仍然很强盛，控制了北方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但是1397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联盟突破了它的垄断。不久，英荷两国开始输运他们的货物。甚至连鲱鱼的贸易都违反汉撒同盟的规定。约1417年，他们决定在北海孵养鲱鱼，而不再在波罗的海；卢贝克（Lübeck），汉撒同盟的台柱，因失去了鲱鱼贸易而衰落，阿姆斯特丹因赢得这笔生意而日趋繁荣。
经济发展在乡村与城市、地主与农奴、贵族与企业家、商业公会与技工公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教士与俗人、教会与政府之间激起了阶级斗争。在瑞典、挪威和瑞士，农奴制度逐渐衰退或全部消失，但在中古欧洲的其他地方，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在丹麦、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等处，农民们获得了自由，但要清理土地。15世纪，农奴制度又被好战的贵族恢复了。我们从勃兰登堡农民的一句俗语中，可以判知这些德国年轻贵族的苛刻——这句俗语是：农民宁愿终生做地主的牛马，而不愿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在波罗的海，贵族和条顿族的骑士们，最初原以奴役被征服的斯拉夫人为乐。因为劳工的缺乏、黑死病及波兰战争（1409年），必须征用一般无业游民，并与邻邦订约，以引渡逃亡的奴隶。
被皇帝们袒护、作为男爵们陪衬的中产商人阶级，管理市政非常合适，市政厅和商人公会在很多事情上合作无间。技工公会也表顺服，甘愿接受市政当局规定的工资，而且禁止纠众罢工行动。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一样，原本骄狂神气的技工，被压制成为不能自卫的平民。因此，工人们随时都想革命。1348年，纽伦堡的技工占领了市议会，统治了该城将近一年，但被皇帝以武力征服，又恢复了贵族商人的权力。在普鲁士，1358年有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罢工者将被判割去一只耳朵。丹麦（1340年、1441年）、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莱茵（1432年）、挪威以及瑞典（1434年）等地的农民，相继叛乱。但因他们缺乏强固的组织，都失败了。但革命的思想已流传到城市和乡村。1438年，有一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了一种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凯泽·西吉斯蒙德的理想改革运动（Kaiser Sigismund’s Reformation）。这为1525年的农民革命做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