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7年，大主教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再次确定教会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法律，并将任何背弃教义者视为重大异端。从威克利夫手中夺回权力后，15世纪，英国教会逐渐强大，财源逐渐兴旺。为人作追思弥撒，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收入：将死的人，捐钱修建圣堂并举行弥撒，希望其灵魂及早进入天国。由于上议院中有20位主教和26位修道院院长的席次，而俗人的席次只有47位，教会控制了国会。亨利七世和以后的亨利八世，为禁止这种现象，坚持国王有权从合格的教士中提名英国修道院院长及主教。这种教士政治逐渐依附于君主，形成教士服从亨利八世、王权高于英国教会的态势。
同时，威克利夫派可怜的传道者继续传播他们反教士政治的思想。早在1382年，有一位修道的编年史家，耸人听闻地报告说：“他们像发芽的植物，滋长极快而遍及全国……当你在路上行走，遇到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威克利夫派的信徒。”他们在工人中，尤其是诺福克的织工中，很容易找到听众。1395年，威克利夫教派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向议会陈述他们的主张。他们反对教士的独身生活、变体论、崇拜偶像、朝圣远行，反对为死者祈祷、教会的财富及捐献，不赞成在政府机关中雇用教士，反对向牧师告解的必要、驱邪的仪式及崇拜圣人。在其他方面，他们建议人人经常阅读《圣经》，并遵守其中的戒条律令。他们谴责战争，认为这不是基督徒的事；奢侈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节约，以便使人们恢复俭朴的衣食；他们厌恨赌咒发誓，而代以下述话语，“我确知”或“那是事实”——即是真理。清教徒的心理和观点，已经在大不列颠形成。有一些传教士把社会主义与其宗教混合，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攻击私有财产，而且如争取农工阶级支持一样，也求助于骑士与上流阶层。
然而上层阶级难忘1381年大叛乱时的情景，而教会方面发现自身为防护所做的新准备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安定力量。理查二世逮捕在议会中的威克利夫派代表，威胁他们必须安分沉默。1397年，英国主教请求国王“依照其他归属于基督教范围的规定”处死那些毫无悔意的异教徒，但理查不愿这么做。1401年，亨利四世及其议会颁布了一项有名的法令，“火焚异教徒”：凡被教会法庭宣判的顽固异教徒，应被焚死；所有异端书籍，均应销毁。就在那年，一位威克利夫派的传教士威廉·萨韦彻（William Sawtrey），即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其他威克利夫派的教徒被捕后因能悔改，得免处死。1406年，威尔士王子向亨利四世报告称：威克利夫教派的宣传及其对教会财产的攻击，威胁了整个社会的现存组织。于是，国王下令更严厉地处死异教徒，但从事罗马宗教分裂政治的主教们，其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了打猎中。1410年，约翰·巴德比（John Badby），一个威克利夫教派的裁缝，被教会判处火刑，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木柴未点燃前，哈尔王子劝其如能悔改，愿宽赦其死刑，并给予金钱；巴德比拒绝了，他走上柴堆，接受死刑。
哈尔王子于1413年登位，是为亨利五世，他全力支持这种高压政策。他有一位朋友是科伯海姆（Cobham）的领主，叫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莎士比亚的观众认为他就是《亨利四世》一剧中的那个胖骑士。奥尔德卡斯尔在战场表现优越，对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和肯特郡其领域内的威克利夫传教士，予以容忍和保护。主教们曾三次召讯他，他三度拒绝出席，后经国王手令，他才屈服，出现在威克利夫36年前受审的圣保罗聚会所的主教们面前。他确证诚心信奉基督，但不反对威克利夫派有关告解或圣餐的见解。于是他被判处为异教徒，并被囚禁于伦敦城堡之中，他有40天的宽限期，以期悔改回头，他却借机逃走。伦敦附近的威克利夫派教徒得到消息，又起而叛乱，1414年他们还企图劫持国王。这一阴谋未成，某些叛乱领袖被捕，并处以绞刑。奥尔德卡斯尔在赫里福特郡山区和威尔士藏匿了3年，终被擒获，以卖国贼罪判处绞刑，1417年，终以异教徒的罪名被火焚而死。国家与教会，终偿其愿。
如果与其他罪刑相比，对威克利夫派的判刑，几乎还算温和的。1400年至1485年，处死异教徒的案子共有11件，据闻有几处威克利夫派聚会所一直存在到1521年；直到1518年，遭受火刑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还宣称他曾感化了700人信奉威克利夫教义；1521年，尚有6人被焚。亨利八世使英国脱离罗马时，全国未经革命就接受改变，威克利夫派信徒或许会说，他们已多多少少为这件事铺好了道路。
1450年，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雷金纳德·皮科克（Reginald Pecock）出版了一，以当时的幻想方式，把这书叫作《过分谴责传教士为镇压者》（Repressor of Over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它公开反驳威克利夫教派，建议不要用火刑来压制这种思想，最好诉诸理性。这位热心的主教太过理性，以至过分沉迷于理智，并已坠入异教的危险。他用理性反驳威克利夫派在《圣经》上的理论。在《论信仰》（Treatise on Faith）一，他的确把理性置于《圣经》之上，作为一项真理的考验——这种情形欧洲要费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无法阻止这一切的镇压者，只有尽量说明：教会中的神父们并不是常可信赖的，亚里士多德也非绝对的权威，圣徒们并不一定熟习他们的信条，而“君士坦丁的捐赠”只是一种伪造。1457年，英国主教们对这位站在教会法庭前高傲的皮科克给出两种选择：悔改认罪或接受火刑。他不愿接受焚刑，便公开宣誓，随即被免除其主教职权，然后被禁于索尼（Thorney）修院，直到1460年他去世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