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虽充满争斗与混乱，却产生了一位重要的诗人和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因为国家经济及集权政府，不论作家是来自布列塔尼、勃艮第或普罗旺斯，法国的文学已使用书面法语。科米纳似乎要证明法文已经成熟，不用拉丁文而选用法文写他的《回忆录》。他采用了他出生地佛兰德斯的科米纳为其姓氏。他出身于贵族，公爵菲利普是他的教父，他曾在勃艮第朝廷长大。1464年，年仅17岁即在夏罗莱的伯爵手下任职。当伯爵成为勇士查理时，在裴隆俘虏了路易十一，科米纳愤恨公爵的这种行为，也许他自知将被免职，就很明智地转到国王座下服务。路易十一派他做御前大臣，并赐给他财产，查理八世又派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上的职务。同时，科米纳编写了古典的历史文学——《回忆录》、《编年史》、《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传》及《查理八世国王年谱》——这些书用简明的法语写成，作者显然深谙实情并曾亲身经历过所述的各项大事。
这些书证实了法国回忆录文学之丰。其缺点是大部分是叙述战争，不像弗鲁瓦萨尔或让·茹安维尔那么生动活泼；内容大部分是感谢上帝并赞扬路易十一狂妄的政策；经常有散漫离题和陈腔滥调之处。虽然如此，科米纳仍称得上近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人物事态上，寻求其因果关系，分析其特性、动机及借口，客观地判断行为，并对重大事故及原始文件加以研究并解说。在这些方面他比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要先一步。他对人类悲观的看法是：
那常常足以约束我们不互相加害，压制我们去保存我们所已有之物，或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我们侵占别人所有的，既非自然的理性，也非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邻人的友善更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坏人有了知识会变更坏，而好人则可改善向上。
他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希望他的书能教给王公贵胄一些谋略：
也许一般人不愿找麻烦去看这些回忆录，王侯们却可以阅读……虽然敌人或王侯立场并不常常相同，但是他们的事情大多类似，过去的事情对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益处……使一个人增长智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历史……依照我们先人的方式与先例去学习适应及配合我们的计划和事业，因为人生非常短暂，我们无法事事均有经验。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是他那个时代最明智的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他同意科米纳的思想，称科米纳的《回忆录》是其本人的每日祈祷书。
一般民众更喜爱传奇故事、笑剧及讽刺文章。1508年，出现了《西班牙骑士恋史》（Amadis de Gaule）的法文译本。12队演员连续表演了神秘剧、道德剧、笑剧及使教士和国王都发笑的荒唐剧。皮埃尔·格林戈勒（Pierre Gringore）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整整一个时代，他很成功而且很有天才地撰写、饰演了这种愚行剧。在法国文学里最持久的笑剧是《皮埃尔·巴特林先生》（Maistre Pierre Pathelin），约1464年首先演出，一直演到1872年止。巴特林是一位饥饿多病的穷苦律师，他曾劝说一位布商卖给他6厄尔（ell）布，并约定于当晚邀请布商吃晚饭并付款。当此布商来时，巴特林躺在床上口发狂言，佯装发高烧，对邀宴及付款之事称毫不知情。布商离去时遇见自己的牧羊人，控告他偷杀了他的羊，扭他去见法官。牧羊人请了一位收费少的律师即巴特林，巴特林教他如何装傻并学羊叫来回答一切问题。法官被羊叫声弄得莫名其妙，又被原告布商对牧羊人及律师的不停啰嗦搞烦了，只好要求双方安静，说出了法国最出名的一句谚语：“让我们再回到羊的事情。”该案最后在吵吵闹闹中，毫无结果地结束。得意的巴特林要求牧羊人给他报酬，牧羊人也就只用“羊叫声”来回答，巴特林作法自毙，聪明的骗人者反而被老实人所骗。这个故事把法国人喜欢争辩的精神，完全揭露出来。当拉伯雷构想巴奴什（Panurge）时，也许会记起巴特林吧！而莫里哀又对此进行新的演绎。
维庸是15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他曾犯过哄骗、盗窃、通奸、诈欺及杀人等罪，犹如当时的国王和贵族一样，但比较有理性与情调。他曾困窘到无法生活。1431年，他出生于弗朗索斯·蒙科伯尔（Fran?ois de Montcorbier），长于巴黎，该地遭受瘟疫，而被当地一位慈善的传教士纪尧姆·维庸（Guillaume de Villon）收为养子，他因采用养父之名而感到羞耻，却无法更除。纪尧姆忍受其顽皮、逃学，供应他进大学，当弗朗索斯·维庸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他感到欣慰。此后3年，他又供给他在圣贝诺伊特（St.Beno?t）修院中的食宿，等待他的成熟。
当纪尧姆及维庸的生母见到维庸由规矩转向诗人气质，复由神学混入下流时，必定感到伤心过。巴黎的流氓、娼妓、小偷、乞丐、土棍、鸨头、酒鬼、不良少年等非常猖獗，维庸却与这些人物往来。有一段时间他居然开过娼寮。这也许是因为他受到过多的宗教教育而产生对修院的厌腻；要一位教士的儿子去遵守“十戒”，尤其是一件难事。1455年的6月5日，一位名叫菲利普·谢尔莫伊（Philippe Chermoye）的传教士开始与维庸争吵，并且用小刀割破他的嘴唇，维庸于是将菲利普重重地刺伤，数周内，后者便死亡。这位诗人在其伙伴中固然是位英雄，但成了警察追捕的不法分子，于是他由巴黎逃往乡间，藏匿近一年。
维庸鸠形鹄面、枯瘦如柴地归来，一边注视着宪警，一边随时干着扒窃之事，饥渴地在寻求爱情和食物。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少女，但她讨厌他，后来该少女找了一位英俊的骑士把他揍了一顿，他却更爱她。为了想念她，他称她为“我的歪鼻女士”。1456年，他写下短短的诗句《小遗书》。他满身债务和怨仇，不知道何时会送命。他因未能得到爱人的肉体而咒骂，把他的紧身裤袜送给罗伯特·瓦莱（Robert Vallée），“为使他的情妇穿上更舒服；遗留给佩内特（Pernet Marchand）三捆干草放在空地上而作调情之用”。他想把他剪去的头发，送给他的理发师；他把他的那颗“可怜的、苍白的、麻木死了的”心，留给他那位“铁石心肠而不理睬他的爱人”。
维庸把所有的财物处理之后，又陷于绝粮之境。1456年的圣诞前夕，伙同其他三人去抢劫纳瓦尔学院500克朗。他分到了一份赃金，又恢复了乡居隐匿的生活，有一年之久未再露面。1457年冬天，奥尔良的查理在布卢瓦举办了一个诗人招待会，他也参加了。还参与该处的诗赛，而且一定很开心，查理留他做客数周，他那空空的钱袋又塞满了。其后，因开玩笑或是争论，冲淡了彼此的友情，他道歉一声后又离开。他流浪到南部的布尔日，与波旁的约翰二世公爵交换了一首诗作为礼物后，又漫游至鲁西永。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窥见这位诗人的生活，他多才多艺却债台高筑；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却还与村姑和酒女谈情说爱；在路上他吹哨唱歌，在城中却逃避警员；他也是一位忽隐忽现、行踪不定的怪人。他终在1460年被囚于奥尔良监狱，被判死刑。
我们弄不清是什么造成了他那种境遇。我们只知道在那年的7月，奥尔良的玛丽——那位诗人公爵的女儿，隆重地返归奥尔良，而查理为庆祝此事，大赦囚犯。维庸在这个全城狂欢中逃出牢狱。但因为饥饿，他又行窃而被捕，加之他以前的逃狱，两罪并罚。这次，他被关在奥尔良城附近的卢瓦尔河上游默恩（Meung）村中那个又黑又湿的地牢里。他囚入该牢有4个月之久，与老鼠和青蛙同居，他咬紧他那有伤痕的嘴唇，发誓要向那些惩罚窃贼和使诗人们饿死的人报仇。但全世界人们并非都是残酷的。路易十一经过奥尔良城，宣布了另一大赦，维庸获知他已自由时，高兴地在牢里大跳西班牙式的三步舞，然后急忙回到巴黎附近。他现已30岁，面色苍老又秃头，身无分文。这时，他又写下了他最伟大的诗篇，简单地称其为《短歌行》（Les Lais）。后世发现其中很多又以讽刺性的遗嘱文体出现，便称其为《大遗嘱》（Le Grand Testament，1461—1462年）。他把他的眼镜留在医院供目盲的穷人使用，以便他们——如果他们能的话——可以到停尸所中去区别那些骷髅的善恶与贵贱。他为被死亡困扰的短促人生而哀叹美好的无常。他唱了一首《昨日的美女》（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三节联韵诗：
告诉我罗马的美女花神，在阴世何处？
泰斯及阿奇皮亚德——这对姐妹花罕世其匹？
当人们在河边或沼地呼唤时，美胜尘世的埃科，在上空答复。
但去年的雪花已变成了什么？
他认为使我们销魂的爱情，旋又在我们怀中融化，这真是大自然的一种不可恕的罪孽。他最痛苦的诗是《公正造物者的惋叹》（Les Regrets de la Belle Heaulmière）——
那些光洁的额头在何处？
那些蛾眉金发在何处？
而那些明媚的眸子如今又在何处？
连最聪明才智之士，也被尘世夺去？
挺直而娇小的鼻子，
细嫩柔美的耳朵；
笑靥的面颊和撅起的鲜艳迷人双唇，
这些又在何处？
此诗细腻的描述，产生了无限的诱惑，然后，在哀伤的连祷文中，这些魔力逐一消失：
胸部全已枯萎消失，
乳头已下坠腰部，
大腿不再似大腿，
松缩而有斑点，像野猪肉——
这一首诗，似乎为咏“腊肠”，真是可悲。
由于不再有动人的爱情或生命，维庸把自己的遗体留给尘土：
命运注定我的尸体，
要回入黄土——那是我们的老祖母；
那儿的虫豸将无多大好处，
因为多年来的饥饿，我早已皮干肉枯。
他为了报恩，把他的书遗赠给继父；他又把献给圣母的一首谦恭民谣，赠给老母，作为临别纪念物，他要求人们（不包括曾经监禁过他的那些人）都可怜他：这些人们包括修士和修女、哑剧演员、歌手、男仆、勇士，“那些善于交际的时髦人士……说对口相声者、耍把戏者、翻跟头者、耍猴子及铺地毯的小丑……良善者及诚朴者、生者及死者——我哀求所有的人可怜我。”所以：
贵与贱同在此处了结一生，
可怜的维庸遗书！当他死时，
当丧钟在头上响时……
我求你来参加他的丧礼。
善良如一岁婴儿的皇太子，
你听到他最后的一声叹息；
那时他已自感接近归宿，
他喝尽一大口红色葡萄汁。
他虽然立下这些遗书和告别赠言，仍不能马上丢掉人生的苦杯。1462年，他回到继父纪尧姆·维庸处（修道院），他的母亲很高兴。但是法律未曾放过他。纳瓦耳学院逮捕了他，释放的条件是6年前他从该学院偷的40克朗银币必须在3年内分期偿清。他在获释的当晚，霉运又临，由于在牢中和两个老囚犯酗酒肇事，致一位教士被误杀。显然，维庸并未参与此事，当时他已回到房间去祈祷。虽是如此，他还是再次被逮捕，并遭受灌水酷刑，灌水灌得喉咙似要胀裂。随后，使他更感到惊骇的是他被判绞刑。他被严密地囚禁达数周之久，盼望获救终又失望。目前，他与他的同犯只有等死，这时他向世人写下一封可怜的告别书：
同胞们，在我们去世后，你们还活着！
不要对我们太狠心；
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些不幸人好些，
上帝也会对你们好些。
你们眼看着，我们五六人要受绞刑，
我们的肉体在此将被喂狗，
一点一点被吃掉，腐烂，撕成破片，
我们的尸骨会变成灰尘；
但愿无人对我们的痛苦嘲笑，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雨水冲洗并泡浸了我们五人，
太阳又把我们炙成焦炭；的确，天天如此，
鸦鹊用嘴撕扯我们的身体，
挖出我们的眼珠，拔去我们的须眉，充作旅费，
我们死无安息，到处飘浮，
风向转变，随其狂飏乱游，
比林园中的果子遭到更多的鸟啄；
同胞们，请发慈悲心，别再在此地嘲弄，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不过，维庸这时尚未十分绝望，他说服了看守他的狱卒，为他的养父纪尧姆带信，以便向议会法庭上诉如此不公平的判决。能宽恕他近500次的养父，再度替这位诗人请愿，因为这位诗人终究多少有些令人喜爱的优点。1463年1月3日，“该法庭下令……宣告原判无效，但因其品行不佳，应被逐出该镇10年……及巴黎的子爵辖区”。维庸撰写了一首愉快的歌谣向法庭致谢，并要求3日的宽限，以便准备其旅程及向家人告别。这个请求也被获准，据说他曾向其养父及母亲作最后的告别。他整治行装，带着养父给他的一瓶酒和钱袋，在接受了祝福后，即离开巴黎并与历史告别。此后再无其消息。
维庸曾做过小偷，却是一位风趣的小偷，而这个世界需要风趣。他可能有些粗野，例如在《肥胖的玛戈特四节联韵诗》（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中，对那些情欲难以餍足的妇女任意作淫秽的描写，他很俏皮地赤裸裸解剖各项细节。他所犯的一切罪恶，他精神上的多愁善感，以及他诗中含有的忧伤悲调，这一切我们都能原谅。他因所犯的罪恶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他遗留给我们的却全是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