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公平无私地落在满获法国战利品的英国与战败凄凉的法国。黑死病在中世纪是平常事件，其蹂躏欧洲，在14世纪达32年，在15世纪达41年，在16世纪达30年。由于自然律与人类的无知，那些顽固的马尔萨斯信徒（Malthusian），配合着战争与饥馑，共同抑制了人口的剧烈繁殖。在这些光临的凶神中，以黑死病最为糟糕，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灾害。瘟疫从意大利窜入普罗旺斯与法国，或许更直接地是由于近东的老鼠在马赛港着陆而引起。在纳邦，据说就有3万人死于该疫，在巴黎为5万人，在欧洲为2500万人，总共合起来大概占“欧洲文明世界人口的1/4”。当时的医药对之束手无策，医师找不出疾病的原因。基塔泽托·希巴塞伯罗（Kitazato Shibasaburo）与耶尔森·亚历山大（Yersin Alexandre）两人在1894年发现了黑死病的杆菌，他们只能用放血、清肠、强心剂、清洁身体与房子及用醋的蒸气来消毒。虽有少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恐传染，竟拒绝治疗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勇敢地面对这一个残酷无情的考验，无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此牺牲了生命。1348年尚活着的28位红衣主教，有9位也在一年后死去；其他尚有64位大主教中的25位，375位主教中的207位，都遭遇同一噩运。
这种瘟疫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由于穷人死得比富人多，劳动力缺乏，成千上万亩的土地空下无人耕耘，几百万条鲱鱼也白白死掉。劳工获得了要求改善待遇的好机会，他们工资提高了，免除了许多义务，同时激起了使贵族们寒战半世纪之久的叛乱。即使圣职人员如祭司等，也在呼求提高薪俸。农奴离开农场而涌往城市，工业日趋发展，商人阶级比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利更多。公共卫生这时已稍见改进。无限的苦痛与惨剧削弱了大众心灵，仿佛集体患上了精神病。整个人群似乎同时发疯，就像自笞派教徒（Flagellant）一样。他们在1349年（13世纪也曾有一次）几乎一丝不挂地游行过街，一面鞭笞自己，以资赎罪，一面祈祷着最后审判、乌托邦与大屠杀的来临。人们比平常更加热心地倾听测心家、圆梦者、神棍术士、江湖郎中及其他骗徒之言。正统信仰已显衰落，迷信却泛滥流行。人们以种种怪因来解释这场大瘟疫。有些认为是土星、木星与火星三者相遇时辰冲克，另一些则认为是麻风病人或犹太人在井中下毒所致。从布鲁塞尔到布雷斯劳（Breslau）100个城市中的半数犹太居民因而被杀（1348—1349年）。成千的警察、法官、政府官吏、主教与牧师死于瘟疫，社会秩序几乎完全摧毁。即使“打仗”这门生意，也不得不暂时冷淡一下。从加来之围到普瓦捷一役（1356年），其间乃是英、法百年战争勉强休战之期。这时，丧生于瘟疫的步兵各级人员，由一些认为生比死多值不了几文钱的穷汉来补充。
在这场疫疠和战败之后，56岁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娶了一位十八妙龄、原准备嫁给他儿子的西班牙纳瓦尔的女人布兰奇（Blanche of Navarre）。但7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他的那位号称“好人”的儿子约翰二世对于贵族们而言，的确很好。他免除他们的赋税，付钱给他们以保卫土地对抗英国人，维持了骑士的一切仪式与风采。他用贬低币值的老办法来偿付战债。另一方面，他加重了中下阶级的赋税，之后，他便浩浩荡荡地率兵前往普瓦捷，与英国决战。约翰二世的1.5万名骑士、苏格兰军与佣兵，遭到英国黑王子7000名士兵的迎头痛击、杀害或俘虏。约翰国王虽拼命奋战，但由于不善领兵，他与儿子菲利普、17位伯爵及无数的贵族、骑士与扈从，都成了阶下囚。其中大部分当场被允许赎回自由，另有许多俘虏，则允许在圣诞节前将赎款带到波尔多而获释。这位黑王子对待法国国王约翰很有皇家风度，他从容地押着法国国王班师回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