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307年的人口，据粗略估计约为300万，与1066年所推定的250万相较，只是一种缓慢的增加。这一数字一方面显示农业与工业技术进步迟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饥荒、疾病与战争对人口繁殖的有效抑制。在这块肥沃却狭窄的岛屿上，不能以其资源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人口中约3/4为农民，而农民中又有一半是农奴。在这方面，英国比法国落后了一个世纪。
在英国，阶级的区分较诸欧洲大陆更为森严。当时的生活圈似乎只围绕着两个核心：优雅且骄慢的统治阶级，抱着希望且怀着仇恨的被统治阶级。以贵族领主而言，除了对国王的有限贡献外，他们是封地的主人，其权力甚至超出所辖地区之外。兰开斯特、诺福克与白金汉（Buckingham）诸地的公爵，其财产足与皇家相抗衡，尼维尔（Nevilles）、珀西两家的财富也不少。封建诸侯有权要求其附庸骑士与扈从效忠、保护，并穿戴其“仆役制服”（Livery）。然而，个人也可能从低阶层中崛起，一位商人的女儿也能钓得一名金龟婿并获取一个高贵的名衔。假如乔叟复生，他会惊异于他的孙女竟一变成为公爵夫人。中产阶级尽量模仿贵族的生活举止；他们在英国互以“主人”（Master）、在法国则互以“阁下”（Mon seigneur）相称呼；不久，每位男士又都成了“先生或君”（Mister或Monsieur），而每位女士则成了“夫人”（Mistress）或“女士”（Madame）。
工业的进展快于农业。1300年，英国所有的煤矿几乎都在开工，银、铁、铅、锡也在开采，各类金属的输出在全国外贸上居于高位。“英国土地下的财富高于地上的”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这一时期羊毛工业的兴起使英国富足。贵族地主将以前拨给农奴与佃户作为平常用途的土地一一收回，同时将一片片广大土地改为绵羊牧地，因为出售羊毛比种庄稼更能赚大钱。羊毛商一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他们有能力将巨额的钱财贷借给压榨他们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由于不想让英国本土的羊毛原料运往法国的佛兰德斯以供养别人的毛衣工业，爱德华三世（1331年起）引诱该地的织布匠前往不列颠，并经后者建议，终于在英国建立了纺织工业。随后，他禁止本国羊毛输出和大部分外国布匹的输入。14世纪末，布匹生产已取代羊毛贸易成为英国流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英国达到半资本化的形态。
这门新工业需要许多技艺上的密切配合，包括织造、漂洗、梳毛、染色与整理等。旧式的手艺业公会已不能处理批量生产所需的精密合作，各项专业的劳动力由企业家组织、支持与控制。然而，英国不像佛罗伦萨与佛兰德斯等地那样形成工厂制度。大部分仍然靠小店里的老师傅、学徒及几个工人完成，或在小乡村的磨坊里利用水力，或在乡间家户中利用家务闲空，耐心地用双手在织布机上孜孜工作而成。手艺公会以罢工方式对抗这一新制度，但后者优越的生产方式征服了所有的抗力。那些竞相出卖劳动力与技术的工人，逐渐听由提供资本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摆布。城镇中穷苦的劳工大众“赚一文吃一文……没好穿的、没好住的，好日子时可以一饱，坏日子时只有挨饿。”当时英国城市的所有男性居民，均须征召参加公共工作，但有钱人家可以付钱免役。这一时期社会的贫穷情况也许不如19世纪早期那样可怕，但也苦涩难当。乞丐无数，他们居然还有组织，用来保护并管理这一行业。各教会、修道院与同业公会的救济，同样疲软无力。
在这种局面下，黑死病的侵入不只引发了一场自然大灾害，几乎也是一场经济革命。英国人民居地的气候虽适合植物生长却极不宜于健康；田野虽终年常绿，居民却易患痛风、风湿、哮喘、坐骨神经痛、肺痨、浮肿及眼疾、皮肤病等。各阶层人士都吃粗食，喝烈酒，以保温暖。“现在仅少数人活到40岁，”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约1340年说道，“活到50岁的，更少之又少。”那时的公共卫生尚在原始阶段；制革厂、猪栏、厕所的恶臭污染着空气；只有富室之家才装有自来水，大多数仍从沟渠或井里取水，甚至每周洗一次澡，用过的水也不敢浪费。贫苦阶级成了周期性削减人口的瘟疫的牺牲品。1349年，黑死病从诺曼底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年后侵入苏格兰与爱尔兰，然后分别于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1390年、1438年及1464年又窜回英格兰。总结起来，每3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被夺走。约有近半数的教士死亡。后来英国教会受人指责的一些弊端，也许就是由于教士死亡太多，才将缺少适当训练与品格不合的人匆匆补缺的缘故。艺术也连带遭殃，教会建筑几乎停顿了30年之久。这时，道德趋于堕落，家庭束缚松懈，性关系泛滥，溢出了婚姻制度替社会秩序所设的防线。法律没有官吏来执行，而且常被漠视。
瘟疫与战争合作，加速了采邑制度的没落。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孩子或其他援助，抛弃了租地迁往城镇。地主不得不以两倍于从前的工资雇用自由工人，以比过去更安适的条件来吸引新佃户，并以金钱换取封地上需要的劳力。另一方面地主们又苦于物价日益上涨，便诉请政府稳定工资。御前会议即刻颁发一道法令（1349年6月18日）以为对策，内容如下：
由于近来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工人和仆役都死于瘟疫，许多人……除非接受额外的工资，便不肯工作，有些人甚至宁愿行乞于市而不愿凭劳力过活。我们考虑到因特别缺乏农人及此类劳工可能产生的严重困难，并与主教、贵族及学者共同会商之后，规定各项如下：
1.凡年未满60岁具有体力者，生活无定，仍可工作者，均须受雇于人，否则送入监狱，直到寻到保人担保其工作为止。
2.倘工人或仆役于期前离去，将受监禁。
3.仆役工资照旧，不许多给……
4.倘技师或工人超额收取工资，将受判刑。
5.粮食须以合理价格出售。
6.任何人不得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施舍。
这一法令受到雇主与雇工的普遍漠视，因此，国会又公布了一道《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1351年2月9日），特别规定任何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同时核定了大多数劳务与货品的价格，并为此设立一个执行机构。1360年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凡契约期或租佃期未满即行离去的农夫，可用武力强制返工，由和平法庭判决，还可在其眉上烙印。日益严厉的此类法案，在1377年至1381年施行。尽管如此，工资却仍在上涨，而由此产生的劳工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激发了阶级冲突，新武器也交到叛乱者手中。
继之而起的叛乱，来源甚多。奴属地位的农人要求自由；自由佃农则要求停止缴纳高税，把每亩每年的地租降到4便士。有些城镇仍然隶属封建领主，也极欲独立自治。在解放社区，工人仇视商人的寡头政治，而工匠则因为贫困不安而反抗。所有人——包括农民、劳工大众，甚至地方教士——都指责晚年的爱德华三世与理查二世接位初期时政事的失当。他们质问为何英国军队自1369年以后连战连败，为何还要抽重税来支援这些败仗。他们尤其痛恨年轻国王身边的两位重臣萨德伯里与罗伯特·黑尔斯（Robert Hales），还有根特的约翰，认为他们是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先锋和保护者。
动乱与威克利夫派关系很小，但动乱者心理上多少受其影响。这次叛乱中的知识分子约翰·鲍尔，便喜欢引用威克利夫之言，而瓦特·泰勒（Wat Tyler）也跟随着威克利夫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鲍尔是“肯特（Kent）的疯牧师”，他在会众间传播共产主义，在1306年被处以破门律。他变成了巡回传教士，经常抨击高级教士与领主的不义之财，要求教士守持基督福音式的贫穷，他也嘲弄各个争权夺利的教皇在分裂运动中分抢耶稣的圣袍。有两句话流传甚广，据说是他的名言：
亚当耕田夏娃织，
那时谁又是绅士？
意为：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在伊甸园里可有任何阶级区分？弗鲁瓦萨尔虽然酷爱英国贵族政治，但也曾引述鲍尔的见解：
我的好朋友们，除非万物平等，否则英国国内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只有在既无奴仆，也无领主，统治者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时，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他们对待我们多么恶劣！他们凭什么奴役我们？我们岂不全都从同一祖宗亚当与夏娃而来？他们又凭什么显示出他们该高居我们之上？……我们被看成奴隶，如果工作不力，即遭鞭打……让我们见国王予以申告；他很年轻，我们可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答复；倘或不然，我们便须自己设法改善我们的状况。
鲍尔曾被逮捕过三次。当叛乱爆发时，他还在狱中。
1380年开始的人头税使不满达到高峰。政府这时濒临破产，国王抵押的珠宝将遭没收，而在法国的战争犹在呼求新的支援。10万英镑的重税又落在老百姓身上，凡年过15岁的居民均须纳税。引起叛乱的各种不同怨气也因新税而汇集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逃避税吏，税收总额大为短绌。当政府派遣新的监督官搜捕逃税者时，人民拿起武器聚集起来反抗他们。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皇室的代理人遭人用石头赶出城外（1381年），同样的事件也在福宾（Fobbing）、科林亨（Corringham）与圣奥尔班（St.Albans）等地发生。抗税的群众大会数度在伦敦举行，城市的示威运动助长了农村的叛乱，并引导农民趋集城市，与那里的群众结合，“逼迫国王不使英国境内再有农奴存在”。
进入肯特郡的一群收税官遇到暴力的反击。1381年6月6日，一群暴民攻入罗切斯特的监牢，将囚犯释放，同时劫掠该城。翌日，他们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此人来历不明，是一名退伍军人，这可以从他能将混乱的乌合之众编练得行动规律一致，而且很快使得他们服从其统御看出。6月8日，这群庞大的队伍，携带弓箭、棍棒、斧头与刀剑，会合肯特郡几乎每一个村庄的新兵，纷纷去攻击那些不得人缘的地主、律师与政府官吏之家。6月10日，这群人在欢迎声中侵入坎特伯雷，他们掠夺退位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宫室，打开监狱，并抢劫富豪的宅第。整个东肯特郡都发动了革命，一城接着一城起义，地方官吏纷纷在暴风雨前溜逃。豪门富室则逃难到英国境内其他地方，躲在偏远的处所，甚或捐献财物给革命党，借以免除进一步的损害。6月11日，泰勒挥军转向伦敦，在梅德斯通（Maidstone）将约翰·鲍尔从狱中释放；后者也加入行列，而且每天向这群人传教。他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的统治，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均将铲除，再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国王。
同时，连带的叛乱也在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伯弗利（Beverly）、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剑桥（Cambridge）、埃塞克斯（Essex）、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萨塞克斯（Sussex）、赫特福德、萨默塞特（Somerset）各地爆发。在埃德蒙（Bury St.Edmund），人们将那位一向固执于修道院权力的修道院院长的头砍下。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他们杀害了几位被认为插足英国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们尽可能摧毁载有封建产权与义务的案卷、租约或特许状。因此，剑桥的市民便烧毁了该大学的特许状；在沃尔瑟姆（Waltham），修道院档案中的每个文件都被付之一炬。
6月11日，来自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的叛军接近伦敦北郊。12日，肯特郡的起义队伍刚刚渡过泰晤士河抵达萨瑟克（Southwark）。国王这方面并未作有力的抵抗。理查二世、萨德伯里与黑尔斯都藏在伦敦塔里。叛军领袖泰勒请求会见国王，但遭拒绝。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下令关闭四座城门，但旋即被城里的革命志士打开。6月13日，肯特郡的革命队伍攻入首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又有成千的工人加入。泰勒一方面监禁旧主约翰，予以善待；另一方面压制众怒，不许其手下侵犯约翰的府第。果然使约翰家中安然无恙，有一位想偷银杯的暴民便遭群众杀害。城内其他处却难免一劫：昂贵的家具被掷出窗外；富丽的幔帐被撕成碎片；首饰珠宝被打得粉碎；房子被烧塌；喝酒欢乐的叛军，有些醉倒在地窖中竟被人遗忘而活活烧死。嗣后，叛军转向教堂——那是英国律师的大本营，农民们永远记恨律师写过他们的卖身契和估算他们的财产去供课税的事，因此也把律师们的案卷全部付之一炬，并焚毁其建筑。纽盖特（Newgate）街与弗莱特（Fleet）街的监狱被打开，狂喜的囚犯都加入暴动。长达一个世纪的仇恨涌集在一天中发泄，群众也感到疲倦，他们一躺在城里空旷之地就呼呼入睡。
那天晚上，御前会议认为最好不让国王与泰勒单独会面。他们送信邀请泰勒及其随从于翌晨在伦敦北郊一个叫米莱·恩德（Mile End）的地方与国王理查二世谈判。6月14日，天刚破晓，除了不敢露面的萨德伯里和黑尔斯两人，这位14岁稚龄的国王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所有御前会议大臣骑马走出伦敦塔。这一小群人穿过聚集的人群到达米莱·恩德，埃塞克斯区的叛军早已等候在那里；以泰勒为首的肯特区叛军也跟随而至。理查二世似早已准备答应其所有要求，此番态度令泰勒甚感惊讶。英国全境废除农奴制度，所有封建领主制下的权利与义务一律终止，佃户的租额全部免清；并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民予以特赦。30位秘书立刻草拟对所有地区施用的自由状与赦罪令。在此，国王仅拒绝了一项要求，即不允许将皇室大臣与“奸贼”交给人民。理查二世答复叛军时表示，凡被控失职的政府官员，均应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接受审判，倘发现有罪，定必予以惩处。
泰勒不满这一答复，因此率领人马赶往伦敦塔。他们发现萨德伯里大主教在小教堂里唱弥撒，便将他拖入庭院中，按倒在地，以木枕颈，行刑的刽子手是外行人，连砍八斧方将头砍下。叛乱者将黑尔斯及另外二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给死去的大主教戴上法冠，把法冠用铁钉牢牢地钉在脑袋上。他们又用枪挑着砍下的头，游街示众，然后挂在伦敦桥的门楼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在屠杀。伦敦商人平日怨恨佛兰德斯人的买卖竞争，便怂恿群众悉数杀害城中的佛兰德斯人。为了判别可疑者的国籍，往往示以干酪面包，令其回答为何物，倘受嫌者答以“brod und k?se”（佛兰德斯语与德语的“干酪面包”），或带上佛兰德斯的土腔，便立即没命。当天便有150名以上的外国商人与银行家在伦敦遇害，又有许多英国律师、税吏及根特的约翰的随从死在复仇者的乱斧下。小学徒谋杀师父，欠债人刺死债主。直到深夜，这群饱染鲜血的胜利者才停手歇息。
理查二世获悉此事后没有回伦敦塔，由米莱·恩德避往圣保罗教堂附近其母的居处。同时，大群从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来的叛众，由于争取自由特许状的成功，纷纷地高兴回家。6月15日，国王向留下的叛民发出一道委婉的咨文，要求他们在奥尔德桥（Aldersgate）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广场与其见面，泰勒表示同意。赴约前，国王恐遭意外，先行告解及领圣体，然后带着200名身上暗藏利剑的便衣扈从骑马前往。泰勒却只带了一名护卫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他重新提出条件，其内容虽未确实见诸记载，但仍包括没收教会财产，分之于平民的要求。于是当场引起一场争论，国王的一名侍从骂泰勒为贼，泰勒命其助手将该侍从打倒，但被市长沃尔沃思所阻，泰勒乃亲自挥剑刺向市长，后者因斗篷之下穿着甲胄防身，幸而得免，泰勒反为市长的短刀所伤。此时，国王的卫士们也一齐拔剑攻击泰勒，泰勒最后骑马冲回他的军队，大呼国王背信，倒在他们脚下而死。叛军深为对方这一平白无故的背信行为震惊，纷纷持箭上弓，准备发射。叛民人数虽已减少，但据弗鲁瓦萨尔估计有两万人，仍可压倒国王的卫队。此时，理查二世勇敢地骑马走向他们，一面喊道：“你们将射杀你们的国王吗？我将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你们要求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到外面的广场即可。”他骑马慢慢走出，心里却对群众是否会听从或宽恕他很是怀疑。这时，叛民们先是踌躇不决，最终都跟随在国王之后，而大部分皇家侍卫，也掺和在他们的队伍之中。
市长沃尔沃思急忙掉转马头奔回城去，一面传令给城内24区的市议员，速领所能召集的武装兵力加入阵营。最初许多市民同情叛党，这时也都被他们的乱杀乱抢吓怕，凡是有财产的市民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财产竟无保障。因此，伦敦市长一声号召，仿佛突然由地底钻出了听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他率领这群城内队伍又回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重新守护国王，并建议歼灭叛军。理查二世拒绝此举，因为叛军既曾礼遇国王，未敢相犯，他这时便应表现出宽宏大量。他宣布他们可以安然地自由离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两地余留的叛军旋即解散，而伦敦的乱民也各回原处，只有从肯特来的叛军尚逗留未去。他们通过城市时受到市长手下武装人员的围堵，但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他们，这群人才得以安然开走，凌乱地沿着肯特旧路回乡。国王这时也回到他母亲身边。她喜极而泣地对国王说：“啊，好儿子，母亲这一天可为你担心死了，折磨够了！”“是的，母后，”这位孩子回答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高兴地感恩、赞美上帝，因为今天我已恢复了失去的祖宗遗产和英国王位。”
也许是受那位拯救他的伦敦市长的影响，理查国王在6月15日同一天发出一道谕告，驱逐凡在伦敦未住满一年的居民，否则处死。市长沃尔沃思带领人马在大街小巷大事搜查，捕捉了很多外来客，并杀害了其中一些人。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叫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他显然是在苦刑之下供认出，肯特的群众曾计划推举泰勒为王。同时，埃塞克斯的起义者也推派了代表团抵达沃尔珊，要求国王正式批准他在6月14日所许下的诺言。国王理查二世回答说这项诺言是被迫而出，因此无意信守；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农奴，并且将永为农奴。”他同时威胁说，凡继续武装叛乱者，均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愤怒的代表们因而重新召集部属，再谋叛乱；其中有些即听命叛乱，但因受到沃尔沃思手下的大量屠杀而人数锐减（6月28日）。
7月2日，这位愤怒的国王取消了叛乱期间他所承诺的一切赦书与特敕令，并开始着手查办这次叛乱首脑人物。上百人因此遭受逮捕、审判，其中有110位或更多的人被处死。约翰·鲍尔也在考文垂（Coventry）被捕，他大无畏地直认自己在这次暴动中的领导角色，并拒绝要求国王宽宥。他被处吊刑，并被车裂分尸。他与泰勒、杰克·斯特劳等叛民首脑人物的头取代了萨德伯里、黑尔斯的头，高挂在伦敦桥头作为装饰。11月13日，理查二世向国会报告经过。他说，如果到会的高僧、贵族与平民愿意解放农奴，他也十分赞同。到会人士几乎全是地主，他们不能认可国王有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力，所以他们投票一致赞成维持现行的封建采邑制度。落败的农民只得重操犁锄，而愁苦的工人也只有回到机器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