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恰尔迪尼的思想综合了这个时期怀疑主义的觉醒。他的思想是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思想之一，对我们的所好他竭力讽刺，对我们满怀的希望，他很悲观。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像一架探照灯，射出万丈的光芒，他把他那率直坦白的思想，很聪明地表现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著作里。
圭恰尔迪尼出身于贵族，在他孩提时代，他听的是知识阶级用标准的意大利语交谈，学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经验和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绅士。他的叔叔曾数次连任这个共和国的行政长官，他的祖父则担任过多个重要部门的主管，他的父亲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也担任过几个外交职位。圭恰尔迪尼这样写道：“我的教父是当时最伟大的柏拉图哲学权威菲奇诺先生。”虽然他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并不能阻止这位历史学家变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他学的是民法，23岁时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到各处旅行，甚至到过佛兰德斯，去看耶罗尼米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发明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26岁时，他娶了玛丽亚·萨尔维亚蒂，这不仅因为“萨尔维亚蒂家产万贯，权势超人，而且，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些东西”。
他还有一股追求出人头地和致力于创造文学艺术的狂热。27岁时，他写成了《佛罗伦萨历史》一书，这是当天才从重重的传统解脱出来所喷出的自由之泉，这是在这个年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了。他的这仅限于佛罗伦萨1378—1509年的历史，他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说得不但详细准确，对来源作鉴定性的检查，对原因作深入的分析、成熟而公正的批判，而且文笔活泼流畅。凡此种种，可不是11年之后，60岁的马基雅维利所写的《佛罗伦萨历史》可比的。
1512年，当圭恰尔迪尼30岁时，被任命为天主教的斐迪南的大使。在以后上任的教皇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期间，他又被任命为雷焦、摩德纳和帕尔马三地的行政首长，继之为罗马纳的总督，后又出任统帅罗马帝国部队的副将。1534年，他回到佛罗伦萨，辅佐那位实行暴政统治达5年的亚历山德罗·美第奇。1537年，他成为科西莫首席代理行政首长，但当他知道升任为首长的希望破灭之后，便隐退到乡间，在一年之间，完成了那部10大巨册的《意大利历史》（Storia d’Italia）。
这部杰作不如他早期作品富有那种清新和气势充沛的风格。同时，因为他还研究了人文学，他的文笔流于重视形式和修辞。虽然如此，他的风格还是堂皇严谨，为爱德华·吉本那种不朽的散文风格开了先河。这部《意大利历史》的副题叫《战争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ars），因此，这书的主题也就限于讨论军事和政治，但讨论的范围涉及整个意大利，并扩及与意大利有关的整个欧洲。这是第一部有系统地介绍整个欧洲政治的书。大部分都是他知道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后面的一部分，更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内。他搜集资料很勤，比马基雅维利的更正确、更可靠。他也模仿与同时代中比他更有名的那些历史学家的做法，让人物所说的话按古代人习惯的说法道出。他坦白地承认，人物所说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但他特别强调有些是绝对正确的。对一个争论的问题的两面，他都顾虑到，对于欧洲各国的政策和外交的动向，他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总之，这部杰出的巨著已使他称得上是16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就如拿破仑急着要见歌德一样，查理五世也急着要见圭恰尔迪尼一面。有一天下午，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会见了圭恰尔迪尼，他竟不顾朝臣和将军们的久等，与圭恰尔迪尼长谈。他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造就出100位贵族，但是，我在20年之内，也没办法培养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家。”
与普通人一样，他对哲学家们为了解决宇宙问题所做的努力并不太重视。假如他亲眼看见了蓬波纳齐所激起的那场风暴，他一定会扑哧一笑。他认为超自然的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范围，去争论这种问题实在是无一用处。毫无疑问，所有的宗教都是以各种假设和神话为基础，假如宗教能对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纪律有所裨益，那么宗教中的那些假设和神话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圭恰尔迪尼认为，人天生自私、堕落、不守法，他必须随时需要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或武力来约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宗教通常是最不会引起反抗的一种约束力。但是，当宗教腐化时，它的影响就是道德的堕落而不是道德的维护，那么社会也就步入了歧途，因为宗教所支持的道德律已经败坏无遗了。圭恰尔迪尼曾在他的秘录中这样写道：
当我一看到僧侣们的那种野心、贪婪和暴行时，那份恶心之情无人可比，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令人可恨，尤其是这些缺点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那些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人身上。在我跟几位教皇的关系中，我牺牲小我，并渴望他们能有所大成。假如不是有这种想法，我一定会把马丁·路德视如自己那样的珍爱；倒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从基督教加之于我们的约束中解脱……而是，我可以看看这些无赖被囿于这些限制之中，这样他们才会被逼着去选择过着没有罪恶的生活，或选择那种没有权力的生活。
圭恰尔迪尼虽然这么说，他自己的道德行为并不比这些僧侣高到哪里。他个人行为的法则是随着权力改变的，他的一般原则在他的著作中说得不少。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具有讽刺的习性。他说：
真诚讨人喜欢，而且博人赞赏；欺瞒受人指责；伪装遭人怀恨。因为真诚和胜利对别人比对自己更有用。所以，我要赞扬那些一般生活都很严肃真诚，只在紧要关头的大事上采用欺伪的手段的人。一个人越能建立起真诚的名声，那么他事事就越能称心如意。
他看透了佛罗伦萨各政党的真正用意，虽然每一个政党都高呼为自由而奋斗，但事实上是争权夺利。他说：
很显然，统驭别人和凌驾别人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所以，为了争取自由而宁愿放弃统治他人机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仔细地观察一下住在同一城市的市民们的纷争和冲突，你将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取胜于人，而不是要争自由。至于那些高等的市民，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总要为自由而战，但其实他们骨子里所争的、所想的是权势和优越感。他们假借自由的美名，暗地里却渴望着权力和荣誉。
他看不起那个重商主义的索德里尼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以金钱代替军队来为自由辩护。因此，他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或民主。他说：
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如说他们是疯子，因为，他们像是一只充满混乱和错误的怪物，他们那些不着实际的信仰实在太离谱了，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经验显示，众人所期望的事，绝少能够实现……理由是成败大部分是依靠少数人的意愿，而这少数人的用意和目的，往往与大多数人的不同。
圭恰尔迪尼是文艺复兴时期少数没有信仰的意大利人之一。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他看破了政治的空虚，他不寄望于什么理想国，他对什么都不抱有期望。当战争、残杀、凶暴横扫整个意大利时，他无依无靠地退缩下来。这位内心已求得解脱，一切希望已破灭的悒悒老人，最后终于发现，当神话死亡的时候，只有武力才能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