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收获，比不上从阿伯拉尔（Abélard）到阿奎那（Aquinas）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的成就；至于跟雅典学派时期相比，就更不用谈了。假如我们把文艺复兴的时限放宽一点，那么此时在哲学方面最具名望的应是布鲁诺，他的作品超过了我们在这一册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范围。其次应该轮到蓬波纳齐了，但现在谁又会重视他那套大胆的怀疑论调呢？
这些人文学家小心翼翼地发现、揭开了希腊的哲学世界后，正在孕育一场哲学的革命。但是，除了洛伦佐·瓦拉，他们都太聪明了，以致顾忌太多，无法坚定他们的信念。大学里的那些哲学教授，拘泥于传统的经院学派的圈子里：他们在经过了七八年的奋斗后，冲破了这一阵杂乱的经院哲学时期，不是把它放弃而改研究他行，就是驱使下一代人研究这套哲学，去发扬这些令他们心力交瘁、智慧迂腐的哲学。其实他们之中已有许多人感到，为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而被迫用毫无意义的专门术语，小心翼翼地解释这些深奥的问题是徒劳无益的。但谁能改变这一现象呢？大部分哲学教授的心目中，仍然保有经院哲学的思想，但已势微。在中古世纪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又采用中古时代的辩论形式精心地重新检讨一些中古世纪的问题。
有两件最主要的事促成了哲学的复活：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冲突，把亚里士多德学派划分成正统派和阿威罗伊派之争。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些冲突简直变成了生死搏斗。人文学者大部分都是属于柏拉图学派的，他们在盖米斯都·布雷托、约翰·贝萨里翁、西多罗斯·加扎等希腊学者的影响下，沉浸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他们不明白人家怎么会接受亚里士多德那部枯燥无味、内容贫乏的《工具论》及他的那套令人沉闷的中庸之道。但是这些柏拉图学派的人，并不叛离基督教。就拿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斐奇诺来说吧，他用大半生调和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研究琐罗亚斯德和孔子。当他研究到普罗提诺时，他自己又翻译了《九章集》（Enneads），这时他认为他在神秘的新柏拉图学说中，发现了一条可以牢牢地把柏拉图和耶稣系在一起的绳子。他在他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中，试图把正统派学说、神秘论和古希腊文化三者综合起来，归纳成一项多神论的结论：神即是宇宙的灵魂。这个结论就变成了洛伦佐·美第奇这一班人的哲学，也变成了罗马、那不勒斯等的柏拉图学园的中心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从那不勒斯传到布鲁诺，由布鲁诺再传到斯宾诺莎（Spinoza），再到黑格尔（Hegel）。
但另一派人也要为亚里士多德说几句话，尤其要为他的被误解辩护。阿奎那主张个人不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吗？阿威罗伊认为只有完整的人类的灵魂才是不灭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灵魂学》一是这样说的吗？阿威罗伊是个可怕的阿拉伯人，他极力想争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领导权。在帕多瓦，马西留因深受影响，以致反对起基督教来。同时，在诺拉出生的布鲁诺的先驱阿及利（Filippo Algeri）也吸收了那些可怕的错误，使他痛苦地投进了这纷争的旋涡中。在帕多瓦执教的哲学教授尼古莱托·维尼亚斯（Nicoletto Vernias）似乎也是主张只有世界灵魂才是不灭的、个人灵魂是不能不灭的。他的学生尼福（Agostino Nifo）在《论心智》（De Intellectu et Daemonibus）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通常，怀疑主义者要求宗教裁判所能够分清宗教的和哲学的两者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假如有一项提议，从理智的观点来说，也许要遭到哲学上的反对，但是从《圣经》或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项建议是行得通的。尼福主张这一原则：“我们应该说众人说的话，我们应该想些众人想不到的。”但尼福晚年时，却改变了思想与主张，终而归依于正统派。他在博洛尼亚的一所大学教授哲学，由于他授课时常有鬼脸和滑稽的动作，表情生动，并不时引用逸闻和机智来讽刺，吸引了不少的贵族、淑女和群众前往听他演讲，使他变成了最足以与蓬波纳齐抗衡的哲学家。
有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界“最小炸弹”之誉的蓬波纳齐，身材非常矮小，他的家人都叫他小彼得。人虽小，但头不小，浓眉，鹰鼻，眼睛细小、黑溜溜且深邃。他于1462年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的一个贵族世家，却在帕多瓦度过他的学生时代。25岁时，就获得哲学和医学两种学位，并在当地执教。帕多瓦一地所有传统的怀疑思想他都承袭了，而且，还由他来集其大成。诚如他的门徒瓦尼尼（Vanini）所说的：“假如毕达哥拉斯在世，他一定认为阿威罗伊的灵魂在蓬波纳齐身上转生了。”智慧似乎常常是一种化身，一种回声，虽然经过千变万变，经过几代的错误，智慧仍然不变。
1495年至1509年，蓬波纳齐一直在帕多瓦执教。接着战火横扫了这个城市，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也只好关门。1512年，他到博洛尼亚大学执教。他一直生活在这所大学，直到去世。他结过3次婚。他讲的大部分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很谦虚地把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比为“小虫窥探大象”。他说他的思想并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宣扬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他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谦逊了，显然他是刻板地屈服于权威之下。但是，自从教会继阿奎那宣布教会的教理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后，蓬波纳齐可能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忠实信徒，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什么是邪说，这个方法就是凡是揶揄正统派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都是异教邪说。利奥十世（1513年）在拉提朗宫召开第五次会议时，谴责那些相信“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灵魂是必死”的这种说法的人。3年后，蓬波纳齐完成了一部大作《不朽的灵魂》（De Immortalitate Animae）。在这本，蓬波纳齐表示，利奥十世指责的，恰好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两者的观点正好相反。蓬波纳齐说，心是无时不附于物体的，最抽象的知识主要是来自感觉，只有通过身体，心才能认识这个世界。结果，一个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即使比它的肉体还活得久，但这个灵魂也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作用、毫无助益的生魂。蓬波纳齐得出结论说，作为基督徒和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但是，就哲学家的立场来说，哲学家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这样说来，蓬波纳齐是确实反对天主教的教义了。天主教说，人体和灵魂都会复活的。也许，他并没有太重视天主教的这种说法，他也不认为他的读者会这样重视。
蓬波纳齐的这引起了一场风暴。天主教修道士说服了威尼斯的总督，下令把所有可以获得的这些书公开焚毁。反对这的人还把这件事告到教皇的法庭上，但本博和比别纳当时地位还很崇高，他们向利奥建议，认为这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这的结论确是如此。利奥并不傻，他深知如何应付双方的说法，于是，他下令蓬波纳齐写一篇措辞恰当表示顺服的报告书。蓬波纳齐便在1518年写了《为自由辩护》（Apologiae Libritres），他重新保证，身为一个基督徒，他接受所有基督教的教义。大约同时，利奥还命令尼福对蓬波纳齐的这做出一个答复。尼福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他功德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蓬波纳齐的头摆在宗教裁判所的天平上时，很显然，这件事可以看出大学和教会当局之间继续存在的水火不容的敌对态度，当时就有三所大学争着要聘他。当听到比萨当局要拉蓬波纳齐去任教时，博洛尼亚的地方长官，不顾天主教修道士的反对，马上正式向教皇提出，要把蓬波纳齐的任期延长8年，并把他的年薪提高到1600杜卡特。
蓬波纳齐还有两部不太重要的著作，直到他死后才出版。在这两本，他继续表露了怀疑的态度。在《咒法》（De Incantatione）中，他把许多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现象，视为自然的原因。有一位医生写信给他，宣称有些疾病是靠魔法和咒文治好的。蓬波纳齐对此表示怀疑。他说：“为了求助那看不见的原因，而蔑视那看得见的和自然的现象，这是可笑而荒谬的。任何一种明确的可能，都不能保证那看不见的原因的存在。”身为一名基督徒，他相信有天使和精灵；但站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他不相信有这些东西，在上帝之下，所有的一切因果都是自然的。他嘲笑一般人相信的所谓用玄秘的方法可以治病的说法，这反映出他是受过医学训练的。他说，假如精灵能够治疗肉体的疾病，那么这些精灵将是物质的，或是用物质的方法去影响物质的身体。他讽刺那些会治病的精灵是从石膏、药膏和药丸里跑出来的。但承认有些植物和药石是有治疗的效力。他相信《圣经》上所记的那些治愈的奇迹，但他怀疑这是自然的力量所赐。宇宙是由统一的不变的法则来支配。奇迹只是自然力量的一种反常的表现，人类对自然力的能力和方法，只懂得一部分而已，至于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自然力，我们把它们归之于精灵和上帝的力量。在不与这种自然的造因的观点矛盾下，蓬波纳齐可能相信占星术。他认为不但人的生命要受到天体的控制，而且所有人类的机构，甚至宗教的兴衰都受到天体的影响。这对于基督教来讲，是正确的。蓬波纳齐说，现在就有一些迹象显示基督教正步入衰亡之途。但他强调，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他反对这种说法。
他最后一部著作《命运》（De Fato），似乎是比以前的几部正统一点，因为这是对自由意志的维护。他承认这所说的与宗教上所说的神圣的先知和无所不知的说法相左，但他认为，假如人有道德责任的话，那么他要求他的良心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他要求需要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在论到不朽时，他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只用道德律就可以，而不需要用宗教的处罚和善报呢？他以坚忍而傲岸的意志坚持美德的充分的善报就是美德本身，而不是所谓死后的天堂。但他承认，大多数人只有借着宗教上的信仰和惩罚才能步入正途。因此，他说，伟大的宗教立法者已经告诉我们，信仰那个未来的天堂，可以节省下无数的警察。他跟柏拉图一样，坚信寓言和神话有教诲的作用，它们对抑制人类天生上的弱点大有裨益。他说：
所以，宗教的立法者认为，善良的人可以在来生获得永恒的善报；作恶的人可以获得令他们非常担惊受怕的永无休止的处罚。大部分人之所以行善，是因为他们比较怕那种永无休止的惩罚，而不是热望获得那永恒的善报所致。同时，我们知道惩罚的多，善报的少。因为，宗教的立法者知道这种说法对任何人、任何阶级都有益，同时，他看出人类有作恶的倾向、有为善的欲望，因此，他向人类下令说，灵魂是不朽的。他之这样说，显然是不顾真理，却是为人类的利益着想，他这样做，可以把人类带往善良的道上。
蓬波纳齐认为，大多数的人头脑都很简单，但兽欲很强。所以，他强调，对这些人应当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或病人看待。他认为用哲理向这般人说教是没有用的。他说：“这些哲学的道理并不是要让一般人知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接受这些玄奥的道理。我们甚至不必跟无知的传教士们说这些道理。”他把人分为两种，一是哲学家，一是信教的人。他很天真地相信“只有哲学家才是人间的上帝。哲学家与其他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样的人都不同，如真人与画布上的像那样的不同”。但他也深知人类的理智是有限的，玄学虽然崇高，但不见得有什么用。在他晚年，自认为终日研究玄学，而弄得身心憔悴。他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的那位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窃来火种——而蓬波纳齐则是为人类窃来神圣的知识——因而受惩被缚于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其肝脏每日受兀鹰的啄食。他说：“一个思想家在探究神圣的玄学时，就像海神……宗教裁判所判他是持异端邪说的人，而大众则笑他是一个傻瓜。”
一连串的争论使得他疲惫不已，身体也每况愈下。在百病交集中，他终于决心一死了之。他选择了一种不太好受的方式来自杀：他要饿死自己。不顾人们的批评、威胁，甚至在武力之下他都不屈，他拒绝吃，也拒绝说话。7天之后，他觉得他已经赢得了胜利，他有权可以去死了，于是他开口了，他说：“我毫无遗憾地要离去了。”有人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回答：“所有的人类都必须去的那个地方。”他的朋友曾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他吃点东西，但他宁死不屈。他于1525年去世。曾经是他门下的大主教贡萨加，收拾了他的尸体，把他葬在曼图亚，并以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坚忍的精神，建了一座像，以为纪念。
蓬波纳齐把哲学的形式带进怀疑主义的领域，这使基督教的信仰一连200年来都遭到攻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伊斯兰教思想借着十字军、贸易和阿拉伯哲学而流入；剥夺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教派的分裂；教育的普及，增强了对教会控制的反抗；僧侣甚至教皇的永生和现世，暗示了他们私底下对大众承认的信条的不符；他们用炼狱这种说法来募款，以达到其目的；商人富豪阶级的抬头，反抗了教会的支配；教会变质了，从宗教组织变为世俗的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种种原因，使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中产阶级以上的意大利人，变成了“欧洲地区最富怀疑精神的人”。
波利希安和浦尔契的诗及斐奇诺的哲学，明白地显示，洛伦佐的这一派并不相信来生。但丁笔下那个他认为千真万确的地狱，在阿廖斯托笔下，变成了可笑的费拉拉。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有一半的文学作品都是反对教权的。许多雇佣兵队长都公开表明自己是无神论者，朝臣比妓女更没有宗教意识，富有一点怀疑的态度已经成为一个绅士的标志和必备的条件。许多学者都存有喜爱非宗教的哲学、不受基督教教理的这种心理，彼特拉克为这种现象而感伤惋惜。1530年，威尼斯就有这种现象，大多数上层阶级人士都不顾他们复活节的责任：他们不去忏悔，不去参加圣餐，甚至一年里都不曾有过一次。马丁·路德就发现意大利知识阶级对上教堂做弥撒流行这样的口号：“来吧！让我们跟着大家一起错吧！”
在大学里，从一件有趣的小事，也可以看出教授和学生对宗教的态度。蓬波纳齐死后不久，他的学生西蒙·波尔齐奥（Simone Porzio）被邀到比萨大学演讲，他选择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作为讲题，但听众不喜欢这个讲题。有些听众很不耐烦地喊道：“讲一讲灵魂好吗？”波尔齐奥只好不讲《气象学》，改讲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波尔齐奥的这一换题，立刻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我们不知道波尔齐奥在这篇演说里是不是表达了他所信仰的：人类的灵魂与一只狮子或一棵植物，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在他的《论人类的心灵》（De Mente Humana）这里确实这样说。他这样说并没有遭到攻击。1528年，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控告的塔拉巴（Eugenio Tarralba）就说，他在罗马念书时，教过他的三位老师，都一致说灵魂是要死的。伊拉斯谟还发现，罗马的大主教们竟用怀疑的态度来讨论有关基督教中最根本的教理。对此，他感到很惊讶！有一位传教士则对他说，相信来生是荒诞的事，有些则嘲笑起耶稣和十二使徒。他还很肯定地说，有很多人都听说教廷内的职员亵渎弥撒。虽然阶层较低的一般百姓仍然保持对教会的忠实；虽然那成千上万听过萨沃纳罗拉说教的，一定还是忠于上帝；虽然维多利亚·科隆纳的例子显示虔诚可以胜过教育，但是，人们对基督教中那牢不可破的教条的想法，却被怀疑之箭射穿而崩溃，而中世纪神话的光彩，也被渐渐发现的黄金的真理之光掩盖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