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生平，往往昭示我们：一个人的品性如何，身故之后，可以任由史学家编造。如果一个统治者，对历史学家优渥礼遇有加，去世之后，这些历史学家自然会对其歌功颂德一番；反之，如果他触犯了他们，他们难免就要舞文弄墨、大肆报复了。保罗二世与普拉蒂纳曾有一段不愉快的过往，普拉蒂纳所写的教皇传记，是后世评判保罗功过的唯一依据。在传记中，普拉蒂纳描述保罗是一个贪得无厌、爱慕虚荣、穷奢极欲的怪物。
普拉蒂纳的指责，固然有部分真实性，但总不如不受主观好恶影响的传记来得公平。彼得罗·巴尔博是圣马可的红衣主教，一向以容貌英俊自豪，这也无可厚非，多半的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当他获选为教皇时，他半开玩笑似的提议定名为“福尔摩沙”（Formosus）——漂亮的人。这项提议显然是荒谬的。事后，他虚心地接受旁人的规劝，正式定名为保罗二世。他的私生活非常单纯，但他知道华宫美服有助于统治。因此，对宫廷的花费从不节省，对于朋友与客人的款待更不惜挥金如土。在选举教皇之初，他像其他红衣主教一样，曾保证一旦当选为教皇，将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召集大宗教会议；限制红衣主教的人数为24人，其中教皇的亲戚不会多于一人；不任命未满30岁的人担任红衣主教；有关重要的任命案，必先咨询红衣主教的意见，如此等等。这些承诺，都是由来已久的竞选宣传，向来没有教皇认真付诸实施，保罗当选之后，自然也将之抛诸脑后。为了安抚红衣主教们，他将他们每年的收入提升为4000弗罗林。他本人生于商人家庭，对财物的追求不厌其多，对服装修饰也非常讲究，单是他一顶镶满珠宝的冠冕，其价值就堪比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担任红衣主教期间，金匠们时常为了给他镶造珠宝徽饰而疲于奔命。这些珍宝及其他昂贵的古典艺术品，他都储存在为自己所建造的圣马可宫里。他所有的收入并非从出售圣职和赦罪券上取得的。他统治罗马，纵然不是宽厚为怀，至少也是公正无私。
他一生中，最遭人非议的，便是与罗马的人文主义学者交恶。这些人有些是教皇或红衣主教的秘书，大部分则担任教会中职位较不重要的书记——草拟书信或管理记录的。他们冲突的开端，肇始于保罗将教廷里的书记院解散，而将这些工作分配到其他部门。他之所以采取这项行动，或许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或许是想铲除庇护二世所任命的58位锡耶纳人书记。但他这项措施，毕竟使70位人文主义学者失业，或被贬为闲职。在遭受解聘的人文主义学者中，普拉蒂纳是最富辩才的人，他向教皇呈请重新雇用遭解职者，被保罗拒绝了。普拉蒂纳见其愿不遂，便上书给保罗一封恐吓信。保罗毫不客气地逮捕了他，将他加上重枷，收禁在圣安杰洛4个月之久。后来弗朗西斯科·贡萨加红衣主教出面为他说情，普拉蒂纳方蒙释放，但保罗下令普拉蒂纳在释放期间必须受到监视。
在罗马，人文主义学者的领袖为莱托（Iulio Pomponio Leto）。他是萨莱诺的桑塞佛里翁（Sanseverion of Salerno）王公的儿子，年轻时来到罗马，受教于瓦拉门下，并且继瓦拉之后，在大学担任拉丁文教授。他热爱异端文学的程度，几乎使人怀疑他不是生活在尼古拉五世或保罗二世时代，而是生活在加图或恺撒时代。他是第一位编纂瓦罗和克伦姆莱农业古典著作的学者。他学用合一，处理自己的葡萄园，也恪遵书本上的指示。他安贫乐道，多半时间潜心于历史遗物的研究，对既往文物的破坏，最感悲戚。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拉丁名字庞波尼乌斯·雷图斯（Pomponius Laetus），平时他总是穿着罗马的服装，徐徐步入教室。他的学生为了一听启迪，几乎在黎明时就聚集在教室，有些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在教室占位置，因为没有一间教室能容纳那么多学生。他蔑视基督教，在他看来，教士们皆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不值得人们尊重。因此，他以斯多葛学派的道德观替代基督教的道德观，教导学生。他的住宅可以说是罗马古代文物的博物馆，是热爱罗马文学的教师和学生们的聚会所。约1460年，他组织罗马学院，以经常出入其住宅的师生为会员。学院会员多改换异端名字，他们的孩子在接受洗礼时，也以异端名字命名，并以罗马的“英雄”代替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上演拉丁喜剧，以异端仪式庆祝罗马的开国纪念。在仪式上，参加者称为祭司，而莱托则被尊称为“至尊圣皇”。有些热心的会员，日日幻想重建罗马共和。
1468年初，有一名市民向教皇的禁卫军密告：罗马学院正密谋罢免逮捕教皇。这宗密告为许多红衣主教所采信。他们联合奉告教皇，罗马正在谣传，说他将死于非命。保罗因此命令拘捕莱托、普拉蒂纳及学院的其他领袖。莱托在囹圄之中，上函谢罪，语气诚恳，不久之后即被释放。从此，他授课时便恪遵基督教义。正因如此，他去世时（1489年），尚有40位大主教参加他的葬礼。至于普拉蒂纳，因为前愆已深，以致饱受鞭笞之苦。教皇强迫他提供密谋证据。虽然多次搜寻，也毫无所获。尽管如此，保罗仍然将普拉蒂纳下狱一年，对他的再三致书道歉视若无睹。罗马学院因发生这起事件，被保罗视为是异端者的窠臼，因而被迫解散。保罗同时下令，所有罗马学校均禁止教授异端文学。他的继任者允许罗马学院改组之后再度开办，而悔过后的普拉蒂纳也受命职掌梵蒂冈图书馆。在那里，他搜集丰富的资料编写《教皇传记》（Invitas Summorum Pontificum）。当他作传至保罗二世时，数年的积怨，便借着寸管之笔宣泄无余。他的种种指控，用之于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许更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