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五世虽是罗马人，却不能立刻回到罗马。那时，由康士坦斯通往罗马的道路，被一名雇佣兵队长布拉乔所把持。马丁认为先停驻日内瓦，然后经曼图亚取道佛罗伦萨较为安全。最后，当他重新踏上罗马故土时，不禁被罗马的凋敝景象震慑了。这座基督教世界的首府，竟然会是全欧洲最不文明的地方。
如果我们指责马丁滥用职权，将教会名器轻易授给他的科隆纳家族，也许难得事理之平。马丁这样做，是有其背后原因的。他必须在梵蒂冈厚植势力，否则人身安全就缺乏保障。那时的“教皇领地”，前后受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及米兰的武力威胁，而马丁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如此情形，哪能不戒慎恐惧、寝食难安。教皇的大部分领域再度沦落于小独裁者之手。他们名义上虽以教皇的代理人自称，自从教权分裂之后，都已实际掌握主权了。在伦巴底，圣职人员几个世纪以来与罗马的主教采取敌对立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又因为群雄割据、秩序荡然，对教皇的尊敬已大不如昔，就连应纳的贡赋，也逐日减削。
马丁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教皇，企图从废墟里重建罗马。他所继承的库府几近空虚，他仍拨出部分经费局部修建首都。他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肃清了道途和罗马的盗匪。他摧毁了蒙特里波的贼穴，斩杀了为首的土匪。他重新为罗马带来秩序，编纂了罗马社会法法典。就其用人方面而言，也不乏知人善任的例子：任命早期的人文主义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为教皇的秘书，网罗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皮萨内洛、马萨乔为圣玛利亚教堂、圣约翰和拉提朗宫绘制壁画，任用高才饱学、品优德备之士如圭里亚诺·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路易·亚里曼德（Louis Allemand）、卡普拉尼卡（Domenico Capranica）、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为红衣主教，如此等等，皆为人们津津乐道。他重组教廷，使其效能卓著。却苦于经费无着，而不得不出售圣职。在他看来，教会可以历经百年不改革，而仍得维持守成的局面，却不能在一周没有金钱接济的状况下苟延残喘，因此，他断定金钱的需要比改革的需要来得迫切。1423年，他依照康士坦斯的弗里魁恩教谕，在帕维亚召集会议。会议的场面远不如昔，与会的代表寥寥无几。适时瘟疫在该地流行。会议的地点被迫迁往锡耶纳。开会的结果，议会要求掌握绝对的大权。马丁命令它立时解散。主教们深恐祸延及己，只得俯首听命。为了缓和改革的要求，马丁在1425年颁布一项训令，对教廷的程序和征款方式，做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改变，未料迅即遭到各地的非难和反对，因而这一项改革的计划，便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了。1430年，日耳曼派驻罗马的使者，呈与其主上的信函，最足以刻画当时教廷改组的隐忧：
贪婪之风笼罩了罗马教廷；日复一日，教廷人员不断地设计一些诡谲伎俩……以便假借教会的名义，剥削日耳曼的金钱；因此，不平之声……随处可闻……今后，许多有关教皇的权限问题，将引起怀疑；甚而，为了逃避意大利人的非法压榨，过去对教皇的一贯服从态度，将悉遭扬弃；在我看来，后种途径，可能为多权国家一致接受。
如果要解决教会一直以来的各种问题，马丁的继承者最好是一位善于玩弄政治的教皇。当时的教廷政治色彩较宗教色彩更为浓厚，因此，教皇必须是一位政治家或斗士，方足以担当大任，而不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圣方济各会教士。不幸得很，马丁的继承者，竟然就是一位出生于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尤金四世可以说是一位圣者，他个性刚毅木讷，不善政治，一生身体力行，皈依天主。他身有痛风，手臂经常痛苦不堪，再加上烦恼似海，使他遇事不耐，显得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但他生活朴实、工作认真、温良恭俭、宽厚爱人。由古迄今，很少能有教皇像他那样赢得许多敌人的敬重。
他当选教皇后，第一桩事便是应付红衣主教索取选举的酬报。这些人生怕尤金成了马丁第二，独揽全权，因此，选举后立即要求他签订一项协定——内中规定他们有言论自由、职位保障、半数库收的控制权及重要问题的咨询权。这些协定，一直是教皇选举时彼此之间相互信守的原则。尤金的第二桩应予记述的事迹，是在罗马树立了强大的敌人——科隆纳家族。他相信马丁一定将大量的教产移转给他的家族，于是不顾一切，强令追回，为了套取口供，他将马丁以前的秘书鞭笞至死。科隆纳家族愤然与教皇宣战。尤金借用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的军队击败了他们，但在交战的过程中，引起罗马市民的愤慨。那时，马丁召集的贝赛尔会议，恰于新教皇登基的第一年（1431年）举行，再度高揭议会权力凌驾教皇之上之说。尤金命令议会解散，议会非但拒绝，还转令他列席备询，随后又派遣米兰的军队远赴罗马打击他。科隆纳家族乘此报仇的大好良机，在市内发动革命，建立共和政体（1434年）。尤金仓促弃城乘筏逃抵台伯河，罗马市民不断沿江向他投掷长矛、石块、箭矢。他在佛罗伦萨暂寻避难之处，旋又转往博洛尼亚。如此辗转流离，不获归罗马达9年。
贝赛尔会议的与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是法国人。他们的目的，诚如图尔的主教所说，“但求从意大利人手中夺取教皇的职权，姑不论这项职权是落入法国人手中还是其他国家手中”。因此，这次会议一再使用教皇的特权：发布大赦、惠赠补偿金、任命圣职人员、要求所有圣职人员第一年所得的捐输对象应为议会，而不是教皇。尤金忍无可忍，再度命令解散议会。议会不甘示弱，将他予以罢免，并任命萨伏依的阿马德乌斯八世为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以与分庭抗礼。新的教权分裂再度掀起。为了彻底打击尤金，法王查理七世在布尔日（Bourges，1438年）召集大会，遴选法国的教士、王公和律师参加，复倡议会至上说，并公布《布尔日诏典》（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自此之后，担任教职者须由地方教士集团或牧师集团选举决定，但国王对选举有推荐的权力；诉讼案件除非在法国已无法获得最终的司法裁决，否则一律不准呈送教廷；教皇征收圣职人员第一年岁入之权，禁止再行应用。事实上，这项诏令创立了一个崭新、独立的法兰西天主教会，而以国王为其领袖。一年之后，日耳曼也在美因茨召集会议，循相同的方法，在国内建立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天主教会。波希米亚随后效仿，在胡斯（Hussite）动乱中脱离了教皇的羁绊。布拉格大主教也目无教皇，公然称之为“《启示录》中所记之兽”。罗马教会的整个体系，似乎面临崩溃，教会国家化的序幕，似乎早路德100年就已揭起。
正值欧洲邦国相继脱辐而去之际，土耳其人无意中帮助尤金解除了困境。奥斯曼帝国日益进逼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认为君士坦丁堡有必要作一次罗马弥撒，而且，希腊欲获得西方世界的军事援助，必须与罗马公教重行结合。鉴于这种形势，约翰八世派遣使者晋谒马丁五世（1431年），建议双方教会举行会议，共谋团结。事隔两年，贝赛尔议会派遣使者抵达拜城，参谒约翰（1433年），解释议会的权力高于教皇，并在西吉斯蒙德皇帝的保护之下。如果希腊教会会商的对象是议会，而不是马丁教皇的话，它将获得金钱、军队，维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尤金见情势日亟，也派遣私人特使赴拜占庭交涉，同意提供援助，却附带一项条件，即东西复合之议，须由他出面在费拉拉召开集会讨论。约翰决定接受尤金的提议。尤金于是召集一些仍然忠心于他的人员，往赴费拉拉集会。许多教士领袖，包括圭里亚诺·切萨里尼和古沙的尼古拉，都认为教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与希腊和谈上，因此，相继背弃贝赛尔投往费拉拉。贝赛尔会议虽然苟延残存，声望与日俱减。
希腊与罗马教会，自从1054年分裂以来，又首度谋求统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欧洲。1438年2月8日，拜占庭皇帝暨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约瑟夫、17位希腊大主教及一大群希腊主教、僧侣、学者等抵达威尼斯（那时威尼斯一部分仍属拜占庭管辖）。尤金在费拉拉以隆重之礼接见他们。会议召开后，东西方教会试图和解的各种歧异观点：教皇至上、使用无酵饼、炼狱的苦痛性质及圣灵来自圣父（和）或圣子的过程等，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辩。历经8个月之久，他们不断地辩论这些问题，却未能统一看法。此时，瘟疫蔓延费拉拉城。科西莫·德·美第奇邀请会议迁往佛罗伦萨继续举行，并让出自己和朋友的房屋，容纳与会代表们。这一美意为代表们所接受。学者中便有人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应自这批博学的希腊人流入佛罗伦萨之时，即1439年开始算起。议会同意希腊人所持的原则——“圣灵由圣父传于圣子”，与罗马人所持的原则——“由圣父与圣子之身”，是同一意义的。1439年6月以前炼狱苦痛的性质也获致协议。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教皇至上的问题导致了另一次激烈的争辩。希腊皇帝甚至以终止会议威胁尤金。幸赖尼西亚大主教贝萨里翁出面调解，大家才平息纷争，同意承认教皇的普遍性权威，但东正教既存的各种权力和特权应予保留。1439年6月6日，在一座庄严的大教堂内，贝萨里翁与切萨里尼分别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诵读东西教会复合的文告。随后，两位教士相互拥吻，庆贺大功告成。所有与会的代表们，在希腊皇帝的率领下，共同屈膝于数年来一直遭受漠视、奚落的可怜教皇尤金跟前。
基督教世界的美梦，不久就破灭了。希腊皇帝与其随员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便遭受一连串的质询和谩骂，城市的教士和居民抗议他们向罗马屈服。圭里亚诺·切萨里尼红衣主教奉命派赴匈牙利率领军队联合拉狄斯拉（Ladislas）和匈牙迪（Hunyadi）的队伍。他们在尼西（Nish）打了胜仗，于1443年的圣诞夜进抵索菲亚并奉穆拉德二世（Murad II）之令出师瓦尔纳（Varna）。在君士坦丁堡，反对东西教会复合的一派占得上风，拥护东西教会联合的总主教格列高利，只得逃往意大利。1452年，格列高利率领军队打回圣索菲亚，于1452年在该地宣读联合文告。但此后，大教会却遭受人民的遗弃。反联合派的教士，诅咒所有联合派的附和分子，坚决地拒绝曾参与联合文告宣读的人们隶属希腊教会，并劝诫人们宁可死而不施圣礼，也不要接受任何拥护教皇的牧师们为他们施行圣礼。亚历山大、安条克及耶路撒冷的总主教甚至批评佛罗伦萨的集会为“强盗议会”。东西教会的激烈冲突，终于在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以之为土耳其首都（1453年）后，情势方始平定下来。穆罕默德准许基督徒保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并任命反联合派的激烈分子甘纳狄（Gennadius）为总主教。
罗马混乱的共和政府及专好兴风作浪的科隆纳家族，最终为教皇的私人将领维提拉茨（Vitelleschi）红衣主教以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下来。1443年，尤金凯旋至罗马。教皇停驻佛罗伦萨期间，由于广泛接触与会的希腊学者，又得科西莫·德·美第奇不断地从旁介绍，得以认识人文主义及艺术的发展，对濒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所可能丧失的古典艺术品，也油然兴起保存的兴趣。他在秘书群中，增加了波焦、弗拉维·比昂多、莱纳尔多·布鲁尼及其他擅长希腊语的人文主义学者。他携同弗拉·安杰利科俱归罗马，为梵蒂冈的圣礼教堂作壁画。为了模仿吉贝尔蒂所设计的佛罗伦萨浸礼所前的铜门，尤金任命费拉里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制作数扇相同的门（1433年）。有一件事是相当有意义的，虽然人们已不再注意它：这座在拉丁基督教国度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教堂的大门上，塑满了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雕像，其中不仅包含基督、圣母及耶稣的使徒，还包括罗马和希腊神话中许多不同的人物，如战神马斯与罗玛、希洛与黎安德、朱庇特与加尼米德，甚至还有丽达与天鹅等。我们可以说：尤金虽战胜了贝赛尔会议，却为罗马带来了异端的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