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在这个时期显得非常忙碌，但对书籍的出版并没有太多的用心，同时学者、文学家、诗人和画家们也没有多大的贡献，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卓越的表现。虽然如此，人文主义仍然有其优越的地方。伊·巴巴洛（Ermolao Barbaro）在14岁时，便被国王冠以诗人的美名，他教希腊文并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对待他的同胞像医生那样细心仁慈，像外交家那样处处为他的国家着想，像红衣主教那样尊敬教堂。可惜于39岁时他死于瘟疫。威尼斯的女人当时很少受教育，她们满足于肉体上的享受，却希望受人尊敬。例外的是斯皮林贝戈（Spilimbergo）的爱琳（Irene）在提香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并于1530年为文人学者开设了一间沙龙。她有一副甜美的嗓子，对于弦乐器、大键琴及维忽拉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同时也很健谈，喜欢学习古代及现代的文学作品。威尼斯对从土耳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来的知识分子，给予庇护。在此，阿雷蒂诺能够放心、安全地嘲笑教皇和国王，就好像几个世纪以后拜伦在此地庆贺他们的没落一样，不受威胁。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贵族和一些职位较高的教士建立了一些对音乐和文学有专门研究的学会和俱乐部，同时开放他们自己的藏书，以供那些勤勉而博学的学者研读。修道院、教堂及家族广为搜集各种著作，格里玛尼主教送给威尼斯8000，约翰·贝萨里翁主教也拿出了他所珍藏的原稿作品。为了收藏这些书籍、接受彼特拉克的遗赠，威尼斯政府两次命令当局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但战争和一些纷乱事件阻止了这项计划，直到1536年元老院下令伊库甫·圣索维诺建造维奇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这座在欧洲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图书馆才告完成。
此时，威尼斯的画家们出版了一本在当时最好的画册。此举在意大利并非首次，斯维希姆（Sweynheim）和帕那兹（Pannartz）曾经在美因茨帮助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又于1464年在亚平宁山脉的斯比亚库修道院开始了意大利历史的第一次印刷。1467年，他们将这种技术带到罗马，在随后的三年里，共出版了23。1469年，可能更早些，印刷术已在威尼斯和米兰出现。1471年，伯纳多·西尼尼在佛罗伦萨开设了一个印刷所，却引起了波利希安的不安，他认为“许多愚蠢的想法，在一瞬间能变成1000多倍的数量而且传播到外国”。那些失业的抄写员们，徒劳地公开谴责这个设计精巧的小机械的工作。15世纪，意大利共出版了4987，其中佛罗伦萨300本、米兰629本、罗马925本、威尼斯2835本。
威尼斯有这种令人佩服的卓越成就，应归功于马努蒂乌斯，他曾将他的名字由提·曼努奇（Teobaldo Manucci）改为阿·曼努齐奥（Aldo Manuzio），后来又把它拉丁化而改为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他于1450年出生于罗马纳的巴西亚诺（Bassiano），并在瓜里诺的教导下在罗马学拉丁文、在费拉拉学希腊文，后来在费拉拉讲授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彼科邀请他到卡尔皮（Carpi）教他的两个侄子列昂内尔（Lionelle）和阿尔贝托·皮奥（Alberto Pio）。马努蒂乌斯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皮奥”（Pio），同时阿·皮奥和他在卡尔皮当伯爵夫人的母亲，同意对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供以经费。马努蒂乌斯计划对那些从历史激荡中所救回的伟大的希腊文学作品先予以收集资料，再编纂、付印，并发给大众传阅，只收取极低的费用。有10种原因显示这是一项困难的计划：原稿作品很难收集到；不同的原稿而属于同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原文里常常变化，颇难了解而令人沮丧；几乎所有原稿的抄本都有严重的错误；编纂者需要花费时间整理和校对原文；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字体需要重新修改一番；需要进口数量相当多的纸张；打字工人和印刷工人需要有保证并受过训练；印刷机器需要临时制造；读者要求的水准越来越高；而所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支付的代价却没有版权的保障。
马努蒂乌斯选择威尼斯作为他的办公所在地，因为它的商业关系而成为一个货物分销中心，这里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许多大企业家可能用这些原稿书来作为他们房间的装饰品。此外，这里是一些希腊学者的避难所，这些学者也很乐意被雇用，作为编辑或校对员。约1469年，施派尔的约翰在威尼斯设立了第一座印刷机。法国的珍森（Nicholas Jensen）曾在美因茨向古登堡学习新的技术，一年以后他自己也设立了一间印刷厂。1479年，尼·珍森把他的印刷机卖给托里西诺（Andrea Torresano）。1490年，马努蒂乌斯搬到威尼斯，并在1499年与安·托里西诺的女儿结婚。
在他家，圣安哥斯提诺教堂附近，马努蒂乌斯收留了一些希腊学者，并让他们编纂古典文学的原文，他用希腊文和他们交谈，并用希腊文来撰写他的献词和序文。在他家里，印刷机是重新铸造的，墨水也被量产，所以书本也就源源而出。1495年，他第一本出版的书是康·拉斯卡里斯所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法书，同一年他开始发行亚里士多德的原文作品；1496年，出版了西多罗斯·加扎的希腊文法；1497年，出版了一本他自己所编纂的希腊拉丁文双解字典。为了成为一名学者，他不顾出版业中的冒险和困难，经过数年的努力，出版了一本自己所编的《拉丁语文法》（Rudimenta Grammaticae Linguae Latinae），并附了一篇用希伯来文写的序言以让人评论。
约1495年，他继续出版了许多希腊古典文学作品，如莫修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海希奥德（Hesiod）、狄奥克里塔（Theocritus）、西奥尼斯（Theogni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李西亚斯（Lysias）、柏拉图、品达等人的作品以及普鲁塔克的《论道德》（Moralia）……他还发行了许多拉丁和意大利的作品，从昆体良到本博和伊拉斯谟的作品《阿达伽》（Adagia）。伊拉斯谟认为马努蒂乌斯的事业甚为重要，所以他亲自来找马努蒂乌斯，并跟他住了一段时期。他不但出版了自己所著的《成语字典》，还出版了《特伦斯》（Terence）、《普劳图斯》（Plautus）和《塞涅卡》（Seneca）等书。为了印刷拉丁书，马努蒂乌斯设计了一种优雅的半草书印刷字体，不是出于传说中彼特拉克的笔迹，而是出于一位熟练的书法家弗朗西斯科·波罗那（Francesco da Bologna）。从此，这种字体我们便称之为斜体字。对希腊原文，他采用了与来自克里特的希腊学者马库斯·马索鲁斯（Marcus Musurus）相同的字体，在他所出版的书籍中都印有一句箴言——“慢工出细活”，旁边印着一只海豚代表快速，另外一只锚系在旁边表示稳定。这种区别于他人的记号托里西诺曾用过，这成了印刷者或出版者在附上标志的传统。
马努蒂乌斯对他的事业非常认真。在他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序言中，他写道：“那些发扬文学的人所需的书须供应无缺，除非实现这一点，否则我将永不停止。”在他书房的门上，他贴了一句座右铭：“不管你是谁，必须诚恳而热心地去做，很快地着手去做，这是我对事业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出版事业，以致忽略对家庭的照顾与朋友的联络，而这种工作方式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许多困难耗竭了他的精力，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失掉了日常生活的规律。威尼斯为生存而与坎布雷联盟所展开的战争也使他的工作停顿，那些花费他很多金钱的原稿和希腊原文却被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竞争者相继翻版。他那些小而便于携带、印刷清晰并有漂亮书面的书，在此时于适当的价钱下有良好的销路，这使他大为振奋，同时他的辛劳也得到了回报，他告诉自己，希腊的光荣将照耀在曾经留心接受它的人身上。
除了他的事业外，许多威尼斯的学者于1500年和他共同建立了新学园（Neacademia），贡献新的学识，编纂和出版希腊文学作品。他们在集会时只讲希腊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希腊文，并参与编纂的工作。许多著名人士都在这所学校工作，如本博、阿尔贝托·皮奥、荷兰的伊拉斯谟及英国的利纳克尔。为了使他的事业成功，马努蒂乌斯给他们相当多的利益，但他仍靠着自己的意念和能力来完成。1515年去世时，他虽两袖清风，却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儿子们继续他的事业。1597年，当他的第二个儿子阿尔多死后，公司也就宣布解散。他曾经诚心诚意地追随自己的目标，将希腊古典文献由那些收藏家手中收集起来。甚至当1530年意大利遭受破坏时，这些文献仍极广泛地得以传播，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这些古老的遗物在古罗马面临毁灭之下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