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拉拉的文明纯属贵族式的文明，其艺术也只供少数贵族玩赏。公爵家族常与罗马教皇作战，给人民一个对上帝虔诚的最坏榜样。他们建立了一些新教堂，却毫无纪念意义。大教堂的建筑模仿15世纪一种不甚受欢迎的钟楼，教堂内的唱诗班席位是文艺复兴式的，走廊是美丽的哥特式，正门则是圣母玛利亚像。当时的建筑师和富有人家偏爱宫殿式的建筑。在约1495年，罗塞蒂（Biagio Rossetti）设计了一座最佳的宫殿——洛多维科宫（Palao di Lodovico il Moro）。洛多维科自忖总有一天会被逐出米兰。果然，在宫殿未完成之前，他即被带往法兰西。洛多维科宫的内院为简单而优雅的连环拱廊，是文艺复兴时期较差的建筑。洛维利尔（Lovelier）宫殿的天井，是为斯特罗奇而建筑的（1499年），后来改名为“醉饮泉”（Bevilacqua）。壮丽巍峨的大马提宫（Palao de Diamanti）是罗塞蒂替埃尔科莱公爵的兄弟西吉斯蒙多设计建造的，正面有1.2万个大理石浮雕，装饰成钻石状，这是该建筑名称的由来。
建造享乐用的宫殿是当时的风尚，而且每座宫殿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圆厅别墅（La Rotonda）、布尔瓦德尔宫，尤其是以斯坦西家族的避暑宫殿（Palao di Schifanoia），或腓特烈大帝的无忧宫（Sans Souci）。无忧宫始建于1391年，1469年由波索最终完成，它作为朝臣的住家并供公爵家族中的少数成员住宿之用。费拉拉衰落之时，该宫殿即被改成烟草工厂，而弗朗西斯科·科萨（Francesco Cossa）、图拉等人在大厅中所作的那些画，均被粉刷掉。直到1840年人们才把粉刷层刮掉，发现12幅中有7幅是完好的，这些画可以说是关于波索时代的服装、工业、庆典及娱乐的一个完好记录，其中奇异地夹杂着异教神话中的人物。它们是那个使费拉拉成为意大利的艺术中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画派的最好作品。
在尼科洛三世邀请外国的艺术家，如来自威尼斯的伊库甫·贝利尼、帕多瓦的曼特尼亚及来自威洛那的皮萨内洛等，增加了竞争程度，刺激当地停滞不进的艺术水准之前，费拉拉的画家本来是谦卑地沿袭着吉奥塔斯科（Giottesque）的传统，促成意大利画家使用油料作画的罗吉尔·冯·维登于1449年到费拉拉来，使竞争的程度更加激烈。同年来自伯戈城的弗朗切斯卡也在公爵宫作了许多壁画（现已遗失）。
最后促使费拉拉画派的形成，该归功于图拉在帕多瓦潜心研究曼特尼亚的壁画，及在那里向斯奎尔乔内学得的技巧。
图拉成了波索的御用画家（1458年），为公爵家属画肖像，也参与装饰西法诺亚宫的工作，颇负盛名，拉斐尔的父亲将其列为意大利画家的领导人物之一。尚蒂（Giovanni Santi）显然是喜欢图拉气质高贵而略带忧郁的外形，装饰华丽的建筑，其奇异岩石的风景画，就拉法埃洛（Raffaello Santi）作的这类画来看，缺乏一种温和或优雅的特质。不过这种气氛我们可在图拉的学生罗勃蒂（Ercole de Roberti）的画中找到，他在1495年继承其师为御用画家。可是这位海格力斯的画，除了那幅陈列在伦敦艺术馆（London Gallery）、一度认为是他在哈西亚（Frans Halsian）所绘的《音乐会》（Concert）外，均缺少活力。图拉最伟大的学生弗朗西斯科·科萨在西法诺亚宫所作的两幅杰作：表现费拉拉宫廷生活迷人与快乐的《维纳斯的凯旋》（The Triumph of Venus）和《奔》（The Race）则颇为生动、高雅。当波索拟按每英尺画布付10块金币的公定价来支付酬报时，弗朗西斯科·科萨大为不满并提出抗议，但未被接受，他愤而离开费拉拉，前往博洛尼亚（1470年），13年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在科斯达身上，他也同样离此他往，使费拉拉画派失去了两位最好的绘画天才。
多索·多西是使费拉拉画派重振声威的人物，他在威尼斯学画时，正是乔尔乔纳（Giorgione）的巅峰时期，到费拉拉后，他即成为阿方索一世公爵最宠爱的画家。其友阿廖斯托将他列为当时不朽人物之一，这些人包括：达·芬奇、曼特尼亚、乔万尼·贝利尼、多索·多西、米开朗基罗、巴斯蒂亚诺、拉斐尔、提香。
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阿廖斯托喜欢多索·多西，因他的画带有户外活动的特质，可以说是阿廖斯托森林叙事诗的一种阐释，所用的颜料则抄袭自威尼斯画家的暖色（红、黄、橙三色）。由于阿方索对运动的喜爱更甚于诗词，多索·多西与他的学生以古代竞技方式的生动情景装饰城堡中心康西奇利奥（Sala di Consiglio）。多索·多西晚年以不匀的笔锋在奥罗拉（Sala dell’Aurora）的天花板上画些关于寓言与神话题材的画，画中体现了整个意大利的无神论者得意地庆祝肉体美与快乐的生命。也许费拉拉的艺术在此时开始衰微（主要原因是阿方索在位时连年征战，财力枯竭），人们都强调肉体的快乐，忽视精神的价值，使那些庄严而富感情的宗教题材的艺术凋谢，听任世俗的艺术弥漫各地。
在这衰颓时期中最有名的艺术家是蒂西（Benvenuto Tisi），又名加罗法洛（Garofalo）。两次访问罗马后，他颇醉心于拉斐尔的艺术。虽然拉斐尔仅比他大两岁，他还是到这位年轻名师的画室当助手。后来他因家务事须回费拉拉时，曾答应拉斐尔要再回来，可是回到费拉拉后因阿方索与其他贵族委托他的画太多，始终无法再分身到罗马。他耗尽精力，竭尽所能，画了很多画，其中约70幅留了下来。这些画无论在力的表现或最后一层涂饰都不尽完美，就从存放在梵蒂冈的《圣家》而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小画师都可胜过他几筹。
还有很多从事微细画的画家，他们精美的作品，较之一些所谓的名画更吸引人。西法诺亚宫内即收藏了几幅这种画作的精品。尼科洛三世从佛兰德斯带回精于编织花毯的人，由费拉拉的艺术家提供设计，然后再交给他们编织。于是这种需要高度耐性的艺术便在利奥尼洛与波索的领导下滋养着，而织成的花毯便用来装饰宫殿墙壁，在王子与贵族举行庆典时也借给他们用。金匠们则忙于制造教会用的器皿与私人的装饰品。曼图亚的斯皮兰第奥（Sperandio）与维罗纳的皮萨内洛，在此完成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奖牌。
在费拉拉，最不重要的艺术是雕刻。克·费伦佐（Cristoforo da Firenze）塑人，巴诺西里（Niccolò Baroncelli）雕马，二人合作为尼科洛三世雕塑了一尊青铜像，这是在1451年完成的，约在多纳泰洛的加塔梅拉塔在帕多瓦崛起前两年，1470年在它旁边又放置了波索公爵的青铜像，公爵静静地坐着，显得非常平和、安详。1796年，这些纪念像被革命分子摧毁，他们指称这些是暴政的纪念品，便将它们熔铸成加农炮，拿来结束暴君政治与战争。阿方索·伦巴底以庄严的雕像装饰城堡的“雪花石膏制的屋子”之后，也像许多费拉拉画家一样逃亡到博洛尼亚，那里我们可发现他光荣的事迹。费拉拉的宫廷人士在观念上非常落伍，品味和支付的酬金都不高，无法使易逝的财富变成不朽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