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回头谈谈托斯卡纳。我们发现佛罗伦萨就像另一个巴黎一样，吸收了其属国（地）人才的创作精华。但是，除佛罗伦萨外，其他地方对我们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卢卡于1369年自查理四世帝国获得许可成为自治的城邦，并且一直维持自治，直至拿破仑时代才改变。当地人民对他们11世纪建立的大教堂甚以为荣，时时整修以保持原状，并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博物馆。在那里我们可以观赏唱诗班华丽的坐席（1452年）及染色的玻璃（1485年），奎尔恰在1406年所建造的宏大陵墓，巴托罗米奥最深奥的画——《圣母、圣斯蒂芬与施洗者圣约翰》（Madonna with St.Stephen and St.John the Baptist，1509年）及卢卡之子玛泰奥·西维塔里许多美丽的作品。
皮斯托亚宁愿受佛罗伦萨人的统治而不愿享受自由，因为当地党争激烈、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当地政府不得不诉请佛罗伦萨人接掌政权（1306年）。此后，皮斯托亚的艺术和法律皆来自佛罗伦萨。如塞波医院（Ospedale del Ceppo）——其命名源自一种盛着慈善捐献的中空木墩，它是一条缀着赤褐色浮雕的布带，由乔万尼·罗比亚及其助手为“七件善事”捐献而设计（1514—1525年）。这七件善事是受寒者有衣穿、饥饿者有饭吃、看护病患者、慰问坐监者、款待异乡人、安葬死者、慰藉遗族。宗教的精神在此发挥无遗。
比萨曾经非常富有，使其有能力用山上的大理石建造大教堂、洗礼堂和斜塔。这该归功于该城位居阿尔诺河口，地理位置甚佳。正因为如此，佛罗伦萨对之甚为垂涎，终于在1405年将它征服。可是比萨人从来不肯接受这种奴役，一再反抗。1431年，佛罗伦萨人禁止比萨的男人持有武器，并以他们的妻儿为人质，以防反抗行为的出现。比萨人曾于1495年利用法国入侵的机会图谋独立。他们与佛罗伦萨的雇佣兵对抗了14年之久，在经过一次激烈而英勇的抵抗之后，终于屈服了。许多有钱人家宁愿选择流亡，也不愿臣服于佛罗伦萨，他们移民到法国或瑞士。其中有西斯蒙迪后裔的历史学家，在其1883年所著的《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中有感人的描述。佛罗伦萨为补偿其专制作风，对比萨大学给予财政上的补助，并派遣艺术家装饰大教堂与圣坎普公墓。即使拥有那些绘于亡者圣地（Holy Field of the Dead）上的贝诺佐·戈佐利著名的壁画，也无法弥补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失去其重要性的城市的悲哀。阿尔诺河中的碎石逐渐积向海岸线，在6英里外的里窝那（Livorno，即莱格霍恩）形成一个新港口，使比萨失去其在商业位置上的重要性。
圣吉米拉诺之名来自圣吉米尼亚，他曾于450年拯救这个当时尚属初期村落的城市，以免受匈奴游牧民族阿提拉王的扫荡，此城到14世纪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城内的富豪之家却分立成敌对的党派，他们建立了56个城堡，使该城得到圣吉米拉诺的美名。由于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1353年该城接受佛罗伦萨的统治，自那时起生活似乎有了变化。吉兰达约的壁画使圣菲那大教堂成为有名的礼拜堂，贝诺佐·戈佐利以圣奥古斯丁在圣阿哥斯第诺教堂中的生活情景完成其美第奇礼拜堂骑兵的壁画，贝内代托为那些神庙雕出宏伟的圣坛。但是，由于贸易改经其他路线，产业萧条，缺乏刺激成长的因素，终使圣吉米拉诺城内狭窄的街道与逐渐分裂的堡垒变得寂静无声。1928年，意大利将此城设立为国家古迹胜地，借以保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阿雷佐位于佛罗伦萨以北40英里的阿尔诺河畔，是佛罗伦萨防卫与贸易的要冲。佛罗伦萨人早就对之虎视眈眈，而于1384年自安茹公爵手中买下此城。阿雷佐人永远不会忘掉这个耻辱。佛罗伦萨的统治虽然产生了彼特拉克、瓦萨里及彼得罗·阿雷蒂诺等大艺术家，却未真正地拥有他们，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精神仍然是中世纪的。卢卡又名阿雷蒂诺，离开阿雷佐到比萨，在圣坎普公墓画了生动的壁画，画中表现出1390年至1392年战争的恐怖气息，但画中基督、圣母及圣徒的像，给人一种强烈的虔诚感。如果我们相信瓦萨里的记载，他说卢卡将撒旦魔王的像画得那么恐怖，以致他时常梦见此魔正猛烈地申斥他，终于因惊恐过度而死。
伯戈城位居台伯河上游，在阿雷佐的东北方，看似小得无法产生一个高水平的艺术家。彼罗原先从母姓，被称为弗朗切斯卡，因其父早死，其母寄望于他，关爱、养育他，让他接受数学和艺术的教育。他虽然生于圣墓之城，首次崭露头角却是1439年在佛罗伦萨，正是费拉拉臣属于佛罗伦萨的那一年。根据推测，彼罗·弗朗切斯卡可能看到了到该地协商希腊与罗马教会团结的拜占庭主教及王子们的华丽衣着。另外，我们也相信他曾在布兰卡奇礼拜堂研究过马萨乔的壁画，因为这是佛罗伦萨城内任何学习艺术的学生必采的途径。弗朗切斯卡的画中融入了马萨乔的画所具有的威严、力量与坚定的希望，表现出一种东方君主所具有的尊贵和庄严风格。
1442年，36岁的弗朗切斯卡回到伯戈，被选为市议员。3年后他首次受命，为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画一幅《慈悲的圣母》（Madonna della Misericordia），这幅画现仍保存在库姆纳尔（Comunale）宫，画中由许多忧郁的天使、面色慈祥合十作祈祷状的半东方式的圣母、严厉的天使长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告示她将怀孕、衣衫褴褛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及栩栩如生的悲伤的圣母玛利亚与使徒圣约翰画像等很巧妙地集合而成。这虽是弗朗切斯卡的早期作品，却表现得相当有力：没有美感，没有精致的装饰，也没有感人的悲剧故事，只表现出形体虽因生命的挣扎而消损，可是在他们静默的忍受、祈祷与宽恕中仍升华至崇高的境界。
弗朗切斯卡之名后来传遍意大利，很多人想请他画画。在费拉拉（约1449年），他曾替公爵宫邸画过壁画。罗吉尔·冯·维登当时是该宫廷的画家，弗朗切斯卡可能是由他那里学到将颜料加进油中的新绘画技巧。在里米尼他画了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暴君、谋杀者及艺术的守护神——以一个虔诚的祈祷者的态度，奉献两只庄严的狗以赎罪的画。1452年至1464年，弗朗切斯卡在阿雷佐为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画了一系列的壁画，这是他艺术的巅峰时期。这些画叙述了耶稣的十字架的故事，而以十字架为科斯努二世（Khosru II）所获，后被希拉克略（Heraclius）皇帝重新发现并送回耶路撒冷为其高潮。此外，他更妥适地安置了一些插图，如亚当之死、示巴女王游访所罗门及君士坦丁在密尔维安（Milvian）桥大胜马克森蒂纽斯等。亚当临死前的枯瘦憔悴状、夏娃苍白的面孔及枯瘦的身躯、他们强壮活泼的子女、示巴女王侍从的威严风度、所罗门深奥而富启示性的面孔，在《君士坦丁之梦》（The Dream of Constantine）中慑人心弦的光辉，在《希拉克略之胜利》（The Victory of Heraclius）中混乱的人马等，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壁画。
在弗朗切斯卡的这些精心杰作中，可能还包括他在佩鲁贾所画的一幅祭坛画和在梵蒂冈所画的一些壁画——这些画后来被刷白，以腾出更大的空间让拉斐尔完成他的名画。1469年在乌尔比诺，他又完成一幅最有名的画——动人的费德里科公爵的侧面像。费德里科在一场比武中鼻子受伤，右颊留下一道疤痕。弗朗切斯卡画的是他的左面像。费德里科公爵像虽较完整，但仍凹凸不平地散布着几颗痣。他的鹰钩鼻，表现出勇敢与现实；坚定的双唇、微闭的双眼及严肃的面孔，显示出他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个能克制情感，不重视财富与权势的人。画中表现出那么多的特征，然而我们所想念的是费德里科高尚的嗜好，这种嗜好促使他组织了宫廷乐队，搜集古典名著的原稿成立他著名的图书馆。在沃夫兹的双连画中与费德里科公爵侧面像配对的是他的妻子巴蒂斯塔的侧面像。她的脸孔很像是荷兰人，脸色苍白。画面上的背景是田野、小山、晴空和城墙。在这两帧侧面像的正面，弗朗切斯卡画了两辆双轮轻便马车，一辆拉着费德里科，另一辆则载着他的妻子巴蒂斯塔，他们表情严肃、仪态高雅。
约1480年，他已64岁，患上了眼疾。瓦萨里认为他可能会变瞎，可他仍然画得很好。在他的晚年，他写了一本《透视法入门》（Manual of Perspective）及一篇《绘画中的几何学原理》（De Quinque Corporibus Regolaribus）的论文，分析绘画中的几何关系与比例。他的学生巴齐奥里在他所著的《论比例的神圣》中，即采用弗朗切斯卡的观念。也许是经过巴奇奥里的介绍，弗朗切斯卡的数学观念才影响了达·芬奇对艺术几何的研究。
世人曾经遗忘了弗朗切斯卡的著述，却重新发现他的画。当我们知道早在达·芬奇尚未成名之前他已完成所有的作品后，我们应将他列为15世纪意大利画家的领导人物。他的人像画中的人物看起来粗犷，他们的面孔粗暴，并有许多带着几分佛兰德斯人的气概。但他们那份静默的尊贵、庄严的风采、堂皇的风度及动作上所显示的感人意义，使他们显得非常高贵。和谐的画面设计使弗朗切斯卡的画变得非常完美，尤其在他那蔑视理想与情感的手笔下所表现的坚定信心，代表着他对眼睛所见和心中所想的表达。
由于弗朗切斯卡所住的地方离文艺复兴发源地太远，他的艺术无法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也未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虽然如此，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位西尼奥雷利，他影响巴奇奥里形成他的风格。邀请弗朗切斯卡到乌尔比诺的是拉斐尔的父亲，虽然这是拉斐尔出生前14年的事，但这位幸运的青年一定看到并研究了那些弗朗切斯卡留在当地及佩鲁贾的作品。梅罗佐·达·弗利（Meloo da Forli）从弗朗切斯卡那里学到画面设计的气魄与优雅。看到梵蒂冈里梅罗佐的乐师天使画，就会令人想起弗朗切斯卡的最后一幅画——保存在伦敦国家画廊的《耶稣诞生》，正好像看到弗朗切斯卡的天使合唱团画，就会令人想起卢卡·罗比亚的《耶稣复活》。人们往往将他们的遗产传给他们的继承人，而这种传统正是文明形成的主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