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比别的时代要浪漫一些。除继承了欧洲神话所有的神秘产物外，还接受了基督徒的史诗所想象的一切美丽和恐怖，他们形成了爱和战争的艺术与宗教，他们目击十字军东征，他们自东方传入上千个故事和奇迹。
财富、休闲及一般人阅读能力的成长，城市与中等阶级的兴起，大学的发展，妇女对宗教和骑士制度的赞扬——这一切皆促使文学的花朵盛开。学校的勃兴，如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萨卢斯特、卢卡、塞涅卡、斯塔提乌斯、尤维纳利斯、昆体良、苏埃托尼乌斯、阿普列乌斯、西顿尼亚，甚至连猥亵的马提雅尔和佩特罗尼乌斯等人，他们的艺术和光芒，照亮了许多世俗教育或修道院的宁静处所，或许也照亮了宫廷。从哲罗姆到阿尔昆到埃洛伊兹和伊尔德贝，基督徒的主脑人物在每天祈祷及膜拜之余，忙中偷闲地默默歌唱《埃涅阿斯纪》的乐曲。奥尔良大学尤其珍爱罗马异教徒的古典作品，而一位受到惊吓的清教徒抱怨说，这里崇拜的不是基督或玛利亚，而是古老的神祇。12世纪几乎是奥维德的时代，他推翻了被阿尔昆推崇为查理曼王朝桂冠诗人的维吉尔的权威地位，而教士、淑女及“浪游学者”，都愉快地阅读《变形记》、《希罗伊德》和《爱的艺术》。我们可以宽宥教士们频繁举行甜酒宴会，他们如此忠诚地保存着眼前将堕入地狱的灵魂，然后虔诚地把这些教给顽抗的年轻人。
从这些古典文学中，我们看到中古时代一位拉丁人的崛起，他的善变和兴趣，夹杂在文学探险中最愉快的惊人事物中。圣贝尔纳轻视知识上的成就，写了一些爱恋的柔情蜜意的文学著作、滔滔雄辩和精湛的拉丁文。彼得·达米安、圣贝尔纳、阿伯拉尔以及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等人的呼吁，使拉丁文一直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语文。
修道院编年史的作者拉丁文写得极不佳，但他们并不需要给人美学上的颤动。最重要的，他们记录自己修道院的成长和历史——选举、建筑物、修道院长的死亡、教士们的奇迹和争执。他们在日食、月食、彗星、久旱、洪水、饥荒、时疫及他们时代的预兆添上注解；他们有些则扩大到将国家甚至国际的事件包括进去。没有几个作者能有判断力地详审事件的来源，或调查其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漫不经心以致不够精确；又加上一两个不重要的人物，使无生气的统计表充满生趣；一切都与奇迹有关而轻易相信，所以法国的编年史作者假定法国曾被高贵的特洛伊人平定，同时查理曼曾征服过西班牙并占领耶路撒冷。《法国传奇》（Gesta Francorum）试图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做颇为诚实的叙述，但《罗马传奇》（Gesta Romanorum）却坦白地对乔叟、莎士比亚及上千个浪漫作家提供虚构的历史。蒙茅斯的杰弗里，写了他的《英国史》（Historia Britonum），属于国家神话一类的书籍，诗人们在其中找到李尔王和亚瑟王、墨林、朗斯洛、珀西瓦尔及“圣杯”的传奇。更生动的文学作品是布里·圣埃德蒙德斯的乔斯林和帕尔马的弗拉·萨利姆贝内所写的闲谈式但不虚假的编年史。
约1208年，萨克索·兰格（Saxo Lange），死后被尊称为萨克索·格拉马蒂克斯，将他的著作《丹麦传奇》（Gesta Danorum）题献给隆得（Lund）大主教艾卜萨隆，虽有夸大其词和难以置信之处，却是一本生动的叙述，它比大部分西方同时代的编年史紧凑。在第三册中，我们得知阿姆勒斯（Amleth）是日德兰半岛的王子，他的王叔杀了他的父王而娶了母后。萨克索说阿姆勒斯“装疯卖傻，这种巧妙的做法保护了他的安全”。这位杀害亲兄的国王的谄媚者，给阿姆勒斯送来一个美丽女子来考验他。他接受了她的拥抱，赢得了她的爱情和忠贞。他们用狡诈的问题询问他，但“他以极聪明的方式将诡计与坦白夹杂起来，因此并未将真实泄露”。从这个架构上，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人物（哈姆雷特）。
在中古时期，五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将编年史提升为历史，虽然当时仍保持编年史的形式。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将他的著作《教士的功绩》（Gesta Pontificum）和《盎格鲁人传奇》（Gesta Regum Anglorum）资料加以安排，写出了一部连贯而生动的不列颠高级教士和国王的故事，它是值得相信和公正的。出生于什鲁斯伯里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10岁的时候被送到诺曼底的圣埃弗努尔（St.Evroul）修道院献身于修道生活，在那里他过了其余的68年，再也没有和他的双亲会面。在这些岁月中，他花费了18年时间在他五大卷的著作《教会史》上。据说他只有在严冬最冷的日子里才停止工作，因为那时手指太麻木而无法动笔。一颗偏居一隅的心灵，居然能用历史的文学修养与风格及平凡生活的旁白，把俗世和教会的各种不同的事说得那么透彻，这的确相当不凡。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在他的《论第二城》（De Duabus Civitatibus）一，叙述自亚当到1146年的教会与俗世的历史，同时开始写一本令他引以为荣的有关他的侄儿“红胡子”腓特烈的自传，但当他的英雄事业日正当中时他去世了。
提尔的威廉，一个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法国人，成为耶路撒冷的鲍德温四世的大臣，然后又做泰尔的大主教。他通晓法文、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一点希伯来文，同时用优美的拉丁文写出早期十字军的最可靠记录——《海外事件》（History of Events Overseas）。他寻求一切事件自然的解释，他描写努尔丁和萨拉丁这种人物的得当，与基督教欧洲无宗教信仰的绅士所形成的有利意见大有关系。马修·帕里斯是圣阿尔班斯（St.Albans）的一个修道士。他是该修道院的史料编纂者，然后是国王亨利三世的史官，他撰写了一本生动的《编年史》（Chronica Maiora），包括1235年到1259年欧洲历史的主要事件。他以明晰、正确和意想不到的偏袒态度写作，谴责“使人民和教皇疏远的贪婪”，支持腓特烈二世反对教皇政治。他的充斥着各种奇迹，同时叙述“浪游的犹太人”的故事，但是他坦白地记录了对伦敦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少量血液转移到威斯敏斯特教堂（1247年）的怀疑。他为其著作绘制了几幅地图，称得上当时最好的。我们赞美他的勤奋和博学，但是他的穆罕默德的素描（1236年）揭露了一个有学养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历史的浑然无知。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两位用法文写作的法国人，并与当时的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分享使法文成为一种文学语言的荣耀。杰弗里·维拉杜安（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是一个贵族和战士，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为文相当精确，因为他不知道学校所教的修辞学的戏法。他口授他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让一个法国人笔录。那位法国人的直截了当与实事求是的精确性，使他的书成为史料编纂的第一流作品。不仅他是公正的，而且因为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以致不能用客观的眼睛看出那种独特而有趣的奸诈行为。但因他经历、目击并直接感受事件，他的书具有几乎免受时间限制的生动的特质。约一个世纪之后，杰恩·锡尔·庄维尔—香槟皇宫的执事，在为十字军服役和为路易九世服务之后，在85岁时，在法国写了《圣路易史》（Histoire de St.Louis）。我们要感谢他以简明而真挚的笔法描写历史人物和重复阐释习俗和轶事。读了他的著作，我们感受到在维拉杜安的著作中所没有的时代风格。在他典当了一切而离开他的城堡参加十字军时，他说他不敢往后看，唯恐在看到可能永远不能再见面的妻儿时会心软。他缺乏维勒哈杜温所具有的细心和机巧的心灵，但他具有普通常识，在他的伟大中也能见平凡之处。当路易希望他第二次参加十字军时，他拒绝了，因为他预见那项事业的无望。而当假装虔诚的国王问他：“你要选择那一种——成为一个麻风病患者或犯一个大罪？”——
我，这个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回答他：我宁愿曾犯三十大罪，而不愿成为一个麻风病患者。当教士们离开后，他单独把我叫去，让我坐在他的足边，并说：“你怎么可以那么说呢？”……我再问他。他回答：“你说得又急又笨。因为你该知道麻风病不如死罪那么可憎。”……他问我是否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替穷人洗脚。我说：“陛下，那会令我作呕！这些农奴的脚我是不愿洗的。”国王说：“实际上，那是邪恶的说法，因为你决不可蔑视神的教训。所以我请求你，首先为了爱神，再者为了爱我，你应该习惯去替穷人洗脚。”
并非所有圣人的传记都这样真实。中古时期的人非常缺乏对历史的意识及忠于知识，以致这些陶冶人性的故事的作者们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读者信以为真，则必是益多于害。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作者道听途说，相信他们所写的故事。如果我们仅仅把圣人的传记视为故事，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充满了趣味和诱惑。想一想圣克里斯托弗是如何得名的。他是迦南地方的巨人，有18英尺高。他服侍一个国王，因为他听说这是一位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有一天国王提到撒旦时，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克里斯托弗得出了结论，认为撒旦比国王更有权力，从此之后他改而服侍撒旦。但在看到路边一个十字架时撒旦逃走了，克里斯托弗由此推论耶稣一定比撒旦强，于是委身侍奉基督。他发现要遵守基督徒的斋戒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食量大，不习惯于念最简单的祷告文。一位德行高超的隐士把克里斯托弗放在一个浅滩的岸上，浅滩的激流每年都淹死许多想渡过浅滩的人。克里斯托弗把旅行者背在背上，安全滴水不沾地送达彼岸。有一天他背一个小孩过河。他问小孩为什么那么重，小孩回答说：他带着整个世界的重量。安全过河后，小孩向他致谢说：“我是耶稣基督。”然后小孩消逝无踪。同时，克里斯托弗插在沙中的手杖，突然间开满了花。在利比亚的西勒努姆（Silenum）附近，有一条龙每年要吃一个由抽签决定的活的少年或少女，作为不向该村吐毒气的代价。有一次国王的女儿抽中了签。当那个不幸的日子来临，她走到龙所安身的池塘。就在那里，圣乔治见到她，问她为何哭泣。她回答说：“年轻人，我相信你有伟大而崇高的心灵，但是赶快离开我。”他拒绝了，并请她回答他的问题。他告诉她：“别怕，因为我将奉耶稣基督之名来帮助你。”就在此时那只怪物从水中出来。乔治画了一个十字，把自己交给上帝，用长矛攻击刺伤那条怪物。然后他吩咐少女用她的腰带，将受伤的龙的脖子捆起来。她遵命而行，那条龙就像任何一个勇士一样，屈服于美色之下，从此驯服地跟随着她。这些及其他动听的故事，在约1290年被热那亚的大主教弗拉吉尼（Iacopo de Voragine）收集成一本名著，因为每天他讲一段特定的圣人的故事，因而称他的书为《圣者传》。弗拉吉尼的选集成为中古时期读者们的宠物，他们称它为“金色的传奇”。教会对部分故事，因为信仰上的原因，提出某种程度的禁止，但人们喜爱并全盘接受它，也许这并不比目前流行的虚构小说对单纯的人民所造成的欺骗为害更大。
中古时期拉丁文的光彩在于韵文。它们大部分仅具诗的形式，因为各种用以陶冶人格的资料——历史、传奇、数学、逻辑、神学、医学都被赋予韵律和押韵诗以帮助记忆。而一些不重要而极长的史诗，如沙提永的沃尔特所写的《亚历山大》，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与《失乐园》（Paradise Lost）一样的缺乏趣味。同时也有诗的形式的争论——灵魂与肉体、死亡与人类、慈悲与真理、村夫与牧师、男人与女人、酒与水、酒与啤酒、玫瑰与紫罗兰、穷学生与养尊处优的教士，甚至海伦与加尼米德的恋爱——我们无法区分孰优孰劣。中古时期的诗与人性毫无关系。
传统的依赖母音数量作为诗韵的衡量，5世纪以来就被放弃；中古时期的拉丁韵文，由于普遍的爱好，而非由于深奥的技巧而形成，有了一种以重音、韵律和诗韵为基础的新诗的成就。这种形式在希腊诗韵传到罗马时便已存在了，同时这种古典的风格，暗中被保存了千年之久。古典的形式——六音步的诗行、挽诗的对句（由六步及五步的扬抑抑格为主构成），萨福诗体——在整个中古时代都存在着，但是拉丁世界对之感到厌倦，它们似乎与基督教义所弥漫的虔敬的心境、温柔、精致和祷告文的模式不相调和。更简单的诗韵随之出现，这种抑扬格音步的短诗，几乎能将任何从心的跳动，到开拔往前线作战的军队的步伐的情感表达出来。
没有人知道诗韵是从何处传入西方基督王国的，猜测很多。它曾经在一些异教徒的诗中应用过，如恩尼乌斯、西塞罗、阿普列乌斯都采用过；也可在希伯来和叙利亚诗中发现；也不时地散见于5世纪的拉丁诗中；早至6世纪时大量应用于阿拉伯诗中。也许穆斯林对诗韵的热情，影响到与伊斯兰教有所接触的基督徒；在中间或结尾的过分押韵，使中古的拉丁诗恢复到阿拉伯诗相似的无节制。无论如何，新的形式使拉丁诗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诗体，与古典的风格全然不同，它的丰富与不容置疑的完美，着实令人惊异。举例来说，禁欲的改革家彼得·达米安把基督的呼唤比喻为爱人对少女的呼唤：
是谁在敲门？
你要扰人清梦？
他呼唤我：“噢，最可爱的少女，
妹妹，伴侣，点缀着最灿烂的光辉！
快！起来！开门，最亲爱的！
我是最崇高的国王之子，
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年轻的儿子，
他已自天堂来到这黑暗之处
要释放被虏者的灵魂；
我已经历过死亡及诸般伤害。”
我飞快地起来，
跑到门口，
对所爱的人，屋子将敞开，
而我的灵魂或将欣然看见
他，我所最渴望见到的。
但他如此迅速地即走过了，
离开了我的门。
那，悲伤的我，该如何自处呢？
我啜泣着跟在年轻人后面
他的双手如浮动的棕榈叶。
对于彼得·达米安而言，诗只是一种附属品；但对拉瓦尔丹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avardin）——图尔的主教——而言，诗是为了他的灵魂向他的信仰挑战的一种热情表露。他曾在沙特尔受教于富尔贝尔门下的图尔人贝伦格尔处，或许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拉丁经典的喜好。经过许多苦难，他旅行到了罗马，无法确定他所要寻找的是更多的——教皇的祝福，或浏览由于阅读而使他倍感亲切的罗马风景。他感伤古都的兴衰，以古典的挽歌形式表达他的情感：
噢，罗马，何物能与你媲美，
即令你几乎成为一座废墟；
当你整个被摧毁时，
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何等伟大。
漫长的岁月已摧毁了你的自尊，
恺撒的城堡与众神之庙宇，
一同没入了沼泽之中。
野蛮人震撼于它的矗立，
忧伤它的倒塌。
现在，这些伟大的工程已默然横躺……
然而时光的流逝，
大火与宝剑，
皆不能彻底摧毁这种光荣。
一个中古时期的诗人，在短暂时间内，如同维吉尔那样，将拉丁文运用自如。但是一度为基督徒，便永远为基督徒。伊尔德贝在耶稣和玛利亚身上，比在朱庇特和密涅瓦身上找到更多的安慰。在较后的一首诗中，他将古老的神庙解体了：
对我而言，这种失败比那种胜利更为甜蜜；
贫穷比富有时更伟大，俯卧比站立时更伟大；
十字架所给我的远比众鹰为多，
彼得给我的远比恺撒为多，
手无寸铁的群众给我的，
远比带武器的指挥官为多。
站立时我统驭众国；
毁灭时我敲击地球的深处；
站立时我统治着肉体，
毁坏及衰落时我统治着灵魂；
从前我命令一群可怜的百姓，
现在我是魔王；
昔时我的王国是城市，
现在天堂是我的王国。
自从福图纳图斯以来，没有一个拉丁人写过这样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