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古时期最著名的科学家，约1214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Somerset）。他在牛津受教于格罗斯泰斯特门下，同时从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那里获得一种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英国精神，当时在牛津的圣方济各修会的圈子里已经定型了。约1240年他前往巴黎，可是在这里找不到牛津所给他的刺激。他惊讶于巴黎的教授们，除了拉丁文很少关注其他，以至他们花在科学上的时间那么少；却如此过分专注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争辩。对培根来说，似乎是对生命的错误的浪费。他“主修”医学，而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减轻老年人的痛苦的书。为了寻找资料，他到意大利去，在玛格纳·格雷西亚研究希腊文，同时在那里熟读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医学著作。1251年，他回到牛津，加入教授的行列。他在1267年写道，前后20年，他曾花费“2000英镑以上购买秘籍和工具”及用在教授青年学习语言和数学方面。他雇用犹太人教他和他的学生们希伯来文，同时帮助他们阅读《旧约》原文。约1253年，他进入圣方济各修会，但他似乎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修士。
由于厌恶学校的形而上学，培根把他的全部热情都贯注在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上。在学术的每一个领域内，他都受惠于先人，他的创见实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有力的总结。亚历山大·内克姆（Alexander Neckham）、英格兰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格罗斯泰斯特和亚当·玛尔什（Adam Marsh），曾经在牛津创立一个科学传统；培根继承了它，同时将其公之于世。他承认自己的受惠，而给予他的前辈无比的赞美。他也承认了他受惠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哲学的基督教王国，也同样受惠于希腊人，同时提示希腊和伊斯兰教的“异教世界”博学之士，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受到上帝的鼓舞和指导。他对伊萨克·伊斯雷利、伊本·加比罗和其他希伯来思想家有一种高度的敬意。他称赞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极有勇气。他不仅贪婪地从博学之士处学习，而且向任何在手艺和农务方面有实际知识、能增加他的知识的人学习。他以不寻常的谦逊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面直接了解上帝以前，没有人能以完全肯定的态度知道任何事物……因为没有人能如此精于自然之道，以至于配了解一切……一只单纯的苍蝇的性质及所有属性……既然，他所不能了解的是如此的广泛，则与一个人所能了解的事情相比较，无须与更伟大或更美妙的不可知的事物相比，他以其学问而自夸，则必是丧失了心智……越聪明之士越谦虚去接受别人的指教，他们也不会鄙视教师的单纯，并谦逊有礼如农夫、老妇和儿童般，因为很多事物为单纯和无学问的人所知，而不为聪明人所注意……我从地位卑下的人那里学到的，远比我从所有著名的人那里学到的为多。因此，但愿没有一个人夸耀他的智慧。
他以如此的热诚和勤奋努力工作，以致在1256年健康受损。他从大学退休，以后10年内，我们不知他的行踪。也许在这段时期他写了一些次要的作品《论燃烧的玻璃制品》（De Speculis Comburentibus）、《论发明和自然的神奇力量》（De Mirabili Potestate Artis et Naturae）和《自然事件的计算》（Computus Naturalium）。现在他计划着手他的“主要的作品”——一部独力完成的百科全书，包括四卷：文法和逻辑；数学、天文学和音乐；自然科学——光学、地理、占星学、炼丹术、农学、医学和实验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律。
他已经写了一些散乱的部分，当此时他的计划受一件事情的影响而生变。1265年2月，纳邦的大主教居伊·富尔凯（Guy Foulques）成为教皇克莱门特四世，而带给教会一些自由的精神，这些精神由于民族和教条的混合，在法国南部极大地发展。6月，他写信给培根，嘱咐他送一部“誊清的稿本”给他，“秘密地、不耽搁地”。培根本人非常想按计划自己完成百科全书。然而，在1267年，因为害怕克莱门特会去世，或在书完成之前失去兴趣，决定以12个月的时间完成——或将他的手稿集在一起——初步的论文，我们知道它叫作《大作品》（Opus Maius）。他怀疑甚至这，对一个忙碌的教皇而言也过于冗长，因此写了一个摘要《小作品》（Opus Minus）。1268年初，他把这两部手稿送给克莱门特，连同一篇名为《论洞察力的增加》（De Multiplicatione Specierum）的文章。因恐这些文章在搬运中遗失，他又写了另一篇大纲，叫作《中型作品》（Opus Tertium），而派专差把它送给克莱门特，并配有一个透镜，他建议教皇自己可以做实验。克莱门特卒于1268年11月。就我们所知，他和他的继承者从未对这个热心的哲学家说过一句感激的话。
所以，《中型作品》现在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他的“主要作品”，虽然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篇序言而已，其内容是相当充实的。共有八百页，分成七个论题：《论无知与错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外国语文的研究》、《数学的用途》、《透视法与光学》、《实验的科学》、《道德哲学》。这包含了无意义的部分和很多题外话，及太多从别的作者那里广泛引用的篇章段落，可是它是以活泼、率直和诚恳的态度写成的，同时比中古时期任何其他科学或哲学方面的著作可读性更大。它对人心的鼓动，它对教皇权力的谄媚、对正统宗教的热切的表白，它降低科学和哲学为神学的仆役，在这样的范围和题目、匆忙写成的大纲，及企图赢得罗马教皇对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给予支持的一里，上述情形是不难理解的。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罗杰·培根觉得知识的进步，一定需要高级教士和大企业家们的帮忙和金钱，以便获得书籍、工具、文献、实验室和实验人员。
好像预期到“偶像”会被三个世纪以后他的同名者所指责，罗杰开始列出人类错误的四种原因：脆弱和无价值的权威、创立已久的风俗、无知群众的见识及在智慧的虚饰下隐藏自己的无知。他留心地加上一句话说，他“并非谈及那种可确知确定的权威……已经给予教会的”。他惋惜他的时代那么容易就认为一个命题如果能在亚里士多德的找到，则被证明无误。他宣称，如果他有权力，一定把亚氏所有的书都烧光，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源泉，也是一个无知的源流。在这之后，他在每两页书上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
在第二部分的开始，他写道：“因为这四个错误的原因已被摒弃于地狱之外，我希望说明有一种智慧是完美的，而这种智慧包含在《圣经》中。”如果希腊的哲学家们领悟到一种次要的神的感召，那是因为他们读了预言家和早期基督教主教的著作之故。显然，培根以单纯的信仰接受《圣经》的故事，而奇怪何以上帝不让人再活600岁。他相信耶稣和世界末日即将降临。他辩称科学是上帝在他的万事万物中的显现，使基督徒可以不用《圣经》而改变异教徒。所以，“人的心灵能够受影响而接受童女生子说，因为某些动物在处女状态时才会怀孕和生幼儿，就如同安布罗斯在《创造世界之六日》（Hexaemeron）所述的兀鹰和人猿一样。尤有甚者，如普林尼所述，在很多地区的母马，当它们渴望公马的时候，单借着风吹就会怀孕”——这是他信任权威的不幸的例证。
在第三部分，培根努力教授教皇希伯来文。语言的研究对于神学、哲学和科学而言是必需的，因为翻译本可以传达《圣经》或异教徒哲学著作的精确含义。在《小作品》里，培根将各种《圣经》的翻译作了卓越的学术性的报告，同时显示出他对希伯来和希腊原文本的精通。他建议教皇指派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者组成委员会，校订拉丁语《圣经》，同时将这个修订本——不再是彼得·郎巴德的《信念四讲》——作为对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他力劝在大学设立希伯来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加尔地亚文的讲座。他公开指摘使用暴力来改变非基督徒，同时询问除了透过他们的本国语言外，教会如何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和加尔地亚的基督徒交往。在这方面，培根着手著作并加以倡导。他是西方基督教王国第一位完成一部希腊文法为拉丁人使用、第一位完成一部希伯来文法的基督徒。他主张要有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能力，也可能研究过阿拉伯文。当培根讨论到数学题目时，狂热的辩才跃然纸上，因为都是数学定理，为一般人所不解。“除语文外，我坚信数学是最必要的。”他表示出对神学一贯的顺从：数学“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天堂和地狱的位置”，增加我们对《圣经》上地理和宗教纪年的知识，使教会能够改正历法。他说，同时去观察，“欧几里得的第一个命题”——在一指定的线上构成一等边三角形——如何帮助我们“领悟、承认神‘圣父’的身位，则同等身体的三位一体神自然呈现”。因为这个精辟的论调，他为现代数理物理学引进了一个卓越的前提，即坚持科学必须使用实验作为它的方法，除非把它的结论简化成数学形式，否则不能发展成为完全的科学。一切非精神的现象全是物体与力的结果，一切的力促成无变化的和规则的动作，因此可用线和图形把它表现出来。“以几何线已成立的证明来鉴定物体”，推到最后，一切自然科学都是数学。
数学是结果，科学的方法与印证却是实验。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们，自阿伯拉尔到托马斯，他们信任逻辑，而且使亚里士多德几乎成为三位一体的一分子，一个十足的圣灵；可是培根在数学与实验方面，却用公式表示出一种科学的革命。最严密的逻辑结论留给我们不确定的答案，除非能以经验来证实。只有一场真实存在的燃烧，才能真正使我们相信火在燃烧。“凡期望因着隐藏于一切现象之下的真理，而毫无疑虑地欢欣的人，必须知道如何致力于实验。”有时候他似乎并不把实验看作研究的方法，而是一种由意见——由经验或推理方式而得来的——的提出，建构在实际收到效用的基本事物上，以印证一个最后的证明模式。他比弗朗西斯·培根更加观察入微，并宣称在自然科学中，实验是唯一的证据。他并不自认为这种观念是新的，亚里士多德、希罗、加伦、托勒密、阿德拉德、佩特鲁斯·希斯帕努斯、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大阿尔伯图斯和别人都做过或赞美过实验。罗杰·培根是把含混不清的东西明确地陈述出来，而把科学的旗帜牢牢地植在占领地上。
除了在光学和历法方面的改革外，罗杰·培根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对科学本身的贡献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仅是科学哲学家而非科学家。继续格罗斯泰斯特和他人的研究，罗杰得出结论，认为恺撒历一年的时光过长，每125年多出1天——这是那时候所用的最正确推算——同时日历在1267年超过10天。他建议恺撒历每125年去掉一天。在《大作品》的第4部分中，同样受赞誉的是专门讨论地理知识的100多页篇幅。培根与他刚由东方返回的圣方济各会友鲁布鲁奎斯的威廉热切地讨论东方见闻，从他里那获知东方的种种；同时对威廉的报告中提及东方有数百万人从未听过基督教，印象十分深刻。他从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加的陈述开始评论道：“从西方的西班牙可以航行至东方的印度，假若顺风，在几天内即可横越。”这一段文字记在红衣主教皮埃尔·艾利（Pierre Ailly）所著的《世界的影子》（Imago Mundi）中，而被哥伦布引用于1498年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一世的函中，作为鼓舞他1442年航行的提示之一。
培根的物理作品有着那个时代的特色。在精确的译本里，由一段最为著名的文字可以窥出，其思想已由13世纪一跃而至20世纪：
实验科学的第5部分讨论到用途绝妙的工具构造，如飞行机器，或不凭借动力而能以无比的速度移动的交通工具或不靠橹夫的船行工具，速度快得为人手所不及。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做了，免得有人会笑它们荒谬或感到惊奇。同时这部分教人怎样制造那种工具不用费丝毫力气即可举起或降低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量……飞行的机器可以制造出来，同时一个人坐在那种机器中央，可以旋转一些设计精巧的装置，借着人造的翼击打空气，有如一只飞鸟的样子……同样，可以制造机器在海中或河中行驶，甚至行驶于地球底部，也没有危险。
《大作品》（第6卷，第12章）的一段文字可以被解释为论火药：
重要的技艺已经被发现用以对抗国家的敌人，因此不需宝剑或任何需要身体接触的武器，它们足以摧毁所有抵抗的人……从这种叫作硝石的力量，可以产生出一种如此可怕的声音，即使爆发在小如羊皮纸的东西上，那么……它的声响就超过尖锐的雷声，同时亮度超过随着雷鸣而来的最强烈的闪光。
在《中型作品》的一段可能添进去的文句中，培根附注说某种玩具“爆竹”已经在使用，它含有一种硝石（41.2％）、木炭（29.4％）和硫黄（29.4％）的混合物。同时，他提示火药可以密封在固体物质中以增加其爆炸力。他并没有声明已经发明火药，他只是最早研究它的化学成分，并预知它的成功的人之一。
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大作品》的第5部分《论透视的科学》，及补遗篇中的论文《论视力的增加》。这篇关于光学的光辉的文章，来自格罗斯泰斯特的关于虹的作品，是对维特罗对海泽姆的修正，并越过阿维森那、金迪和托勒密而逐步升高到欧几里得的光学研究传统的高峰，欧氏曾智巧地应用几何于光的运动。光是否由肉眼所能见之物体的微粒散发出来？或者它是物品和眼睛之间某种媒介物的一种运动？培根相信每一种自然物从各方面发射出力来，同时这些光线可以透过固体物：
没有物质能如此紧密连在一起，可以防止光的穿过。万物皆占有空间，并由实质构成，因此没有物质在环绕着光活动而不产生一种改变的……热和声的射线穿透金或铜器的内壁。据波伊提乌说，一种山猫的眼睛会看透坚厚的墙壁。
我们对山猫不太肯定，然而我们对这位哲学家大胆的想象力必须加以喝彩。使用透镜和镜子做实验，培根寻求把折射率、反射、倍率和显微镜使用方法公式化。提及一种凸镜的力量可以把很多太阳光线集中为一个燃烧点，同时在该点上将光线散布，形成一个放大的影像，他写道：
我们能如此造成透明体（透镜），同时利用我们的视觉和物像调整它，而使光线随我们的要求折射和朝任何方面弯曲；又随我们的希望在任何角度之下看到在近处或远处的物体。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可置信的距离阅读最小的字母和测量灰尘或沙的颗粒……如此一群可能变成很大和……很接近……所以我们也可以使太阳、月亮和星星……并许许多多类似的现象，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的心灵是不能忍受它们的……我们可以根据天体的长度和宽度，画出一个每日运转的具体图形，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聪明的人来说，足值整个王国……其他无以胜数的奇迹，也可以被宣布出来。
这些是著名的段落。几乎这些理论的每一要素都可以在培根以前找到，尤其在海泽姆的著作里。可是在此各种物质以一种实际和革命性的洞察凑合在一起，而及时使世界改观。就是这些段落引导莱昂纳多·迪格斯（Leonard Digges）（约死于1571年）有系统地陈述发明望远镜的理论。
可是如果物理科学的进步给予人更多的力量而没有善加利用，则将如何？培根的真知灼见体现在他对这个问题的提示，这个问题只在我们的时代才很明显地表露出来。在《大作品》的结论中，他坚信人不可能单独因科学而得拯救：
所有这些前述的科学是纯理论的。事实上，每一种科学都有实用的一面……但是只有属于道德哲学才能说也是……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因为它讨论人的行为、善恶、幸福和悲惨……其他的一切科学，除了它们有助于正义行为外，是没有这个顾虑的。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科学，如实验、化学等，就涉及与道德和政治科学所关心的运作而言，它被认为是理论性的。这种道德科学是哲学的每一分支的支配者。
培根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科学而是关于宗教的，只有借着宗教支持的一种道德，人类才能自救。可是它该是那一种宗教呢？他谈及宗教会议——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据鲁布鲁奎斯的威廉报告，它曾在蒙哥汗的建议和主持之下，在喀喇昆仑山召开。他比较三种宗教，结论对基督教有利。不顾格罗斯泰斯特的批评，他觉得教皇权是对欧洲的道德约束，缺少了它一定会有一种信仰与武力冲突的混乱局面。他热望利用科学、语言和哲学巩固教会，使它成为世界上较好的精神政府。如同以一个对教会忠心的热诚表白为的开场白，他也以对圣餐的赞美为此书的结语，好像是说，除非人定期的深思寻求其最高的理想，否则他将迷失于世界的烈焰之中。
也许教皇们对培根的计划和申诉完全不加理会，使他精神愁闷、笔调凄苦。1271年，他出版了一本未完成的《哲学概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这对哲学的贡献不大，可是对扰及各学校令人厌恶的神学，其贡献则很大。他简洁地解答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辩，使之归于平静，“共相不过是几个殊相的相似之点”“一个殊相比放在一起的所有共相为真实”。他接受奥古斯丁“理性的种子”的学说，同时得到一个观点，认为万物向善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看法，认为一种“发动的智性”或“宇宙的智性”“流入我们的心灵而照亮了心灵”。同时，他危险地接近阿威罗伊学说的泛神论。
可是震撼他的时代的，并非他的哲学观点，而是他对其对手与时代道德的攻击。在《哲学概要》中，几乎13世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他的讥刺：罗马教皇朝廷的漫无秩序，清修教团的堕落，教士们的无知和索然无味的布道，学者的败德，大学的罪恶，哲学家只会空谈的措辞。在一本，他列出他那个时代医学理论和实际的“36种大的和基本的缺点”。1271年，他写了一节文字，它可以使我们更乐于接受我们时代的短处：
与任何过去时代相比，更多罪恶在支配这个时代……罗马教廷被不公正者的欺诈和舞弊破坏……傲慢在支配着，贪婪在燃烧着，嫉妒在腐蚀着一切；整个罗马教廷因淫荡而蒙羞，而暴食为一切之主……如果位高者尚且如此，部下会不起而效尤吗？让我们看看职位甚高的教士们，他们如何争名夺利，忽略对灵性的修养，擢升他们的侄辈、俗友及狡猾的律师们，凭借其劝告，而败坏一切……让我们考虑那些宗教的修会。在我的话中，并不排斥任何人。看他们堕落而离开其本分有多么远，同时新的教团（托钵僧）已经彻底地自原来的尊严腐化了。整个教会热衷于骄傲、淫荡和贪婪，同时只要有教士（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会用战争、争吵和别的罪恶而使俗人愤慨。诸侯、男爵和骑士们彼此压迫，同时以不断的战争和勒索困扰他们的子民……人民，由于遭受他们诸侯的侵扰而痛恨他们，除非被迫，否则绝无忠心可言。由于感染到他们统治者的恶例而腐化，彼此互相压迫、构陷、欺诈，如我们用眼睛在各处能看到的。同时他们完全纵于淫荡和暴食，而有更卑鄙非言词所能尽述的。关于商人和工匠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欺骗、虚伪和狡猾，表露在其言行上更是无法计数……古代的哲学家们，虽然没有那种鼓舞人追求永生的恩典，各方面都生活得比我们好，不仅在行为的正当方面，而且在轻视世界的一切愉快、财富和荣誉方面，这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塞涅卡、阿维森那、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作品里读到。这就是他们能够获得智慧的奥妙和找到一切知识的原因。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没有发现那些哲学家的价值，甚且也不了解他们的智慧。我们的无知是从这种原因迸出，因此我们的道德比他们更坏……毫无疑问地，教会必须加以洗涤。
在哲学方面，他不受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对克莱门特四世写道：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能在10年内写出像《大作品》这样一；他们的大部头书对培根来说，似乎是一堆很多卷的冗物和“语言难以形容的错误”；同时他们的思想的整个结构，是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误解。他讥刺托马斯对天使们的习惯、权力、智力和行动的冗长的讨论。
像这样对整个欧洲生活、道德和思想加以夸大的指责，一定已使培根孤独地与整个世界抗衡。1277年以前，即在上述“哀叹”发表以后六年，没有迹象显示他的修道院或教会迫害他，或是干预他思想或发言的自由。可是，在那一年，多米尼克修会的领袖维尔塞利（Vercelli）的约翰和方济各会领袖阿斯科利（Ascoli）的哲罗姆相议，缓和两教派之间发生的某些争端。他们同意每一教派的教士不得批评别派的教士，同时“任何一个教士被发觉在言行上冒犯别派教士，必须接受他的总主教的惩罚，而那种惩罚必须使被冒犯的弟兄感到满意”。其后不久，根据14世纪圣方济各修会的《二十四届大会年代纪》，哲罗姆“顺应很多教士的劝说而采取行动，责难并斥责神圣的神学教师培根修士的教义，是含有可疑的奇异事物，由此，罗杰被判罪入狱”。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奇异事物”是否指异端邪说，或反映出他涉猎魔术的一种嫌疑，或是隐藏一个决定，使一个对多明我和圣方济各修会而言同样严重的攻势平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培根的监禁状况有多严重，也不知道监禁时间持续多久。我们获知在1292年，某些于1277年被判刑的人都获释放。可假定培根在那时或以前获释，因为在1292年，他出版了一本《神学概要》。其后我们只在一本旧编年史里看到：“高贵的罗杰·培根博士被葬在格雷·弗里亚尔索（Grey Friarso）”“于1292年牛津”。
他对他的时代没有多少影响。人们记得他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一个魔术师和术士。由于这一点，死后三百年，他出现在罗伯特·格尔涅所编的一个剧中。很难说弗朗西斯·培根受他的恩惠有多少，我们只能注意到第二个培根，像第一个培根一样，摒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经院哲学的方法，对权威、习俗和传统思想的偶像表示怀疑，赞美科学，列出科学预期的发明，绘制计划表，强调科学的实际效用，及寻求对科学研究的财务资助。从16世纪开始，罗杰·培根的声望逐渐增长，直到他变为一个传奇的人物——火药预言家、英雄式的自由思想家、终身被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及现代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历史学家们指出他在实验方面只有一些混乱的想法；他几乎没有自己动手实验；他在神学方面比教皇更加正统；他的文章充斥着迷信、魔术、错误的引文、错误的指控；及把传说当作历史。
以上是真实的。虽然他没有做多少实验，但他有力地陈述出实验的原理和为了实验的实现而做的准备；同时他维护正统，可能是一个人为了寻求教皇支持所使用的外交手段。他的错误是受他的时代的影响，或是一个人太热心，以致不能在知识领域寻求完全的知识，匆促而一无所获；他的自我赞美是被忽略了的天才的安慰；他的公开指责则是挫败者提坦（Titan）的愤怒。他无助地看着他高超的梦想沉入无知的浩瀚大海中。他对哲学和科学权威的攻击，为更自由的思想开辟了道路；他强调数学基础和科学的目标，超越他的时代500年；他警告勿将道德附属于科学，是为明日准备的一个教训。尽管存在错误和过失，他的《大作品》在那个惊人的世纪，应比其他任何文学作品获得更高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