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解释，滥觞于安塞姆、罗塞林和阿伯拉尔，而在大阿尔伯图斯和圣托马斯·阿奎那达于高峰的一次哲学巨变呢？一般而言，原因很多：东方希腊古典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未尝稍减；每个世纪，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地都有人潜心研究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就像迈克尔·普塞努斯、尼塞菲洛斯·布勒米德斯、乔治·帕库美雷斯及叙利亚人巴尔赫布拉埃乌斯等人，以第一手资料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这些希腊著作原稿传入西方，甚至零星的古希腊文明在遭受蛮族的摧残后依然存留。大部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论理篇》及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篇与《蒂迈欧篇》都被保存下来。《美诺篇》及《蒂迈欧篇》的某些描述使基督教对地狱的想象力着上一层色彩。12世纪和13世纪以来，翻译阿拉伯和希腊作品的浪潮，给西方很大的启示，同时面对这些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希腊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挑战，动摇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全欧陆农业的推广、工商业的扩张、劳务和财富的集中，形成财富的成长，这才是造成这项事实的原因。经济的复兴，加上思想的自由沟通、大学的兴起、拉丁文学与罗马法的新发展、宗教法规的编纂、哥特式建筑的光彩、传奇故事的风行、吟游诗人的“行乐学”、纯科学的复苏、哲学的复活，引发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随着财富的增加，闲暇、研究和学校应运而生。“学校”（Scholé）的原意即是闲暇。学者（scholasticus）指学校中的导师或教授；经院哲学为中古中等学校及由其衍生的大学中的课程。教学法就是学校中用于哲学方面的辩论和阐释的形式。12世纪，除了巴黎附近阿伯拉尔的课堂外，沙特尔是最活跃、最著名的学校。在那里，哲学、文学合而为一，所有毕业生都热衷于以明晰优美的文字，表达深奥的问题，这已成为法国一种光荣的传统。曾使哲学成为可理解的柏拉图，是当地的宠儿，而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争论，因认定“真实的”共相与柏拉图的“理念”或上帝心意中造物的原型是一致的，而获调解。在沙特尔的贝尔纳和其弟狄奥多里克（约1140年）的领导下，沙特尔学校的影响力臻于极致。其中有三位毕业生——康科斯的威廉、吉尔伯特及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支配了阿伯拉尔以后半个世纪西欧的哲学。
经院哲学的学说在威廉的推动下有惊人的发展。他熟知希波克拉底、卢克莱修、侯奈因·伊本·伊萨克、非洲人康士坦丁，甚至德谟克里特等人的作品。他对原子理论颇有兴趣，他归结所有的大自然之作，始于原子的结合；甚至最高形态的人体生命过程也来自此。灵魂则是个人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灵魂或世界生命本质的结合。威廉追随阿伯拉尔的哲学进入一个危险的神秘境界，威廉曾写道：“存在于上帝中的权力、智慧和意志，圣者称为三个身位（persons）。”他将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成的故事视为一个大的寓言。对诅咒科学与哲学而认为单纯的信仰即足够的科尼菲西乌斯（Cornificius）及该派其他学者，他加以有力的驳斥：
因为他们不了解自然的力量，又希望陷别人于相同的无知，所以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穷理探源，而欲使我们像个乡下人一样地相信，不诉诸理智活动……但我们坚持必穷万物之理；如果理无法解决，我们必将以此事……交付圣灵和信仰（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会这样，但我们知道神能这样做”。你们这些可怜的愚人啊！神能变树为牛，但他可曾这样做过？因此须用理解释事何以如此，否则不要相信它是如此的……我们欢乐，并不是因多数的人，而是因少数的刚毅之士，孤独地为真理而努力。
这种论点，使圣提埃里的威廉有点吃不消。这位曾使圣贝尔纳追捕阿伯拉尔的热心僧侣，如今又急于对明谷住持指控这位新理性主义者。康科斯的威廉终于撤回他的异端思想，同意夏娃的确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他视哲学为不能以冒险而获益的事业，并放弃了它，而后成为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亨利的老师，从此自历史上隐退。
吉尔伯特更成功地从事这项风险很大的事业。他在巴黎和沙特尔受教育并任教，成了波蒂阿的主教，写了《六原则》（Book of Six Principles），成为许多世纪中的逻辑标准教材。但他的《论波伊提乌》（Commentary on Boethius），暗示神性非人的理智所能了解，对神的一切描述，只能视为类推；又如此强调神的独一性，使“三位一体”似乎成了比喻之辞。1148年，虽已72岁高龄，仍被圣贝尔纳控为异端，在欧塞尔受审，以其特具的狡黠灵敏，他使敌手受挫，终于以无罪开释。一年后，他再度受审，同意撕下某些部分并烧毁，但仍然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到教区。当有人建议，希望他和圣贝尔纳讨论他的观点时，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位圣者太不熟悉神学，因此无法了解他。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描述，吉尔伯特是“自由文化的极致，无人能压倒他。”
这句评语也适用于约翰自己，在所有经院哲学家中，约翰最具广博的学养、优雅的气质、上乘的文笔。他1117年生于索尔兹伯里，曾在圣热讷维耶沃山受教于阿伯拉尔门下，在沙特尔受教于康科斯的威廉，在巴黎受教于吉尔伯特。1149年，他回到英格兰，做了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和贝克特的秘书，负责外交上的事务。他曾六次访问意大利，驻在教皇宫廷中八年。随同贝克特被逐到法国，并且亲见贝克特在其教堂中被刺。1176年，他成了沙特尔的主教，死于1180年。在他充实而富变化的一生中，约翰学到如何从生活检视推理的方法。晚年，他重临学校，很愉快地发现大家仍在唯名论与实在论上面辩论不休：
人们还未离开这个问题的争辩。世界却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变老了，它比恺撒征服与统治世界所耗的时间还多……无论从哪个观点开始一个讨论，终于会牵扯到这个问题。好比鲁夫斯对纳耶维阿的狂热：“除了纳耶维阿，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没有了纳耶维阿，鲁夫斯就哑了。”
但约翰简洁地解决这个问题：共相是一种心理的概念，适当地结合了个体的共同特质。约翰比阿伯拉尔更推崇概念论。
他以自阿尔昆信札以来最上乘的拉丁文，撰写一本有关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史，这是广阔的中古思想的惊人明证。梅基洛吉康（Metalogicon）以自传方式阐扬逻辑，波利克拉提库斯（Polycraticus）有个精彩的副标题：《论谄媚者的愚蠢及哲学家的遗风》。这是基督教世界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其中揭露当时政府的错误和恶习，描述一个理想国的轮廓和理想人。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一切公开购买，只有卖者的谦逊忠厚才能阻止交易行为。贪婪的邪火甚至威胁圣堂……即便罗马教廷的使者也不能拒绝受贿，洁身自爱，有时更沉迷于风行各行省的狂饮迷乱中。”如果我们相信上述的指控，他告诉教皇哈德良四世，教会也参与当时的腐败行列中；而教皇却答以人之为人，不因服饰而有差异。约翰机智地接着说：“在上帝的庙堂（指教会）里，当部分人落后了，其他人必须递补他们的工作。在所有执事、副主教、主教和使徒中，我曾见一些人怀着赤忱为上帝全力以赴，这种出自内心的信念和美德所成就的事业，使上帝的葡萄园在他们的呵护下，有了妥善的安置。”在他看来俗世的政府比教会更为腐化。因此教会为了保护民众而执行任何国家与君主的道德裁判的功能，是相当正确的。
在波利克拉提库斯最著名的一节中，有几句针对诛杀暴君的名言：
倘若王公们渐形偏离正道，即使如此，也不宜立即将他们彻底推翻，反应耐性以言词责难，直到确定他们怙恶不悛为止……但如统治者的权力与上天的戒律相违，并希望使我加入这个反上帝的行列，那我必无法目抑地回答道：上帝必是先于世上任何人……剪除暴君不仅合法，更是正确而且公道的。
这是约翰振奋人心的呼喊，在同书的后几节中，他又说：“但弑君者，以未向暴君守忠诚誓言者为限。”这是一条为每一个要求臣民宣誓效忠的统治者之保留条款。15世纪，让·珀蒂（Jean Petit）在为以暗杀罪起诉的奥尔良的路易辩护时，曾引用此的话。但康士坦议会却以未经传唤和审判，即使国王也不能以认定被告的罪为由驳回其辩词。
我们“现代人”无法完全同意约翰在12世纪时的“现代”思想。他有时说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话，但这些无意义的话常是用既优美又豁达的风格写出来的。这在伊拉斯谟以前是难得一见的。约翰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爱生命甚于永生，爱美、善甚于任何信仰的教条，以喜悦甚于崇拜的心情节录古典文学。他将“智者可能怀疑的问题”列为一个长表，包括了灵魂的起源和本质、世界的创造、上帝的先见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联。他的聪明使他免于担上异端的罪名。他以外交豁免权和个人声望穿梭于那一时代的争辩中。他视哲学为和平的慰藉而非争战的形式，在万事万物中哲学是一种温和的影响力：“一个人通过哲学获得亲和、慈爱，才是获取了哲学最高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