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学生包括任何年龄的人。他可能是助理祭司、修道院院长、商人或已婚者；他也可能是个只有13岁的少年，在为他那突然得到的高贵身份而烦恼。他到博洛尼亚、奥尔良或蒙彼利埃修习律师或医生的课程，或到其他大学去准备将来为政府工作，通常是在教会里做一番事业。他无须经过入学考试，仅有的一点要求是他必须懂拉丁文，并且要付给他的老师少许学费。如果他很穷，他还可以得到他的家乡、朋友、教会、教主或者奖学金的帮助。这种情形是很多的。乔斯林所著的《编年史》和卡莱尔（Carlyle）著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的主角萨姆松院长（Abbot Samson）所受的教育，是由一位穷神父用卖圣水的所得去供给他的。前往大学或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可以免费坐车，并可在途中的修道院获得免费招待的食宿。
到达牛津、巴黎或博洛尼亚以后，他将会发现自己成为一大群快乐、困惑而又热切的学生的一分子，正处在一种由于异端攻击而使哲学如同战争一样刺激、而辩论犹如比武一样精彩的心智激荡的气氛之中。1300年，巴黎约有7000名学生，博洛尼亚约有6000名，牛津约有3000名。这些数目是拉希达尔所做的最保守的估计。据法律学者奥多弗雷德在约1250年所做的估计是：博洛尼亚在1200年共拥有1万名学生。某个聂斯脱利派僧侣拉巴努斯（Rabanus Gauma）估计巴黎学生人数在1187年达3万人。阿马的大主教菲兹拉尔夫（Fitzralph）约1360年时统计牛津学生数曾达3万名；约1380年，威克里夫认为菲兹拉尔夫的估计须加倍，即6万名。1450年，曾任牛津校长的主教盖斯科因（Gascoigne）纠正威克里夫的估计，认为应是3万人。上述这些估计显然是猜测，并有些夸张，然而我们无法证其有讹。一般说来，巴黎、牛津、博洛尼亚的大学在13世纪中的学生比后来还要多，大概因为那时竞争者比较少的缘故。新来的学生将由他所属的“国”来接待，并且引入其住处——多半是住在一些穷苦的家庭中。假如他接洽得圆滑，他可能从寄宿处那里获得一张床和一个房间，在那里他的开支有限。1374年，牛津的学生一年的食宿约需104先令，学费20先令，衣服40先令。
他无须穿着特别的制服，但是必须把袍子上的扣子扣好，而且除非他的袍子长得足以遮住他的脚跟，他不得光着脚走路。为了便于区分，老师穿“加帕”（cappa）装——有着毛边和头巾的红色或紫色的法衣；他们头戴方形帽，帽顶上没有流苏而以一簇毛代替。巴黎的大学生具有教士身份，而且享有和教士相同的各项豁免权：他可以免服兵役，免缴税金，免受世俗法庭审判。虽然不会受到强迫，不过别人都希望他能剃发。要是他结了婚，他仍将保有学生的身份，但将失去那些特权，而且无法获得学位。但适当的男女交往则不受这些惩罚。1230年，一个名叫雅克·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的僧侣形容巴黎的学生：
他们比一般人还要放荡，他们不以为奸淫是有罪的。在路上，妓女公开地把路过的教士拉进娼寮；如果他拒绝进去，就会被妓女讥为鸡奸者。这城里的鸡奸——这可厌的罪恶——是如此之泛滥，以致一个人若有一两个姬妾，将被视为一种光荣。在同一栋屋子里，有时楼上是教室，楼下就是妓女户；老师在上面讲课，妓女在下面从事她们卑贱的服务；你往往可以同时听到哲学家们的辩论，及妓女与老鸨争吵的声音，发自同一栋屋子里。
这篇叙述很明显地充斥着激于义愤的夸张。我们只能这么说：在巴黎，教士和圣人并不是同义词。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拉希达尔的说法，他说：“夸张一点地说，我们有过多的证据，足以证明维特里对他那个时代的学者生活的描述，根本不是真实的。”拉希达尔继续谈到各“国”的学生如何地使用很糟糕的形容词，形容其他各“国”的学生：“英格兰的学生是酒鬼和孬种；法国学生骄傲但软弱得没有男子气概；日耳曼学生是吹牛大王而且沉湎于杯中物；佛兰德斯学生又胖又贪，而且像奶油一样地软；他们不但这样在背后相互诋毁，还常常从互骂到群殴。”起初巴黎的学生集中在圣母院所在的岛上。这是最原始的拉丁区，因为每个学生在此都得使用拉丁文，即使非学术性的交谈也不例外，因而得名——不过，这条规定常被破坏。即便当拉丁区已经扩展到了塞纳河南岸的西城郊，学生仍然太多而难以管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学生和市民之间、俗人与僧侣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在牛津，圣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召集学生，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则召集市民，去打一场长袍（goun）与城市（toun）之间的短兵接触战。1298年，牛津的一次暴动，造成了3000英镑的物质损失。1269年，一个巴黎官员发布公告，控诉学者们“日夜不停地凶狠地击伤、杀死许多人，掳掠妇女，强奸处女，破门而入抢劫民屋”，并且“不断地犯下诸如劫掠等其他暴行”。牛津的学生可能没有巴黎的那么好色，但在此地杀人却是极普通的事，而死刑反而很少见到。假若杀人者离开了城市，很少会被追捕的；而且牛津人认为杀人者被逐到剑桥去，已经算是受到足够的惩罚了。
由于饮水大多不太卫生，茶、咖啡和烟草又未传到欧洲，学生们只好用葡萄酒和啤酒来调和他们与亚里士多德及那寒冷的宿舍。组成“大学”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是为了用狂饮来庆祝宗教和学术界的节日。学年中每进一步都是该用美酒迎接的快乐节日。学生们往往以这些提神的饮料供给他们的考试委员。每学年结束时，各“国”就在各酒店，把店中的所有存货都一饮而尽。掷骰子也是他们爱玩的，有些学生因为在圣母院的祭坛上掷骰子而被开除学籍。在平常，学生们则以鹰、犬、音乐、舞蹈、下棋、讲故事、捉弄新生等方法自娱。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被称为“黄口小儿”，他们受到威吓、哄骗，被逼迫花钱请学长大吃一顿。纪律大半靠各住宿厅所订的规矩来维持，犯规的人要受罚，他必须买几加仑的酒让大家共享。鞭笞虽在文法学校中很常见，但直到15世纪，大学的校规中都不曾提及这种惩罚。此外，学校当局要求学生们在每年开始的时候，宣誓服从所有的校规。在巴黎，学生必须遵守的誓约之一是绝不向那些不让他通过考试的考试委员报复。学生们匆匆地宣誓，而后又任意地违犯誓约。伪誓是很流行的，对于这些年轻的神学家来说，地狱毫无恐怖可言。
然而学生们仍拨冗听课。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懒鬼；一些宁要舒适不要名声的人，喜欢选宗教法这门课，因为它在第三节才开始上课，这样可以让他们睡足懒觉。由于第三节课是在上午9点，可见大多数的课天一亮就开始了，大概是7点钟。13世纪初，学季长达11个月；14世纪末，为了让年轻人能在收获期间帮忙，放个“长假”，从6月18日到8月25日或9月15日。在牛津和巴黎，圣诞节与复活节只放很少几天假；博洛尼亚的学生年纪都大些，而且也较富有，或许离家较远，有些圣诞节放假10天，复活节14天，封斋期前的狂欢节21天。
在教学进行时似乎没有考试。但有背诵和辩论的活动，而不能胜任的学生在其间就会被除掉。12世纪中，兴起了一种风俗，要求学生读完5年书后，参加由他所属“国”所组成的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初步考试。这是一次非公开的测验：回答问题并公开辩论，此时候选人要为一个或数个命题和挑战者辩论。委员会由上述的测验结果做出结论。通过这种初步考试的人叫作“学士”（bachelor），可以当教师的助教。学士可以继续再读3年。然后，若是他的老师认为他足以接受考验，就把他送到由校长指定的考试委员那里。老师们被要求不要把显然不够格的学生送去，除非他们很有钱或者很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考试就把试题的难度调整到适合学生的程度，甚至这些考试全都免了。学生的品格也是考查的项目之一。在他4年或7年的学习期间所犯的悖德行为，可能令他无法得到学位。1449年，维也纳接受考试的43人当中，有17人未获通过，全部是因为品行的缺陷，而不是知识的不足。
假如学生通过了这公开的最后考验，他就成了“教师”或“博士”（doctor），并获得一纸由教会批准的证书，可以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开课讲学。当他是学士时，他不戴任何帽子；但现在，他得到一顶方帽子及考师的亲吻与祝福。坐在椅子上发表一次就职演讲，或者主持一次就职辩论，这就是他身为教师的“始业式”。在这种毕业典礼中，他应该准备一次盛筵，款待学校里每一位老师，并赠送他们礼物，完成这些及一些其他仪式之后，他被接受成为公会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教育和现代的教育制度一样有着恼人的缺陷。只有小部分获准入学的学生能读完得到学士学位所需要的五年。由于教会各种教义的假设均拘束于信仰之上，致使学生的心智趋于静止而不活动，找寻论据以证明这些信念，引证经典或圣徒遗著以支持这些信念，强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与这些信念相合，逐渐训练成一种学术狡谲，抛弃了学术良心。假如我们注意到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所基于的各种假设，最后都会发展成一种类似的独断主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原谅中世纪教育上的这些错误。所以当今我们容许人们自由地去怀疑他们先祖的宗教信仰，却不容许怀疑先祖的政治信仰；政治上的异端会受到社会的逐斥，这正如信仰时代宗教异端之受开除教籍的惩治一样。现今警察的工作替代了上帝的工作，因此怀疑国家比怀疑教会更来得危险，没有一个制度，当其根基受到挑战时，还能微笑以对的。
当今知识的传播以及观察力的训练，很明显地比中世纪要普及，但是对于人格教育我们却不能这么说。中世纪毕业生的实际能力并不缺乏，大学制造了一批缔造法国君主政治的能干的行政人员和律师、一些领导基督教进入理性之海的哲人及一些敢用欧洲方式思考的教皇。大学使得西方人的智慧更为敏锐，产生了一种哲学的语言，使得学习成为值得尊重的活动，并结束了胜利的野蛮人智慧发展的青春期。
在时间无情的力量面前，许多中世纪的成就都已湮灭；而大学却保留了它组织中的每一份，使这些成就由信仰时代一直流传到我们手中，为了一些无可避免的改变，它们作了必要的调整，换下他们的老皮来迎接新的生命，并等待我们来促使它和政府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