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欧洲，一定程度上是靠着共同的语言维系在一起。但仍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两大地区，彼此敌对，也互不了解。拉丁文化遗产，除了法律之外，在希腊语系的东方荡然无存；在西方，除了西西里一地之外，希腊文化遗产也丧失殆尽。倒是在基督教领域之外的穆斯林所占领的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开罗、突尼斯、西西里及西班牙等地，保留了一些希腊文明。至于遥远而广袤的印度、中国及日本，虽有辉煌灿烂的文学、哲学及艺术，而在13世纪以前，基督徒却对他们几乎茫然无知。
犹太人从事沟通这些不同文化的部分工作，他们像沃腴的地下伏流，在他们之间流通。由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自伊斯兰教世界移入基督教国家，而将阿拉伯文遗忘，犹太学者深以为应将阿拉伯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所创作的）移译为希伯来文——为这个流落各地的民族所普遍熟悉的唯一语言。居住在纳邦的约瑟夫·基姆希翻译了犹太哲学家巴希耶（Bahya）的著作《心灵本务指南》（Guide to the Duties of Heart），约瑟夫的子孙大多才华出众。更重要的翻译者是犹大的后裔。他也如基姆希从伊斯兰教的西班牙迁徙到法国南部，他以充沛的精力把一些犹裔阿拉伯人，如萨阿迪亚·高恩（Saadia Gaon）、伊本加比罗、耶胡达·哈列维的作品翻译为希伯来文。其子撒母耳将迈蒙尼德的《迷途指南》一书译毕之后，更为鼓舞了犹太世界。撒母耳之子摩西将阿拉伯文作品欧几里得的《原本》（Elements）、阿维森那的《宗教法规》（Canon）、拉齐注释的迈蒙尼德的三部著作以及阿威罗伊的短篇著作《亚里士多德评论》全部翻译完成。撒母耳之孙雅各不仅是颇为有名的天文学家，还将许多阿拉伯文的论说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撒母耳的女儿嫁给了一名声誉更大的学者，名叫雅各·阿纳托利（Jacob Anatoli），他于约1194年出生在马赛。应腓特烈二世敕聘，前往那不勒斯大学任教，在那儿他译完了阿威罗伊的全套著作，深刻地影响到犹太的哲学。而另一名医生哲学家希姆·托布（Shem Tob），在马赛（1264年）翻译了拉齐的作品，同样深深地影响到犹太的医学界。
许多原自阿拉伯文翻过来的希伯来文译作，又被翻译成拉丁文，如阿拉伯的作品《保健》（Aid to Health），希伯来译本在帕多瓦又被翻成拉丁文。早在13世纪，就有犹太人把《旧约全书》直接译成拉丁文，辞藻典雅。这种迂回的文化传播路线，《彼得派寓言》（The Fables of Bidpai）一书可为明证，该书相传出自梵文原本，经伊朗文译本、阿拉伯文译本、希伯来文译本、拉丁文译本，译成西班牙文，而最终译为英文。
将伊斯兰教思想注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要途径，是将阿拉伯文翻成拉丁文的移译工作。约1060年，非洲人君士坦丁将拉齐的医学作品、阿拉伯人伊萨克·尤达约斯（Isaac Judaeus）的医学作品、希波克拉底所著的《格言》的侯奈因的阿拉伯文译本及盖仑的《评论》书翻译成拉丁文。摩尔人被征服之后，在托莱多有一位开明而宽大的大主教雷蒙德组织了一个翻译团（约1130年），在多明戈·贡迪萨尔维（Dominico Gundisalvi）的领导下移译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论著，参与翻译的人员中，大部分是熟谙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的犹太人。在这个翻译群体中，最忙碌的人应是那位改变信仰的犹太人——西班牙的约翰（或塞尔维亚的约翰）。他原有一个阿拉伯名伊本·多德（Ibn Daud），后来受到当时学院派的影响而改为阿维德斯（Avendeath），他将阿维森那、加托利、法拉比、花拉子密等无数阿拉伯人及犹太人的各种不同论著全力翻译，他更将印度—阿拉伯数字介绍到西方来。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翻译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一著作流行颇广，现存的伪原稿多达两百件。有些译作由阿拉伯文直接译成拉丁文。另一位翻译家贡迪萨尔维，先翻成卡斯提亚语后，再译成拉丁文。在此情形下，两位学者将伊本·盖比鲁博的《生命泉》翻译成《生命之源泉》，此书使“阿维斯勃朗”（Avicebron）成为中古学院派中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少数几个附属王国也促进了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巴斯的学者阿德拉德在托莱多、塔尔苏斯等地学会阿拉伯文之后，在1120年将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著作首先译成拉丁文；1126年因翻译了花拉子密的天文表，而将阿拉伯人的三角学介绍到西方。1141年，克吕尼修道院长“尊贵者”彼得在一名阿拉伯人和三个基督教学者的协助下，将《古兰经》翻成了拉丁文。1144年，借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之功，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和化学传入拉丁世界。一年之后，意大利人柏拉图翻译了犹太数学家亚伯拉罕·本·希雅（Abraham Ben Hiyya）的划时代论著。
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是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他在1165年抵达托莱多，以熟稔阿拉伯文学、科学及哲学而闻名，他决心将其精髓译成拉丁文，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九个寒暑，从事这项工作。先前，他得到一名本地基督徒及一名犹太人的协助，学会了阿拉伯文。他独力完成了71部译作，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为西方世界将阿拉伯文的版本翻成拉丁文译本的书籍计有：亚里士多德的《后事析论》（Posterior Analytics）、《天地说》（On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新生与堕落论》（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气象学》（Meteorology）等；亚弗洛迪西城的亚历山大的几篇评论；欧几里得的《原本与资料》（Elements and Data）；阿基米德的《圆弧测量学》（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ircle）；阿波罗尼的《锥线论》；迦林的11部著作；希腊天文学的几部著作；4套希腊及阿拉伯文的物理学著作；11本阿拉伯医学典籍，其中包括拉齐和阿维森那的巨著；法拉比的《三段论法》（On the Syllogism）；金迪（al-Kindi）的3部论著；2本伊萨克·伊斯拉耶利的著作；有关阿拉伯数学及天文学的14籍；3套天文测图；还有7本阿拉伯地形占卜法及占星学的典籍。他引介了某一个文化，而使另一个文化充实发展起来，论其功绩，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企及。仅侯奈因·伊本·伊萨克及阿尔马蒙主持下的“智慧之宫”的成就，尚可与杰拉尔德的功业相媲美，“智慧之宫”在9世纪，将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注入阿拉伯的学术里。
除了西班牙，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诺曼底王国也作了传播文化的工作。1091年诺曼底人征服了这个岛屿之后，其统治者立即聘雇翻译家，将当时在首府巴勒莫流行的许多阿拉伯文及希腊文的数学及天文学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腓特烈二世就在福贾执行这项工作，部分目的是为了将13世纪初的那种最奇妙、最生动的知识引入他的宫廷来。迈克尔·斯科特原籍苏格兰，他的名字是以其原籍地名而取的，1217年时他居于托莱多，1220年转往博洛尼亚，1224至1227年间转到罗马，此后寓居福贾或那不勒斯。他的第一部重要译作是《球面几何学》（Spherics），这也是一部对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评著。斯科特领会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范畴与自由，致力于将其阿拉伯文译本译为拉丁文，如《动物史》，还有传说是他翻译的《玄学》、《物理学》、《灵魂学》、《天堂论》及《伦理学》。斯科特所翻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译本，影响了大阿尔伯图斯及罗杰·培根两人，而刺激了13世纪的科学发展。原籍安茹的查理，在意大利南部继续成为这种王室赞助的翻译工作的接棒人。犹太科学家萨莱诺的摩西（Moses）也前来效力。可能就在查理的资助下，拉齐的医学巨著被犹太学者法拉杰·本·萨利姆（Faraj ben Salim）翻译成拉丁文。
至此，上述的一切希腊科学及哲学的拉丁文译著，完全是由阿拉伯译本翻译过来的，而与原文有所出入。它们虽非罗杰·培根所指摘的毫不确实，但很显然的，它们需要更为直接的翻译。这些早期的译本中，如亚里士多德的论著，在1128年以前，由我们今日所知悉的一个“威尼斯的录事员”詹姆斯译的。1154年，巴勒莫的“酋长”尤金（Eugene）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1160年，他与人将一部希腊文著作直接翻成拉丁文。同一时代里，亚里斯普斯（Aristippus）将第欧根尼的《哲学家生活》及柏拉图的两种著作译成拉丁文。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后，翻译工作未如预料那样地进展，只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部分章节，接着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到约1160年，科林斯的大主教，穆尔贝克的威廉，在助手协助下，直接根据希腊原文从事一系列的翻译工作，其译作之丰及其重要性，在文化传播的功臣中，仅次于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穆尔贝克的威廉在他的一位圣多米尼克教派的朋友托马斯·阿奎那的要求下，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如《动物史》、《动物世代论》、《政治学》、《修辞学》；同时完成并修正了《形而上学》、《气象学》及《灵魂学》等的早期直接译本。他为圣托马斯翻译了评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希腊文本。他也增订了希波克拉底的《症状预测学》、加伦的《食物论》及亚历山大的希罗和阿基米德物理学上的许多著作。先前人们误以为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也是他的译作。上述这些译作，提供了圣托马斯的巨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题材。1280年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概已完全传进了西方世界。
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伊斯兰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地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促使文法与语言的新发展；扩展了学校里的课程范围；促使12世纪和13世纪时大学惊人成长。由于翻译家无法寻获相对的拉丁文词汇，许多阿拉伯文的字词就被引用而成为欧洲语言的字词，这简直是一件大事。而更重要的是，经过翻译的作品，代数学、零的符号、小数的规律传入基督教的西方；借着精通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及犹太文的专家的翻译，医药的理论与实用，都进步神速。希腊及阿拉伯天文学的传入，使神学的内涵大为扩展，重新调整了神的观念，并且引起了随哥白尼而来的重大变革。由于罗杰·培根屡次提及阿威罗伊、阿维森那与阿尔法拉比乌斯（Alfarabius）诸人，我们得以衡量这种新的影响与刺激的力量。培根说：“哲学是由阿拉伯人介绍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托马斯·阿奎那根据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而写成他的几篇有关神学的书籍，借以抑制消除基督教的威胁。穆斯林经叙利亚由希腊得来的学识，现在又回报给欧洲了。而由于这种学识曾造成了阿拉伯的科学与哲学的黄金时代，促使欧洲人开始用心思索与探寻，也促使了学院派哲学讲座的设立，更促使了14世纪的中古制度的崩溃，终于导致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哲学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