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如何将这些繁杂不同的方言书写成文呢？早在476年罗马帝国覆亡后，那些成为征服者的蛮族，便采用了拉丁文字母，用横写的草书体将字母连在一起，而不再采用原来为了便于镂载在木、石之类的坚硬物体上所使用的那种笔画都是直线的直书体。数百年之久，教会专门采用大写的书体刊载弥撒文及当代的书籍，以便于供人阅读。查理曼时代，抄录人员摹誊了古典的书体，保存了拉丁文学。他们也采用了小写的书法体，以节省昂贵的羊皮纸，他们所创造的小写字母的书体，在中古时代的书籍里普受采用，长达四百余年。12世纪时的哥特式建筑，正流行藻丽彩饰，而当时的文字体似乎迎合此一情势，也讲究文饰华丽、讲究细线与钩回的书法体，这种哥特式的书法，在文艺复兴以前，在欧洲大为盛行。中古时代的原稿，极少句读标点。这种句读的符号，曾初用于早期的希腊文里，蛮族崛兴，一度未予使用，终于在13世纪时重新出现，直至15世纪印刷术发明后，才普遍采用。溯自1147年，莱茵河一带的修道院，用木刻印刷刊印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或印制衣织品的款样，印刷术始具雏形。各种不同的速记法也在使用，可是均远逊于西塞罗的奴仆创造的速记符号。
文书是用翎羽或芦苇的笔管沾上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墨水，写在羊皮纸、纸草（产自埃及）、皮纸或普通的纸上。产自埃及的纸草，自从穆斯林征占埃及后，欧洲便不再普遍采用。用羊皮制成的“皮纸”费用昂贵，仅见用于奢华的原稿。“羊皮纸”系利用较粗糙的羊皮制成，是中古时代通用的文书用具。直至12世纪，纸依然是从伊斯兰教国家输入的昂贵舶来品。1190年，在日耳曼和法兰西开始建立了造纸工厂。13世纪时，欧洲也开始利用亚麻来造纸。
在无数的羊皮纸原稿上，刮削掉原文，而另写上其他的文字。许多古老的作品或因此佚亡，或因误置原文，或因遭兵变、劫掠、火灾或蛀蚀而湮灭。匈奴人劫掠了巴伐利亚的修道院藏书，北欧人及萨拉森人分别在法兰西和意大利抢劫了书库珍藏。1204年，君士坦丁堡惨遭劫掠，希腊古籍沦佚无数，教会很早就不鼓励阅览异教徒的古籍，几乎每一个世纪里都有同样可怖的措施，如格列高利一世、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彼得·达米安等人的严令禁阅。亚历山大大主教狄奥菲鲁斯将所能查获的异教典籍，一概销毁。根据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所载，希腊教士曾奏请希腊历代帝王焚毁希腊爱情派诗人，包括大诗人萨福（Sappho）及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所有作品。所幸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僧侣教士嗜读这些异教徒古籍，而使之得以珍存。在许多场合里，为了免遭非难，他们解释异教徒的诗篇具有基督教的情操。透过温和的讽喻，他们将奥维德的恋爱艺术转化为道德的诗章韵句。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可说是由修道院的抄写僧侣保存下来的。整日抄录而疲惫不堪的僧侣，被教导说只要逐行誊抄，上帝必定宽赦他们的罪恶。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一个僧侣仅仅抄录一字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这些私人或职业性的僧侣抄写家，是为富人、书商或修道院而工作，他们的工作繁巨而令人厌倦，曾在他们所抄录的末页上抒发了他们奇妙的要求，竟如此写道：“全部终于抄完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痛饮一杯吧。”有这么一位抄写家还以为酬报不应只是如此，在末页的题记上，信手拈来：“看在这枝秃笔的分上，该酬我一名美女啊。”
中古时代的教会，对书籍的刊行并没有实施一定的检查，要是发现有异端邪说及具影响力的书籍，如阿伯拉尔的三位一体论，则由教会的最高层会议宣布无效。当时书籍刊行极少，鲜有书刊构成对正统宗教的威胁。甚或连《圣经》在修道院之外也很少销行，因为抄写一部，需耗时达一年之久；一个教区的神父，也得费尽一年的收入，始得购获一部。于是难得有一位教士拥有一套《圣经》的抄本。而《新约》或《旧约》的散本，销行较广。巨帙精装的迟至12世纪始见问世。这种巨型书籍只能置放于桌上供人阅读，通常置备于修道院的图书《圣经》，用线链固定在桌子上，以便于妥善保管。当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开始刊行《圣经》的注释译本时，教会颇为震惊。1227年，教会在纳邦召开的最高会议，申令严禁世俗人士拥有《圣经》的任何部分。但一般而言，14世纪以前，教会尚未反对世俗的人们阅读《圣经》。同时也不鼓励他们阅读，因为教会不认为世俗的人能诠释《圣经》的奥秘。
书的大小及其页数，是由所采用的“皮纸”的大小决定的，每册均可对折而成为一份“对开本”。5世纪之后，书册的外形不再如往昔的卷轴一样。许多政府档案仍写于卷轴上。这种“管状卷轴”通行于1131至1833年间的英国。这些档案的保管者称为“卷轴官”（Master of the Rolls）。皮纸裁成矩形，以制成4对折、8对折、12对折或16对折的对开本。有些16对折开本上，在偏小的范围里，以精巧的手工写满了洋洋长篇的作品，便于装入衣袋或成简便的袖珍型手册。封面都装以羊皮纸，或是布料、皮革、木板。皮革制的封面上的花饰是用烫热的金属模，在皮革封面上烙出了没有颜色的图案纹饰。寓居威尼斯的阿拉伯人，将烫金的技术传入欧洲。木质的封面，装饰以珐琅或雕琢的象牙，或嵌饰些金、银、宝玉之类。圣哲罗姆抨斥罗马人说“你们的书册都镶嵌上宝石，却让耶稣赤裸地死去”。
甚至简便的书籍也算是奢侈品，一本普通的书所需的费用，相当于1949年160美元至200美元的币值。12世纪古典恢复派的一名领袖贝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遗下图书馆一座，全部藏书仅有24册。意大利比法兰西富庶，而其著名的法学家老阿科西乌斯（Accursius），藏书总共仅63册。我们得知，一部巨册《圣经》，售价10塔伦特；一部弥撒本可换上一座葡萄园；5世纪一名文法学家普里西安所著的两，索价一栋房子及其附近空地。书价极其昂贵，迟至12世纪，才兴起书商与书商之间的贸易。当时的大学区，多聘用并组织抄写人员，为教师和学生誊抄书籍，并将抄本出售给有需求的人。要是有人刻意著书，必得付出相当代价，或是买通国王、地主或贵族为他题词，为他宣褒扬奖。除非口碑载道，他无法为其新著做广告。除非被学校采用为教材，或为他所能召集的听众所笔录，否则新书也无法刊行问世。因此，威尔士的学者杰拉尔德在1200年自爱尔兰回来后，才能在牛津的一次集会里宣读了他所著的《地理学志》（Topography）。
由于书价的高昂，加之学校的基金短绌，造成了相当数目的文盲，这似乎为古希腊与罗马所引以为耻。1100年以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识字的人几乎仅限于“与教会有关的人士”，包括教士、会计员、抄写员、政府官员及从事专门职业的人。12世纪，商人必定要识字，因为他们要记载复杂的账目。在普通的家庭里，书籍算是很宝贵的物品。通常是由一个人高声朗读给好几人听，因此许多以后的标点符号规则，就是当时为了便于口语诵读而创设下来的。书籍就在家族之间、修道院之间、国与国之间审慎地相互交换并流传。
图书馆的规模虽小，但为数甚多。圣本笃谕令圣本笃会的所有修道院皆须设立一所图书馆。加尔都西教派与西多会的修道院，无视圣贝尔纳的奚落嫌恶，全力搜藏图书。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堂，如在托莱多、巴塞罗纳、班贝格、希尔德斯海姆等地，均拥有藏书甚多的图书馆。1300年，坎特伯雷教区藏书高达5000册，这可算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因为大部分的图书馆，藏书不上100册。克吕尼图书馆，是相当好的一个，仅570册。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将其颇具价值的藏书呈献给教皇，而成为梵蒂冈教廷希腊文图书的藏心。教廷的图书馆，初创于教皇达马苏时代，其所收藏的宝贵原稿和文献档案，在13世纪的动乱中，大部分散失殆尽。现有的梵蒂冈图书馆建于15世纪。大学——或应该称作学堂——的图书馆，均建于12世纪。圣路易在巴黎创设了圣沙佩勒（Sainte Chapelle）图书馆，有100所修道院为他提供了抄本，使该馆藏书大为充实。许多像巴黎圣母院、圣热尔曼·普雷斯（St.Germain des Près）及巴黎神学院的图书馆，只对优秀的学生开放，并在相当的担保下，书籍才准予外借。
各地都建立私人的图书馆，甚至在10世纪的黑暗时代里，我们也可以发觉到像吉尔伯特一样，纯以藏书的狂热搜罗图书典籍的人。其他一些教会人士，如索尔兹伯里教区的约翰，也藏有私人书籍。少数贵族在他们的城堡里，也拥有小型图书馆。腓特烈一世与腓特烈二世均有藏书。西班牙比耶纳维莱纳的大地主亨利，拥有一座大型图书馆，后因与恶人通奸，公开将它焚毁以表赎罪之心。约1200年，莫莱（Morley）的丹尼尔，从西班牙将大量的宝贵图书传入英国。12世纪，西班牙藏书之丰，在欧洲首屈一指，学者纷纷前往托莱多、科尔多瓦及塞维利亚等地。同时，一股求知的洪流也越过比利牛斯山，注入茅塞未开的北欧，引发了知识生活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