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罗马的雕刻，曾被战胜者野蛮地作为掠夺品摧毁，或被新生基督教当作亵渎的偶像崇拜而摧毁，有些被保存下来，尤其在法国，刺激了驯服的野蛮人的想象力及基督教文化的展现。雕刻，像其他艺术一样，东罗马帝国保存了古老的模式和技艺，包含亚洲的习俗与神秘主义，并曾将由罗马传来的种子再度分散到西方去。希腊的雕刻家在狄奥法诺嫁给奥托二世（972年）之后到了德国；他们还到了威尼斯、拉韦纳、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或许也到了巴塞罗那和马赛。由这些人及穆斯林艺术家，腓特烈二世时的雕刻师们可能曾学到了他们的手艺。当蛮族社会变得富有时可以培育美质，当教会逐渐富有时便开始了雕刻，像其他艺术一样，为它的教条及仪式服务。如此，那些主要艺术终于在埃及和亚洲，在希腊及罗马得以发展。
如同壁画、镶嵌画和染色玻璃，雕刻并未被视为独立的艺术，而被视为整体艺术的一个阶段，称之为崇拜的装饰。雕刻家主要是以塑像和浮雕美化神殿；其次是制作圣像或肖像。除此之外，若有多余的时间或额外的报酬，雕刻家可能雕刻凡人的容貌或装饰凡俗的事务。在教堂的雕刻中，较受喜爱的材料是某些能持久的物质，如石头、大理石、雪花石膏、青铜。但教堂也钟爱木材，这种雕像在虔敬壮观的游行中，可以让基督徒不觉痛苦的负荷。崇拜者由肖像而感受圣者的存在，雕像的目的很顺利地就达成了。
任何对中世纪雕刻的研究，都应以一种忏悔的行为开始。在英国，极大部分的雕刻被毁于过分热心的清教徒——有时是被议院的行动所毁；而在法国，则被大革命所摧毁。在英国，反偶像崇拜者反对基督教堂的异教装饰；在法国，革命者攻击雕像和被憎恨的贵族的坟墓。途经这些国家，我们会发现无头的或断鼻的塑像，敲碎的精美石棺，打碎的浮雕，粉碎的飞檐及柱头；由累积的憎恨而生的反对教会，或对封建专政的狂暴，最后以破坏发泄出来。时间及自然因素磨损了艺术品的表面，融化了石头，涂抹了碑铭，对人类的作品进行着从未休止过的冷战；而人们自己，在上千的活动中，在竞争性的毁灭中寻求胜利。我们只有在废墟中去了解中世纪的雕刻。
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散乱的肢体时，很容易感伤。它原本不是要我们独立地去看，它是一个神学主题及整体建筑的一部分，而分开来看似乎是粗陋与笨拙的，可能很巧妙地适合于用石头所表现的内容。大教堂的塑像是整个组织中的重要部分；为了适合塑像的位置，由延长的部分转而连接教堂线条升高的垂直部分：腿与主柱融为一体，手臂被压在身体上；有时圣者被拉细和伸展通过大门侧柱，较不寻常的水平效果被加强了。门上的图画就像沙特尔教堂上的一样，可能会变胖变平，有时人或兽被捏成柱头，就像是希腊神困窘在山形墙内。哥特式雕刻及建筑物装饰，被融合在独特的统一中。
雕刻术的从属地位对于结构设计和目标而言，特别展示了12世纪的艺术。13世纪本身就证明了许多雕刻家对古典传统的抗辩，他们现在已大胆地离开了虔敬的形式主义，而进入写实主义、幽默诙谐、讽刺和领略了俗世生命滋味的领域中。12世纪，沙特尔教堂的肖像显得阴沉幽暗而呆板；而兰斯的人像，则已能浸浴于自然的风格中，显得生动活泼了。它们具有独特性，在作品的姿态上也越发优雅。在沙特尔和兰斯大教堂有许许多多的人像，就像在法国的乡村中我们仍可看见许多留着大胡子的农夫一样；牧羊人在亚眠的西面门户烤火取暖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今天的诺曼底或加斯佩。历史上没有任何雕塑可与古怪多幻想而又真实的哥特式大教堂的浮雕匹敌。在鲁恩，拥挤在四叶饰的建筑里，我们发现有一个猪头人身正在沉思的哲学家；一位半人半鹅的医生在检查一小瓶尿；有位半人半公鸡的音乐老师，正在对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教授风琴；一个被法师变成狗的人，他的脚上仍穿着原来的靴子。有许多好笑的小的人像，卑微地蹲伏在沙特尔、亚眠、兰斯教堂的雕刻下。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柱头上，叙述了一只狐狸的葬礼的故事，一头野猪和一只山羊抬着它的棺材，狼举着十字架，野兔拿着小蜡烛照亮通往墓地的路，一只熊洒着圣水，牡鹿唱着弥撒曲，驴子照着顶在猫头上的书，单调地唱着葬歌。在贝弗利大教堂（Beverley Minster）里，一只狐狸戴着僧帽，就像一位僧侣从讲坛走向虔敬的鹅群，向它们宣讲福音。
在其他许多事物中，大教堂就是以石头做成的动物展览；几乎全部的动物都是人所熟知的，而许多仅属于中世纪的幻想，在这宽容无际的空间里取得一席之地。在拉昂，16只雄壮的公牛被雕塑在教堂的塔顶下，据说这雕像代表着16只强壮的野兽，历经千辛万苦将石头由采石场运往山顶的教堂。根据一则诚恳的稗史记载，一天，有只背负着石头上山的公牛力竭而倒了下来，背负的石头掉在斜坡上，这时，一只神奇的公牛出现了，解开缰绳，推动倒下的那只牛所拉的四轮车到山顶上去，然后不可思议地消失在空中。我们欣然看完了这虚构杜撰的故物之后，再回到有关性与罪的故事上去。
大教堂中也有一个地方作为植物园。除了圣母、天使和圣者以外，还有什么比法国、英国或德国乡间的植物，水果和花朵更能增润天堂的华美呢？在罗马式的建筑物中（800—1200年），古罗马以花为饰的构想一直持续着——莨菪的叶与藤；在哥特式的建筑中并未采纳这种构想，却崇尚以天然的植物装饰雕刻在支架、柱头、拱侧、拱内侧的穹隆、檐板、圆柱、讲坛、诗班席位、门柱及栏杆上……这些形式并非传统的。它们经常随着各地区的喜好而有各种不同的独特性，并赋予它们生命；有时它们是各种拼凑的植物，哥特式想象力的另一种变幻，却仍有着自然之感的新奇。树木、水果、羊齿植物、金凤花、车前草、水田芥、百屈菜、玫瑰、草莓、蓟和山艾、香菜和菊苣、包心菜和芹菜——这些都是大教堂中永不衰竭的新鲜生命；春之陶醉存在于雕刻师的心中，促使他们拿起凿子雕刻石头。不仅只是春天，一年中所有的季节都表现在他们的雕刻作品中，所有播种、收获以及采摘葡萄的辛劳和慰藉都有。在整个雕刻历史中，这类作品没有一个比兰斯大教堂的“葡萄酒柱头”更精美的了。
但这种植物和花，鸟与兽的世界，是附属于中世纪雕刻的主题——人类的生命与死亡的。在沙特尔、拉昂、里昂、欧塞尔及布尔茹瓦，有些最初的浮雕述说《创世记》的故事。在拉昂大教堂中，浮雕描述上帝用手指数算还有多少天能完成他的工作；在下一幕情景，我们看见他倦于创造宇宙的辛劳，倚着手杖坐下休息，然后睡着了；这是任何一般人都能了解的上帝。有些教堂的浮雕表明一年中的月份，每个月份都有其特殊的工作和欢乐。有些表现了各个行业的人：农夫们在田里或在榨酒的机器旁边；有些人在牧马，牛群在犁过的田畦里，或正拉着送货车；有些人在修剪羊毛或挤牛奶；有磨坊主人、木匠、挑夫、商人、艺术家、学者，甚至有一个或两个哲学家。雕刻师用实例描述一些抽象的观念：多纳图斯（Donatus）代表文法，西塞罗代表演说术，亚里士多德代表逻辑，托勒密代表天文学。哲学端坐其上，头与云彩齐高，一在她的右边，左边是一根权杖；她是科学之后。成对的人像为拟人化的信仰及偶像崇拜，希望和失望，布施与贪婪，贞洁与淫荡，和平与争执；拉昂教堂的正门显示了邪恶与美德的争斗；巴黎圣母院的西正面，有个优雅的蒙着眼睛的人像，象征犹太教的会堂，而面对她的另一个更可爱的女人，有威仪的容貌，穿着辉煌的斗篷——教会像是基督的新娘。基督本人的出现有时是柔弱的，有时是恐怖的；由圣母将他从十字架上抱下来，由坟墓中复活，而旁边有狮子将呼吸给小狮子而得来生命的象征，或严厉地审判活人和死人。各处的教堂都有“最后的审判”的雕塑和绘画；人们永远不可能忘记它；这里也是一样，只可能仰赖一个调解人为他的罪取得宽恕。因此在雕塑里就像在连祷文中一样，玛利亚占据领导的地位，无限慈悲的圣母，她不会让她的儿子严厉地说出那些有关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等一类令人生畏的话。
在这些哥特式的雕塑中有一种深切的情感，生命的变化与活力，对所有种类的动物和植物世界的同情，脆弱、温柔和优美，石头的奇迹所揭露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当希腊雕像身体上的杰出失去了某些传统的诱惑力时，这些雕刻感动和满足了我们。除了中世纪信仰的生动的雕像，万神庙山形墙的笨拙的众神便显得阴冷而死板了。哥特式的雕塑并不是很完美的，其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与万神庙墙上的横饰带，或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英俊的众神及具有美感的女神，甚至罗马和平祭坛的元老或女监护官相配；而且无疑地，这些美丽柔顺的阿佛洛狄忒一度曾代表爱情和健康生命的欢乐。然而我们固有教条的偏见，想到她的可爱处，忘记了她的恐怖处，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回到那些大教堂，而将我们的欣赏尺度限于亚眠教堂的善神（Beau Dieu）、兰斯大教堂微笑的天使及沙特尔大教堂的圣母的画像上。
当中世纪雕刻师的技术增进时，他们渴望雕刻艺术能从建筑术中脱离而独立，于是产生了能愉悦国王、大主教、贵族及中产阶级的充满俗世情趣的作品。在英国，珀贝克（Purbeck）半岛的“大理石业者”，在13世纪时利用在多塞特郡海角采出的最上等的质料，制作现成的柱身、柱头，他们因在富裕死者精美的石棺上雕刻横卧的雕像，而赢得很高的声誉。约1292年，威廉·乔拉尔（William Torel），一个伦敦金匠，以青铜铸造亨利三世及其儿媳妇，卡斯提亚王国的埃莉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理石坟墓的人像，这些人像与同时代的任何青铜作品一样的卓越。这一时期，著名的雕刻学校集中在列日、希尔德斯海姆及诺姆堡。约1240年，一些不知名的大师在布仑斯维克大教堂，做出了一些简单而强劲的——穿着极庄严的服装的“狮子”亨利及其皇后的肖像。法国在罗马式（12世纪）及哥特式（13世纪）的雕塑方面，居于欧洲的领导地位；但它的雕刻大多数与教堂合为一体，并且也只有在教堂中才被最精细地研究。
在意大利，雕塑和建筑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会社及同业公会就像在法国一样。13世纪，意大利开始有了独特的艺术家，他们的个性支配了作品，并且保持了他们的声誉。尼可洛（Niccoló Pisano）接受各种不同的影响，并将之融为一种独有的综合风格。约1225年，尼可洛出生于阿普利亚，在腓特烈二世的政权下享受刺激鼓舞的风气；在那里他学习了残余的及复兴的古典艺术。移居比萨时，他继承了罗马式的传统，而且耳闻那时正在法国达于顶峰的哥特式的风格。当他为比萨的浸礼所雕刻讲坛时，采用了哈德良时期雕刻精美的石棺的模式。他被古典形式坚定却优美的线条深深地感动；虽然他的讲坛有罗马式及哥特式的圆拱，但其中大部分的人像都是天生的罗马人的容貌和穿着；在凸出的长方形图画中，圣母的脸及长袍都像是罗马女监护官的样子；角落里一个裸体的运动员显露了古希腊的精神。因为妒忌这个杰作，锡耶纳（1265年）雇用了尼可洛及其子乔瓦尼·皮亚诺和学生阿诺尔福·迪·康比奥为教堂雕刻了一个更为精美的讲坛。他们成功了。站在有着哥特式美丽柱头的圆柱上，这白色大理石的讲坛，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复杂的长方形图画，重复表现了比萨作品的主题，这里哥特式的影响胜过了古典的；但是在圆柱上的女性肖像里，原始美在愉快健康的坦率描绘中找到了表达。像是要强调他的古典情操，尼可洛凿刻博洛尼亚的修道者圣多米尼克的坟墓时，用一种异教风格的刚健的形式，使其充满了生命的欢乐。1271年，他联合其子及阿诺尔福，雕刻大理石的洗礼池，至今仍屹立于佩鲁贾的公共广场上。尼可洛在7年之后逝世。终其一生，他为多那泰罗（Donatello）开辟了一条坦途，并为文艺复兴的古典雕塑带来了重生。
其子皮亚诺在影响上与他匹敌，在专门的技术方面也凌驾于他之上。1271年，比萨的人民委任皮亚诺为那时与热那亚人争夺西地中海沿岸地区而牺牲生命的人修建墓地。为了墓地、公墓、神圣之野的修建，圣土从髑髅地山上被带下来；环绕着一片长方形的草地，艺术家建起了混合哥特式与罗马式风格的优美的圆拱；雕刻的杰作也被带进来装饰回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坏了其中半数的圆拱，成为一个被人忽略的废墟。墓地、公墓仅残存了一个皮亚诺的纪念碑，被重新修建。当比萨人被热那亚人打败时（1284年），他们不再有能力供给皮亚诺。他便到锡耶纳去，帮忙设计和制作大教堂正面的雕刻。1290年，他为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古怪的正面凿刻了一些浮雕。由那儿他从北方回到皮斯托亚，为圣安德烈教堂雕刻了一个讲坛，没有他父亲在比萨所雕刻的刚健，却更为自然和优雅；这的确是意大利哥特式雕刻中最可爱的作品。
在这著名的三位雕刻师中的第三位是阿诺尔福·迪·康比奥，在教皇的庇护下继续着哥特式的风格。与其他两位一样，他也与法国发生关系，在奥尔维耶托，他参与了教堂正面雕刻的工作，并为卡迪纳尔·布雷制作了一个雕刻精美的石棺。1296年，与敏锐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们一起，他设计并开始制作佛罗伦萨的三个光荣的成就：圣玛利亚·菲奥雷大教堂，圣十字教堂及帕拉佐·维奇奥教堂。
但是以阿诺尔福及这些作品，我们从雕刻而到建筑。所有的艺术都已回复到生命和健康上；古老的技术不仅重新被使用，而且以一种粗犷鲁莽的新生力，孕育了新的冒险和技术。各种艺术被空前绝后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件事情都已为将在完美的合作下结合，而达于巅峰的中世纪艺术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