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彩饰画在题材和设计上对壁画、窗饰、圣像、陶绘、浮雕和染色玻璃的影响，及这一切对图饰书籍的影响。在这些艺术中，有题材与风格的自由交流，一种不断的交互作用；有时，同一个艺术家兼持这些创作方式。当我们把一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断然地加以区分，或是将艺术与它们当代的生活分开时，对于艺术本身或艺术家而言，都是不妥当的，现实比我们的编年史更为完整；而历史学家们常为了方便起见，将合流的文化加以区分。我们必须试着不要将艺术家从培育、教导及供给他们传统及主题的文化情结中剥离。
中世纪，就像信仰时代的任何时期一样，沮丧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不恭的亵渎，即使是天才也将自我融合于作品及其时代潮流之中。教会、国家、社会，同业公会是代表持续的实体；他们代表艺术家，而个人仅是群体的口舌。当大教堂成形时，它的表面及精神将代表所有的肉体及精神。13世纪以前，历史吞噬了几乎所有致力于中世纪建筑的人的名字；而战争、革命及时间的阻碍又破坏了他们的成果。是否壁画家使用的方法当受责备呢？他们用古老的壁画法及使色彩晦暗的蛋彩画法——将色彩涂于刚用灰泥漆过的墙壁上，或用具有某种黏性物质的色彩涂在干墙上。无论是渗透或黏合，两种方式都是希望能保持永久。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它们仍会剥落，所以14世纪以前的壁画留存下来的很少。西奥菲勒斯曾描述他准备油质颜料的经过（1190年），但这种技巧在文艺复兴以前一直都未得到发展。
古罗马人的绘画传统很明显地被蛮族的入侵，及后来的贫穷消灭。意大利的壁画复苏时，它起先并非仿自古代，而是半来自希腊，半来自东方拜占庭的方法。早在13世纪，我们发现希腊画家在意大利工作——塞奥凡尼斯在威尼斯，阿波罗尼乌斯在佛罗伦萨，梅洛姆斯（Melormus）在锡耶纳……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最早的签名板画记有希腊人的名字。这种人怀持着拜占庭的题材与风格——宗教神秘的象征性图案，不要求代表自然的态度与景象。
逐渐地，当13世纪的意大利增加了财富与审美需求，并给艺术较高的报酬时，吸引了较好的天才为其所用。意大利的画家们，皮亚诺在比萨，拉波在皮斯托亚，圭多在锡耶纳，皮埃特洛·卡瓦利尼在阿西斯及罗马，开始放弃了梦幻的拜占庭风格，而在他们的画中注入了意大利的色彩和热情。在锡耶纳的圣多明尼克教堂中，乔托（1271年）绘了一幅童女玛利亚的画像，她“纯洁甜美的脸庞”使同时代拜占庭的脆弱及无生命的艺术形式瞠乎其后。
1个世纪之后，杜乔以其高贵的圣母像，带给锡耶纳一种市民共感的狂热。富有而热忱的市民们决议邀请各地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为圣母创作一幅巨大感人的画像。他们很高兴地选择了镇民杜乔，答应给他金子、食物及时间，并观察他每一个阶段的工作。3年之后，即1311年，当画完成时，杜乔加上了一行动人的签字：“神之圣母，予锡耶纳和平及杜乔生命，因其如此画汝。”——一长列的主教、教士、僧侣、官员及该城半数的人，护送这幅长14英尺、宽7英尺的画到大教堂去，中间夹杂着喇叭及钟的叮当声，这作品的风格仍是半拜占庭式的，目的在于宗教的表现而非实际的刻画：圣母的鼻子过分长而直，眼睛也太幽暗。但环绕着圣母的几个人物形象，优美而具有个性。绘于祭台及尖阁上的圣母及基督的生活景象，则有着新鲜生动的魅力。总而言之，这是当时最伟大的绘画。此画主要部分现存于锡耶纳大教堂的剧院厅或博物馆。
同时，在佛罗伦萨，契马布埃开创了绘画者的另一个王朝，支配意大利的艺术达3个世纪之久。生于贵族之家，契马布埃放弃学习法律而从事艺术，无疑令他的家人非常沮丧。他极其骄傲，他的任何作品，一旦为自己或别人发现了瑕疵，便立刻弃之如敝屣。和杜乔一样，他在意大利的拜占庭学校学习，将自负与精力倾注于艺术之中，而有革命性的成果。与最伟大的艺术大师杜乔相比，他更完全地摒弃拜占庭风格，而显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软化了前人的硬线条，赋肉体以精神，用颜色加于肌肉，给神及圣者添加了凡人的温柔纤弱，并用亮红、粉红及蓝色画帷幕，他的绘画拥有一种在他之前中世纪意大利所没有的生命及光彩。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礼拜堂中的“圣母圣子及天使们”的画，很可能是杜乔的作品。而在阿西斯的圣方济各教堂中的一幅“四天使中的圣母与圣子”，历来有争议，不过基本可以归为契马布埃所作。这幅巨大的壁画，一般记为1296年作，在19世纪时修复，是意大利绘画的杰作。圣方济各画像非常大胆地逼真——一个因见到基督受吓而憔悴者，而四个天使肇端了文艺复兴的以女性之美结合于宗教题材中。
契马布埃晚年被任命为比萨大教堂的首席画师。据说在那里，他为教堂东面镶嵌了一幅“圣母与圣约翰间的荣耀的基督”的画。瓦萨里（Vasari）曾说过一个很美的故事：契马布埃有一次发现一个名叫乔托的10岁牧童，用煤块在石板上画一只羊，便收他为学生，把他带到佛罗伦萨去。的确，乔托在契马布埃的工作室里工作，并在契马布埃死后占用了他老师的房子，开始了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的历程。
